第二节
什么是知识
——当代哲学的解释

一、当代哲学家赖尔、波兰尼

吉尔伯特·赖尔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了“知其所以然”和“知其然”之间的区别。他区分了智力（知其所以然）和拥有的知识（知其然）。对他来说，智力只在活动中才有意义，与一个人执行任务的能力相关，行动表现出智力。相对地，知其然是指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储备有知识。例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名字。他维护自己的逻辑行为主义，批判笛卡尔的唯心主义中认为知识和智力是相同的心理过程的观点。他反驳道，当一个人聪明地做一些事情时，他正在做的只有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知其所以然不能用知其然来定义。例如，一个厨师在根据食谱做饭（知其所以然）之前，可以不用给自己背诵食谱（知其然）。

迈克尔·波兰尼与赖尔有类似的行为主义背景。波兰尼在他的《隐性维度》 （The Tacit Dimension） 一书中，通过一系列涉及刺激—反应模型的假设性休克疗法的试验建立了隐性知识的概念。他对人类知识的阐述的起点是“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讲出来的更多”这一事实。他使用赖尔对于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区分，提出认知的两个方面是相生相伴的，不是独立的实体。他的假设是它们处于一个连续体中存在。他用骑自行车的例子来说明：骑车需要关于保持直立的隐性知识；保持直立和从事骑行活动，是知其然。然而，很多人都会发现很难讲清楚是什么让他们直立（知其所以然）。吉尔伯特·赖尔和迈克尔·波兰尼的哲学如图1-2所示。

二、伯勒尔和摩根的哲学范式框架

伯勒尔和摩根（Burrell and Morgan）通过推动我们深入理解知识的生产，在组织研究领域留下了一份永久遗产。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假设如图1-3所示，他们的分析始于对本体论（Ontology）假设的研究，因为这可能是任何认识论（Epistemology）立场和假设的基础。本体论关系到我们对现实的假设和认识论，关系到知识的边界和我们能知道什么。反过来，伯勒尔和摩根认为，正是认识论的假设和有关人性的假设，决定了基于一个特定视角选择的方法论。人性的假设主要集中在自由意志和宿命论之间。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urrell and Morgan，1979.

通过这些假设，他们建立了四个“社会学范式”图，按照主观—客观维度和自由意志（变革社会学）—宿命论（改良社会学）维度，划分学术界主要的信仰体系伯勒尔和摩根的四个范式和不同的认识论如图1-4所示。范式（Paradigm）用来表示将很多理论的观点结合起来的共性观点。功能主义范式从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工程的角度看问题，组织的生命在于创造和控制，不让重要的事情变糟。解释主义范式旨在通过个人意识和主观认识来了解现实。激进结构主义范式强调必须通过分析经济权力关系，推翻或超越现有社会和组织安排上的限制。激进人文主义范式旨在通过克服扭由的意识形态、权力和心理冲动及社会制约，实现根本的改变和解放。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urrell and Morgan，1979.

幸运的是，伯勒尔和摩根的四个范式有了积极的发展，即四个范式相互独立，同时向多范式研究的方向转变。焦亚和皮特（Gioia and Pitre）认为四个范式可以通过“过渡地带”相互连接，并提供了结构化理论、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韦伯的理论及唯我论等可以在多个范式中存在的例子。

三、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哲学立场

由于众多哲学立场同时存在，不同认识论的追随者之间经常出现“范式战争”也就不足为奇。在同一个阵营中出现公开争论并不罕见，例如在哲学立场前添加“激进”“后”“批判”“现代的”等前缀后，使得认识论进一步被分化。由于实证科学逐步控制了研究，在实证主义学者和反实证主义学者之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紧张状态。实证主义学者认为，社会现象包含明显的且独立的主客体关系，因而与自然科学并没有本质区别。在自然主义辩论中，反对这一立场的论据是，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是根本不同的。独立的主客体框架不能囊括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可能拥有自己的语言圈子的主体同时也是某种社会现象的客体，比如说学术。另一种反对实证主义者立场的说法是社会现实往往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这意味着，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并不具有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因为普遍的认识无法被证明。同样，这些知识往往不能形成普遍规律或逻辑严密的理论。

