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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尚的权力以爱实现正义的诉求，最高尚的正义以权力消弭所有对爱的挑战。
——马丁·路德·金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正念地活》《觉醒：在日常生活中练习正念》《正念疗愈的力量》里关于正念在个人层面上的所有探讨，都同样适用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物种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事作为。想想当前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着什么吗？还是我们仅仅在构造着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来自我们对某些新闻平台的信任或者不信任；来自我们对某些叙事的反射性认同和对其他叙事的断然拒绝；来自对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沉迷；来自我们对某些事情的喜欢或讨厌、渴求或恐惧；来自我们对事情表象的笃信，或对事情本质的凭空想象。
挑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用正念觉知的“非二元”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身为我们所居住或者所认同的国家和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分子，我们是否能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互动？比如，我们会对那些呈现在我们面前，引发我们的偏见和无知的所谓“新闻”，有所辨别和了知吗？我们会注意到那些早晚会对我们的私人空间和个人生活产生影响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吗？那些事件实际上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却常常游离于我们的直接经验之外；直到有一天，给我们当头一棒。无论这些事件是关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地缘的、军事的、环境的、医疗的，还是某些复杂的结合体，比如全球变暖、性别身份规则的变化，或是因战乱或者饥荒造成的大规模难民危机。有一天，当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我们不完全了解的力量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对这一刻保持觉知？毫无疑问，和这些力量比起来，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它们搅乱了我们的个人生活、传统和文化的安适感——这会令人感到痛苦和恐惧。然而，倘若我们不会出于堕入恐惧的本能而去抗拒这些力量，同样的力量会将我们置身于一个更加宏大的愿景里——因为正面临威胁的人类的根本问题多得是。
因此，最根本的困难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全新的维度——正交（orthogonal）
。我们是否能在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同时，又不至于让它过度地威胁到我们的福祉和安全感？我们是否能够具身体现慈悲？在我们作为个体的、国家的和一个物种的自我意识面临着改变、不确定和潜在威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具身体现智慧？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吗？这是我们如今需要面对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来自头脑和心灵的内在世界的挑战。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彼此映照，给了我们无限的机会来塑造我们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被它们塑造。也许，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也完全可以像《正念疗愈的力量》结尾处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的《爱无止境》中写的那样——站在自家门口迎接自己，再一次爱上那个陌生人，你自己。
我们只需要用《正念地活》中的老妇人/年轻女子的形象或者卡尼萨三角（Kanizsa triangle）作为提醒：我们很容易被事情的只鳞片爪蒙蔽，或者固执地将自己对一些事情的错觉当成现实。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应付的复杂多变相比，这些不过是简单的例子；更不用说我们的国家和世界要面对的种种情势了。如果不能细致观察自己如何看待和了解事情的方式，我们往往会误判复杂的形势，而且狭隘地执着于对片面或者局部的看法。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仅仅因为不愿意看到事情的某些方面，而不假思索地将这些或许可信的部分排除出去。这种执拗的心态，这种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无论对错都怀有偏狭的、盲目的执着，会给我们自己和他人制造敌意和痛苦。将自己的觉知向内和向外地拓展开来，与那些和自己截然不同但或许也有可取之处的了知、看见和存在的方式做一点接触——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点这样的尝试，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治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加健康、更加有智慧？
