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知识
——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

从古希腊时期起，哲学的历史就可以被视为追寻“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尽管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但西方哲学家普遍认同这样的定义：知识就是“经过验证的真实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在他的“美诺篇”“斐多篇”和“泰阿泰德篇”（ Meno，Phaedo and Theaetetus） 中首次引入知识的概念。然而，知识的定义在逻辑上远非完美。按照这个定义，只要我们的信念有误，无论可能性有多小，我们对于某事物真实性的信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因此，西方哲学对追求知识充满了怀疑主义，这促使众多的哲学家想方设法地寻找可以帮助他们建立超越所有怀疑的、追求知识和终极真理的方法。他们的目的是发现“不证自明的基础知识”，然后其他的知识都可以构筑于它之上。

如上所述，西方哲学中有两派伟大的认识论传统。理性主义（Rationalism）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感官经验的产物，而是一些理性的思辨过程。按照这种观点，就存在着不需要由感官经验来加以验证的先验知识（Priori Knowledge）。绝对真理是从基于公理的理性推理中推导出来的，数学就是这种推理的一个典型。相反地，经验主义（Empiricism）宣称不存在所谓的先验知识，知识的唯一来源就是感官经验。按照这种观点，世间的万物都具有内在的客观存在，甚至当一个人产生某种幻觉时，他能感知某事物也是有意义的。实验科学是这种观点的典型。

因此，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流的认识论方法，在关于什么构成知识的实际来源上存在尖锐的分歧。另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获得知识的方式。理性主义认为，通过求助于心智构想（Mental Construct），如概念法则或理论，就能靠演绎（Deduction）获得知识。而经验主义争辩说，知识是从特定的感官经验中通过归纳（Induction）得到的。

目前，大部分有关知识管理的文献都以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为根源。这两个名字和他们的逻辑行为主义思想可以从很多著作中被看到，而且人们似乎较少质疑他们的思想基础。本章拟充分探讨知识的本质，使读者掌握与知识有关的不同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哲学反思。例如，读者可能会发现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对立统一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要比传统逻辑行为主义观点更有吸引力。

本章首先探讨西方哲学家千百年来对“知识”认识的争论。为了帮助首次接触哲学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把西方哲学家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派别，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知识管理视角如图1-1所示。这个简单的概念划分，可以作为读者参与有关知识探讨的基础。

吉尔伯特·赖尔提出了“知其所以然”和“知其然”的概念，迈克尔·波兰尼认为这两个概念是作为连续体存在的，而不是独立和分割的。大量认识论观点的发展都基于伯勒尔和摩根（Burrell and Morgan）的框架，我们将详细探讨以下四种哲学观点：实证主义（Positiv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其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在知识管理领域，不同学者著作中所包含的前提假设。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认识论的基础

柏拉图是第一位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构建一个精心设计的知识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提出的“理念”（Idea）理论，就是通过纯粹的心智之眼观察到的“形式”（Form），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渴望知道的终极理想。柏拉图认为：

在探究每个事物时，如果一个人尽可能仅凭理性，既没有在他的推理中引入视觉，也没有在他的思想里动用任何其他感官，而是用纯粹、绝对的理性试图探寻事物纯粹、绝对的本质，并尽可能地屏蔽自己的眼、耳甚至整个身体，以免它们干扰大脑的思考，妨碍获得真理和智慧，岂非做得最为完美？如果有这样的人，西米亚斯（Simmias）难道不正是获得现实真知的人吗？

因此，对柏拉图来说，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理念”完美世界的投影。人类渴望了解永恒、不变和完美的“理念”，是无法通过感官知觉认知的，唯有通过纯粹推理去获得。作为苏格拉底（Socrates）的学生，柏拉图的“理念”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的形式得以表现的。苏格拉底首先会提出一个概念让他的学生去理解有关这个概念的问题，直到他们最终形成一个答案。在随后的对话中，苏格拉底通过揭示其中的矛盾，展示他们答案的不足。最终的结果不是去提供一个可靠的答案，而是获得对该问题本质更好地掌握。柏拉图认为，“结论”没有任何特定的状态，假设和信仰需要不断地被质疑。