对实证主义者的批判是针对其立场而言的，即社会具有封闭系统的特点。社会中经常缺乏恒定的关联，这与物质世界是一样的。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这些关联是稳定的，而在开放系统中，事件并不按照一个常规的、固定的和重复的模式发生。事实上，在社会中几乎不可能被创造出一个类似于实验室实验中得到的封闭系统。有评论者认为，社会事件的多变性或许并不是因为“动荡环境”理论所提出的事件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的观点，而是因为开放系统中存在的因果关联的机制。

彼得·伯杰和托马斯·卢克曼（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在其经典著作《现实的社会建设》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中仔细考察了那些人们想当然认为真实的常识性知识。他们发现，在不同文化甚至同一文化的人之间，对“明显的”事实的认定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目标转向分析人们判断什么是“真实的”的过程。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的社会和组织环境中并没有终极真理或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体验我们与他人互动所构建的世界来了解。反对这种立场的人认为，社会建构主义者选择性地把社会现实的某些特征作为对象，而将其他特征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另外，这种观点不承认可能有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如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对可观察到的社会成果有着巨大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 cois Lyotard），他在著作《后现代状态》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中提出，历史决定现象并导致进步的观念已被颠覆，关于历史或社会的任何“宏大叙事”都不再有意义。由于人们接触大量视频、电影、电视节目和网站，会发现许多思想和价值观不再以个人主观或客观历史为基础。他举出了两个有影响力的关于追求知识的目的的元叙述，来说明这些目的并没有终极的基础。

●知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产生的；

●人们为追求解放而创造知识。

另一位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他认为：电子媒体已摧毁了我们和过去的关系，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和经济力量决定社会形态的观点；电子通信及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符号和图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

另一个对后现代思想做出关键性贡献的人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it），虽然他拒绝称自己为后现代主义者。他提出了关于权力、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话语在理解社会的权力和控制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权力通过话语来主导对社会现象的主流态度。例如，专家的言论可以成为限制其他想法的有力工具。福柯认为，知识成为一种控制的力量，并与监督、强制和纪律等联系起来。

后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者认为，在这种视角下，试图了解社会现象或改变这个世界的行为注定会失败，并且，它阻碍了人类社会一般理论的发展，而这些理论能帮助我们以积极的方式干预和塑造事物。后现代理论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要对人类社会、语言和意义的复杂性进行探索。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种复杂性是不可能被概括的，因而后现代理论的产生本身就具有复杂性。这一点在激烈的理论冲突中，以及在后现代主义支持下产生的实践和知识中都得到了反映。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将在21世纪初失去其影响力，其中最激进的主张将变得不再可怕，最终会成为陈词滥调。与后现代主义观点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不同，批判现实主义观点具有清晰和简明的特性，它将取代后现代主义学派，并提出有效力和效用的解释。

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存在四种知识误解，如表1-1所示。第一，知识可以从参与、与他人互动及观察中得到。第二，口头和书面形式的语言并不是交流、欣赏和运用知识的唯一途径。比方说，当你身处人群或险恶的环境中，视觉、听觉、嗅觉等日常生活的技能都可以提供知识。第三，知识不是成品，而是人类“永远存在”和“不断创造”的产物。第四，科学并非最高层次的知识。

研究某件事的原因意味着要回答“什么使它发生”“什么产生了它”“什么导致了它”“什么创造了它”或“什么决定了它”等问题。这些都是发生改变的象征。现实主义并不关注独立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它关注的是“起因的作用”或社会中起作用的过程和结构有关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见图1-5）。不论是否得到运用，这种起因的作用都是存在的。例如，失业的工人依然有工作的能力，尽管他们现在并没有工作。仅仅了解事件B在事件A之后发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了解事件A导致事件B产生的连续过程，这个变化的过程往往涉及多个因果机制。在不同的条件下，相同过程的操作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或者反过来，不同过程的操作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通过抽象和寻找导致结果的可能因素，可以识别其中的基本结构。官僚机构、宗教组织和企业是基本结构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