无论你持有或不持有什么观点，无论这些观点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或者仅仅是你在家里对一些日常事务持有的立场，花点时间想想那些持有截然相反观点的人。他们是全都被蛊惑了吗？他们都是“坏蛋”吗？在你的心里，是否存在着将他们非人化、刻板印象化，甚至将他们妖魔化的倾向呢？你是否会对“某些人”做一些以偏概全的论断，而且对“那些人”以及他们的特点、智力，甚至人性做出一概而论的评判呢？当我们开始关注自己思维活动的方式——意识到想法仅仅是想法、观点仅仅是观点、情绪仅仅是情绪，我们会很快发现，自己同样会用这种以偏概全、“贴标签”的态度去对待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以及我们最爱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家庭有时会让我们发疯，但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觉知、慈悲和智慧的实验室，并在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践行和呈现觉知、慈悲和智慧。当我们执着于“自己一定是对的，别人一定是错的”的时候——就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而且面临的风险非常非常高（或者至少我们坚定而执着地认为风险很高），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可能会扭曲，我们可能会陷入臆想，从而对实际的情势和我们所处的关系造成破坏，而这种破坏远远超过了所谓有效的“客观性”和任何一种立场本身的价值。当我审视自己的心念时，我必须承认，我每天都在经历着以上的种种，而我必须特别小心地觉察它们并且不被它们彻底带偏。我猜，这种经历非我独有。
倘若你也有些许这样的经历，而那些和你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人也很可能是这样看待你和你的“同道中人”的。这种相似的经历有没有可能为我们撩起真相的一角，让我们意识到彼此之间至少还拥有一些相同的基础、共同的利益和一个更大的真相？还是，我们看待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变得如此两极分化和如此盲目，让我们完全看不到，也无法知道事情的本来面目了？或许，那些相似的经历能够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并不真的知道，而就在这“不知”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和潜在的疗愈力。不知，既不是无知，也不是蒙昧。这是慈悲，这是智慧。比起出于恐惧而建造围墙，或相互指责，或借口发动战争，或无休止地分化“我们”和“他们”，了知自己的不知会更有力量，也更有助于疗愈。
只有了知自己的不知或是一知半解，我们才能够在头脑和心灵中拓展出巨大的空间和额外的维度。想想韩国禅宗，崇山禅师对那些心存执念的人是怎么做的（见《正念地活》和《正念疗愈的力量》）。他说：“如果你说，这是棍子、手表、桌子、顺境、逆境或事实，我会敲你30下（这只是象征层面的说法，他并不会真的打人）。但如果你说，这不是棍子，不是手表，不是桌子，不是顺境，不是逆境，不是事实，我还是会敲你30下。你当如何？”
记住，他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吾即他的思维窠臼中跳脱出来。让我们经历这种“非二元”的困惑，是一种慈悲；点明我们常常自己走入这种二元思维的陷阱，也是一种慈悲。
是啊，你当如何？我们又当如何？话说回来，铁锹不就是铁锹吗？何必拐弯抹角地把它叫作“花园种植工具”？
何不干脆认定，这就是族群灭绝、谋杀、剥削、公司犯罪、线上线下的系统性欺诈，结构性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好吧，我们当然可以这样下定义。有的时候出于道德，我们必须站出来，将我们所知道的事情真相不加掩饰地说出来。但是，如果你真正知道、真正清晰地看到事情的本质而非仅仅执着于你勾画出的“真相”，你会很快地意识到，指出“这确实是一把铁锹”也许并不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或是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当你沉迷于定义所谓“真相”的时候。无论挺身而出、去给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多么重要，但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还有比下定义或贴标签更恰当的反应。也许我们迫切地需要以智慧回应，找到一种具身体现的方法，然后在和他人的互动中培育正直和尊严；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去贴标签、谩骂，或去附和这么做的人。
如果它确实是一把铁锹，拿起它，招呼众人一起挖土倒也合适。将我们对当下事情的理解通过行为呈现出来，也许是我们在此刻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倘若我们还愿意从自身行为的后果中学习，我们或许能够渐渐地接近智慧。除此之外，任何其他反应都可能会迅速流于空谈。政客在竞选公职的时候会说，这是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此做些什么。可是为什么一旦选上了，他们对这个“问题”及其重要性的看法会变化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比方说，那还是一把“铁锹”吗？还是当时为了方便给政客做敲门砖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被“叫作铁锹”？