在一次对话中，柏拉图探讨了知识的本质，其内容被收录在《泰阿泰德篇》 （Theaetetus） （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67年）中。知识纯粹是主观的吗？为什么它比意见更好？柏拉图提供了“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的三个答案。

●知识是感知。

●知识是对真伪的判断。

●知识是对真伪的判断，并且拥有合理的解释。

每个答案都是完全按照苏格拉底的风格得出的。这些关于知识问题的答案至今未取得共识，除了它是源于感知的，并且可以为真伪提供合理的判断这两点。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的得意门生，将哲学看作一个探索人类经验复杂性的持续尝试。在强烈反对柏拉图之后，他在《形而上学》 （The Metaphysics） 一书中对世界自然和理性两方面予以综合考虑。在每一个领域，他的做法都是以“表面”（一般信仰和语言）作为开始，通过探讨难题（通过探讨矛盾，找到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信仰），再回到“表面”层次，然而对其理解却得到了提升。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将“理念”概念化为“形式”或一个永恒且超越感觉的客体是错误的。理念，或更准确地说是形式，不能与物质客体割裂开来，也没有独立于感官知觉的存在。相反地，独立事物都是由其形式、物质客体或物体组成的，各种形式的知识总是由感官知觉引起的。从经验主义的角度，亚里士多德认为：

我们所说的记忆是由感官知觉产生的，而对同一件事的频繁、重复的记忆则形成了经验；许多的记忆构成一项经验，再从经验那里——那些普适性的记忆在心灵中稳固下来，成为众多记忆中的唯一标示——产生出工匠之技艺和科学的知识，以及未来之技能和存在的学问。我们得出结论：这些知识既不是先天固有的形式，也不是从其他更高状态的知识发展来的，而是来自感官知觉。

二、笛卡尔与洛克、休谟：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年），理性主义哲学家，致力于解答如下问题：我们能够明确地知道某些事情吗？若能，如何做到？他把“确定性”看作一种精神状态，而把“真理”看作一个说明外部世界状态的属性。他把怀疑主义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并提倡质疑。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笛卡尔怀疑”（Method of Doubt）。在《第一哲学深思集》 （Meditations） 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为了解某事而质疑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放下常识，任何事情都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阶段，在任何醒着的时刻，或者正在深思的时刻，例如，你可能是在做梦，你都应当质疑。

第三阶段，试想，有一个恶意的幽灵或恶毒的魔鬼，他唯一的意图就是要欺骗你。这得出了笛卡尔的第一个确定性：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

笛卡尔认为“思维”意味着所有形式的有意识的体验，包括疼痛、知觉和情感。他认为终极真理只能通过“思考自我”（Thinking Self）真实存在中推断出来。他更进一步假设：“思考自我”可独立于身体或物质，因为虽然身体或物质具有空间“外延”的特征（或是能够看到和触摸到的存在），但是不会思考，而神没有外延，但是能够思考。至于他的认识论，笛卡尔以蜂蜡性质为例进行说明，蜂蜡的味道、香气、颜色和大小，显然都是对感官而言的。但如果我们把蜂蜡放到火边，它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因此，蜂蜡本身是不可被感知的。所以，关于外物的真知只能通过内心去领悟，而不是通过感官去获得。

勒内·笛卡尔的真正价值来自他对知识的不同方面的质疑。

●我知道什么？

●我可以怀疑什么？

●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信仰是否真实？

●我的信仰和偏见之间存在哪些差别？

●有怀疑的空间吗？

笛卡尔给理性思维提出了4条一般原则。

第一条原则：只要还没有认识清楚的，就不要相信它是真的。换句话说，在判断时，我们需要小心翼翼，避免仓促和偏见，而只接受心中已清楚明白呈现出的、毋庸置疑的东西。

第二条原则：要把每个难题尽可能分解成尽可能多的、看起来的确有必要的细微部分，以便能够用最佳方式来解决。

第三条原则：按一定的次序进行反思，先从最简单、易理解的地方开始，然后按照次序，一点点逐渐反思最复杂的知识，即使是一个虚构的次序，也不要遵循彼此之间原来的自然顺序。

第四条原则：在所有情况下，让列举完全穷尽，让检查尽量普适，这样就可以保证没有任何遗漏之处。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创始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的批评。在洛克看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本质上是客观的。即使对事物的感知是虚幻的，但是事物可以被感知这一点确实毋庸置疑。洛克将人类的精神比喻为白板（Tabularasa）或白纸（没有任何字符），即没有任何先验的理念。利用这个比喻，洛克拒绝接受理性主义者的论点，即人类精神已充斥着先天的想法或概念。他认为只有经验才能给精神提供理念，并且有两类经验：感觉和反思。洛克所说的感觉是指感官知觉，这是我们大多数理念的重要来源，而反思是指我们自己内心运作的知觉，是通过经验去领会理念的另一个源泉。

在《人类理解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一书中，洛克提出了“观念”的概念，“观念”是可以被感知的，在头脑中具有可感知成图像的属性。一个“观念”包括思想、痛苦和情绪。他认为推理就是对这些“观念”的心理操作，最终形成知识或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是“观念”之间关系的认知。他认为我们的感官为我们提供事物存在的知识，但没有提供知识的性质或本质。洛克将牛顿定律看作原始事实，它能对事物的行为和表现进行很好的描述，但不能提供解释。他敏锐地指出，牛顿最常被引用的话是“我不做假设”（Hypotheses non fingo）。洛克认为记忆是个人身份的关键，因为每个人过去的意识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人。他的格言是，不要对习俗或权威盲从，看看事实，然后自己思考。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通过对因果联系的深入分析证明了科学无用论。他承认，人们可以对“事实”进行“归纳推理”，例如通过观察B在A后面发生而推断A导致了B，就像白天之后是黑夜，黑夜之后是白天。但他认为，过去的经验不能用来对未来的行为做出结论。即使拥护推理的人援引“自然的统一性”原则，也依旧没有理由来证明这一原则是正确的。他认为真理有两种性质：理性真理（从理论中获得的解析性或先验性的真理）与事实真理（从实践中获得的合成性或后验性的真理）。

三、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综合的尝试

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条主流汇集到一起，他同意知识的基础是经验，但不接受经验主义者所说的经验是所有知识的唯一来源的论点。

在《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一书中，康德继休谟的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之后提出了第三个命题，即因空间和时间限制而尚未被人感知的先验被称为“感性的形式”。他认为，空间和时间是不可避免的经验模式，可以指定一个先验的方式（几何之于空间和算术之于时间）。虽然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先从经验开始的，但并不是都起源于经验。他认为只有在理性主义的逻辑思维和经验主义的感官经验一起工作时，知识才会出现。对康德来说，人类精神不是被动的白板，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主动地调动感官经验并提供概念作为理解它们的工具。因此，相对于经验主义，他的立场更接近理性主义。然而，康德相信我们只能知道“现象”或我们对“超验对象”和“物自身”（Thing in Itself）的感官知觉，这超越了经验。出于这样的原因，他的哲学通常被称为“先验理想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他认为知识的首要目标是使精神自由发展。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则摒弃了康德哲学中“物自身”的概念，他认为精神和物质都源自“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是通过动态的辩证（Dialectic）过程实现的。他用希腊社会的例子表明，辩证过程始于一个“命题”，这时社会中的理性和感性之间是和谐的。然而，他指出这种稳定的状况并不能持续下去，通过后来的“苏格拉底式提问”，它的“对立面”开始崛起，导致了希腊社会的崩溃。辩证法就是通过调和论点和反论点，或者抛弃不合理的地方并保留合理的地方，从而产生一个综合（Synthesis）。对黑格尔来说，知识始于感官知觉，通过辩证地净化，感官变得更加客观和合理，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自知阶段。“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是知识的最高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立场更接近理性主义，而不是经验主义。凭借这种绝对的理性主义，他试图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笛卡尔二元论。