套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人类已经知道如何翱翔天际、沉潜海底；然而，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脚踏实地。无论海洋和太空多么有趣或者引人入胜，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疆界不是海洋，也不是外太空。最后且最重要、最迫切需要我们关注的疆界，是人类的头脑和心灵。这需要我们去了知自己；最重要的，从内在了知自己。那最远的疆界，实际上就是意识本身。我们的意识是我们所有知识的集合，是这个星球上所有智慧的集合，它包括了所有不同的学习途径，比如科学、艺术、本土的传统、冥想的探究，或者正念练习的具身体现。而这，正是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居住在世界不同角落的我们被各种方法联结在了一起。于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在明天或是下个月对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无论这个事发生在赫尔辛基、莫斯科、布鲁塞尔、巴格达、吉隆坡、墨西哥城、华盛顿、喀布尔、北京，还是出自白宫的推特。更不用说那些保障国家的所有“细胞”平等地从“血液供应”中受益的民主制度、多元接纳和平等法治正在面临持续的威胁。正念，与那种自欺欺人、自私自利、一味追求自身安全、幸福和收益最大化的做法截然相反。对正念以及对群体疗愈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能让我们在森林中环顾四周，得其全貌。无论局部有多重要，我们都不会沉迷于一枝一树；不至于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正念提醒我们，那些被狭隘的、未经审视的想法和观点扭曲的视角，通常由不同程度的恐惧、贪婪、仇恨、妄想和地方部落主义所驱动。在这个时代的电台广播、社交媒体、或许是机器人的包含恶意的网络个体以及各方随处可见的罔顾事实的孕育和煽动下，这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人类本能，成为一个巨大的蒙蔽人心的陷阱，使我们难以看到新的开始和可能性。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只不过，在形成自己观点的时候，如果我们越多地考虑到事情所基于的宏观和微观因素，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和世界交流，和自己的工作、渴望和内心的呼唤交流。这样的交流能培育更多的智慧与和谐，而不是更多的冲突、苦难和不安全感。
如今，在各个领域的个人和群体都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比珍贵的机会和途径，不让我们被自己的破坏性情绪和不加反省的自我中心裹挟和蒙蔽，而是让“感官”觉醒，也让“理智”觉醒。这么做，也许能让我们觉醒并意识到在千万年的人类历史中，“不安”已经逐渐成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痼疾。在个人生活和国家间的交往中，我们可以采取实际的措施来展望和培育获得平衡与和谐的新的可能性——比如，意识到和尽力消除自己的破坏性倾向、偶尔的丑恶卑劣以及那些只会滋生内在和外在不安和孤立的心态；当我们对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用自身的创造力去疗愈群体而做出属于当下的选择时，尽可能地启发和具身体现我们智慧与慈悲。
*
在这四本书里，通过探究“疾病”和“不安”的寓意，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和理解人类不安的深层本质——从物质、教育和其他很多方面来看，我们在发达国家的生活比所谓“发展中国家”里的绝大多数人要好得多，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要好得多。即便如此，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生活不尽如人意，总是觉得要填补某种缺失才能让自己感觉完整？ [1] 如果更高的生活水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丰足，甚至历史上最好的健康和医疗都不能够让我们觉得快乐、满足和内心平和，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要怎样，才会对自己、对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和一个物种，我们能够从这种不满足中了知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要怎样，才能不再做自己的陌生人，才能全然地接受自己的本来样貌？我们要怎样，才能了知和具身体现我们的固有天性和我们作为人类的真正的潜质呢？
看一看自己的内心。我们可能会问，如果像我们在正念培育中反复看到的那样，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本自具足了，那么作为社会个体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在当下感觉完整和快乐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不要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头脑中，不要总是被裹挟在念头、渴望、情绪反应的波动和成瘾里，无论是对食物（肥胖症流行），还是为了麻痹痛苦（阿片样物质流行），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总是以为，这些试图改变现实的努力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我们终于可以摆脱痛苦，获得快乐与平静。然而，在这无休止的，常常不顾一切地企图改变外部环境、情势和源头的努力中，我们最终会受困如囚徒。
往深一层想，我们可以看到自己那些习惯性的、有诱惑力的执念——它们实际上错误地寄托在了一个无比持久但同时又令人惊奇地无从把握的、顽固不化的“我”的意识上。这模糊的“实我”（solid-self）的感受，如果通过正念的视角来检视，会很容易发现是一种幻觉。我想在内心深处，我们对此都心知肚明。然而，这永久的、实际存在的“我”的意识和与之伴随的自我中心，似乎在不停地迷惑着我们，驱动着我们奔波追逐着那看似无尽的需求和欲望。当我们在这个“我究竟是谁”的谜团前觉醒时，即便只是瞬间，我们会发现那个自我建构的“我”比我们整体的存在要渺小得多。这一点，于个人，于国家，于社会都是同样的道理。而最终，这些洞见和随之而来的通达来自当下从我们自己身与心之间培育出的更多的亲密感和熟悉感，来自认识到我们以为的彼此分离和割裂的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自超越那种滋生幻觉的执念——我们可以为狭隘的利益而任意驱使天地万物。