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通过将黑格尔的辩证的动态性与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又一次尝试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进行综合。他反驳了黑格尔的抽象和理性主义哲学，因为它不能解释人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和互动关系。按马克思的说法，感知是认知者（主体）与被认知者（客体）之间的互动。在追求知识时，主体和客体都处在一个相互适应的持续和辩证的过程。客体在被认知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至于主体，英国经验主义者认为叫作“知觉”（Sensation）比叫作“注意”（Noticing）会更好，因为这样会暗示行动（Activity）。因此，知识是通过做事情或“行动”获得的，并且其真实性会在实践中得到展示。然而，马克思的兴趣并不在知识本身。他真正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这个世界。

四、20世纪对笛卡尔二分法的挑战

笛卡尔二元论中的主体和客体，或者心和身，都是从“人类的本质就在于理性思考自我”这个假设中得出的。这种“思考自我”通过把自身孤立于世界和其他人来追寻知识。但当代对笛卡尔二分法的挑战强调在追寻知识时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某种形式互动的重要性。我们将简要描述詹姆斯（James）、杜威（Dewey）、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所做出的贡献。

美国实用主义者（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对知识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信仰、意义、行动和探究之间的联系。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Peirces，1839—1914年），通常被认为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之父，主要研究我们如何能够理性探索世界的问题。在《探究的理论》 （Theory of Inquiry） 一书中，他建议我们通过对假设的检验来做研究，并相信恒量也可能是可修改的或错误的。在科学探究中，他提出了知识发展的几个阶段。

●“溯因”探究（Abductive Inquiry）提出需要检验的理论；

●“演绎”探究（Deductive Inquiry）为检验理论做准备；

●“归纳”探究（Inductive Inquiry）评估检验的结果。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年）提出了一种务实的真理理论：我们的信仰需要与相关的基础证据相符合。例如，他认为，我们对一种理论的偏好需要基于纯粹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力量。人在世界上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将皮尔斯的探究理论应用到了社会和政治哲学领域。在《确定性的追求》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一书中，他认为科学活动和“探究”在本质上是动态的过程。他反对知识“旁观者”的观点，认为人类活动是人类将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存机制在动态环境中得以生存的结果。杜威强调知与行之间的联系，鼓励孩子们边做边学，在活动中学习，通过解决问题来学习，杜威对教育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影响了许多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他重点研究“思考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为现象学（Phenomenology）奠定了基础，即从哲学上深入探究人类自我的意识和其他客体。他对比了自伽利略以来现代科学的物理客观主义与康德建立的先验理想主义，并强调意识及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某些知识只有通过描述“纯意识”（Pure Consciousness）及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可能获得。通过“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可以达到“纯意识”，这种方法是把关于现象的所有事实知识和合理假设放在一边，这样就可以分析其纯粹直觉的本质。

在胡塞尔的经典之作《逻辑研究》 （Logical Investigations） 中，他基于我们的主观意识是不可被否认的这一前提，开始对知识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我们的意识始终是对事物的认识，在实践中，很难区分意识状态和意识对象。他将精神内容的导向称为“意向”，精神中解释这种意向的方面则被称为“内容”。例如，在他认为的意向中，有没有椅子并不重要，只需要在世界上所有的对象中找到一把椅子，他可以归纳并进行“现象学还原”。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人能在没有直接接触精神内容（意向）的情况下体验到任何东西，这成为他所有认识的不容置疑的基础。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就是让事物来展示自己，因为它们就在自身之中。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是胡塞尔的学生，他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分析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模式。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人类通过“必须做某事”来证明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例如“生产某些东西”或“使用某些东西”。这些“实践性”行为或行动必须运用理论认知。换句话说，我们“存在”的特征就是与世界上其他的事物发生主动关系。所以，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不是像笛卡尔“思考自我”那样的超然旁观者，而是在知识和行动之间能够密切关联的那个人。他因此拒绝接受思考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笛卡尔二元论。

在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回答“存在问题”。在《存在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是“此在”（Dasein），即存在的意思，并认为人们如何应对特定的情况是活动的最大特征。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遵守公众规范并通过分享应对技能实现社会化时，我们成为“此在”。任何一个“此在”都不完全知道世界的运转。他用“不自在”（Unheimlich）来形容由于存在却不知为何存在而造成的令人不安的焦虑和内疚。这一概念被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所接受并认为“此在”无意义，人们会由于经验的缺乏而感到不安。

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在经过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后，被进一步加强了，存在主义深入探讨了个体人类存在与生活经验。虽然大多数现象学家认为知识可以通过反思获得，但存在主义者强调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行动到底。法国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说，为了人类现实存在就是行动，行动必须由意图（Intention）来定义，因为意图就是对结局做出的选择，同时因为我们是在行为中认识世界，正是有意图地选择结局，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强调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在美国哲学传统“实用主义”（Pragmatism）中找到。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詹姆斯认为，如果一个理念可行，它就是正确的，只要它在现金价值方面对生活有影响，它就有意义。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被杜威进一步发展了，他反对将“理论和实践”与“知识和行动”截然分开。他坚持认为理念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它们能够付诸行动，无论大小，它们都能以某种方式重新安排和重新构建我们生活的世界。

让-保罗·萨特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也深受笛卡尔的人类意识的影响，认为人类意识是自由独立于实体世界之外的。在《存在与虚无》 （Being and Nothingness） 一书中，萨特将意识描述为“无”（不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一种活动（世界上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由于意识是虚无的，它不遵守因果关系的规则。这是萨特的文章的基础，并推动了人类将自由放在首位。他认为意识始终是自我决定的，并遵循悖论：它始终是它所不是的，而不是它所是的。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也反驳笛卡尔的心与身二分法，他认为感知（Perception）是针对某事物的身体认知行动，意识（Consciousness）“不是‘我想’而是‘我能’的问题”。正是借助于身体，我们才能感知事物，了解他人。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模糊”的，因为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身体的主体不仅存在、寄形于世界的当下，而且包含身体习惯的知识，如驾驶汽车、盲人使用盲杖及打字等。尽管存在经验主义的倾向，但梅洛-庞蒂在内心深处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批判经验主义者“由感官碰巧提供的数据进行推断”，并断言基于这种数据的经验主义理论“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知识”。

当现象学已经尝试描述和分析现象，或者康德哲学的“物自身”如何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时，另外一场20世纪叫作“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运动聚焦在人们描述现象时所用的语言。在这场哲学运动中，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早年，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与逻辑相对应的现实的“图画”，并把形而上学斥为“荒谬”。他有句名言是说，对于我们不能说出来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他在晚年把语言视为人们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或互动。此外，“知道”（Knowing）是身体上的行动，是努力改变事情状态的意愿，而不是超然于世外。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知道”（Knows）这个词的语法显然与“可以”（Can）“能够”（Is able to）紧密相关，但是也与“理解”（Understand）密切相关，“知道”（To Know）有这样的用法：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了”——类似于“现在我能够做了”或“现在我理解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主要关注语言在人类的思想和生活中的角色。在《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语言代表现实，句子代表事物的状态，那么句子和事物之间就必须有共同的东西。作为他的“意义的图像说”的一部分，他认为句子是一个可能的事实的图像，并且是构成意义的基本单位。此外，他认为，句子中词汇（名称）的安排对应着世界中对象的安排。这导致他的假设是，现实世界的结构决定了语言的结构。

在之后的著作《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维特根斯坦使用了“工具”的概念，认为词汇是工具，而句子是设备。词汇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得到使用，而语言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现实世界。语言不是通过严格的逻辑结构组合在一起的，不像他早期认为的那样，而是由多个简单的子结构或“语言游戏”组成的。 MEMUUOpDzQqfKfhJeLTYcFhqWnZjwRCSk+dmZH3LmE47n5TK/g0iagjceFoYJe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