实际上，通过当下的觉醒以及意识到我们和我们居住的世界根本别无二致，我们的整体性和彼此的相互依存可以在此时此地被印证。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通过正念的系统性练习，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培育和滋养这种觉醒，在建立对群体健康各个层面的更广泛共识和责任感方面，所有这些方法都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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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念练习和对内心深深的探询，我们变得越发熟悉和亲近那些可能是我们的不安和痛苦的根本源头，那些心中贪婪、仇恨和无觉知的根本源头以及它们作用于这个世界的诸多方式。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或者感受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更加有效地减少、消除和超越我们和他人的痛苦；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向内和向外地，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痛苦的根源。
也许，它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伤痕累累、动乱频发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拥有健康或和平的——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伤痛是由人类的作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是人类强加给地球的；它是我们对彼此间联结的理解缺失以及人类变得“更聪明”之后依然存在的关爱缺失带来的主要后果。当然，这是人类的一种特有作为；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愿意去做一些特定的内在功课，这种行为依然是可以修正的。假如我们能带着对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深切关联、真实的需求和本性的更多的觉知来看到不同生活方式和作为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当由我们自己的贪婪、恐惧、仇恨和蒙昧构成的扭曲视角出现时，假如我们能够学着辨识它，而且不让它蒙蔽人性中更加深刻和健康的部分，即便是人类内心中特有的偏颇和狭隘也是可能改变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我们作为个人、国家和物种，愿意以觉知、慈悲和一定程度上的非本能反应去拜访和抱持我们所经受的痛苦和挣扎；让它们向我们倾诉，向我们揭示相互依存的新的维度，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痛苦的根本源头，促使我们将自己的共情扩展到身边最亲近的人之外的群体中去。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人都必须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免于剥削、不公和来自他人的屈辱。或者说，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人权都应该得到保护。我们知道令人悲哀的是，对于此时此刻这个星球上、在美国或美国以外的许多人来讲，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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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比喻来描述我们人类对这个星球的影响，甚至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健康和福祉带来的影响，算是恰如其分。另外一种说法是，我们人类不知为什么总是自讨苦吃。即便有着所有的聪慧，我们总是被我们不知不觉中在自己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所绊倒。在这四本书中，我提到，我们在过去40年间的医学研究中学到的身心连接、正念和诚挚之心的潜在疗愈力量能够极大地运用到我们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正在遭受的巨大不安上。这种不安的症状在我们每天的报纸、有线电视、广播节目和新闻推送中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被放大，挑战着我们的想象力，甚至有时候让我们怀疑自己是否精神正常。
就像探索正念作为一种冥想练习和存在方式所呈现的其他角度一样，探究正念和群体领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要去改变我们或者他人的观念，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些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培育更多的正念并不是说我们要跳入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和观念，无论它们在某些时候听起来是多么打动人。正念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时时刻刻从整体性的角度，为了我们自己，以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它能够做的是向我们揭示，我们的观点以及所有的观点都仅仅是观点而已。带着这种认知，我们都能够如其所是地了知这些观点，而且有可能不被它们所挟持或者蒙蔽——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即使我们有时会有意识地选定某种特定立场，紧紧地抓住不放，并且基于自己的信念来采取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正念邀请你端详你自己内心的镜子，理解你自己的执念，探索那些还没有被看到的疗愈和探询的可能性，拓展我们看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在某些问题上掉入反射性的、基于政党派别立场的同意或反对
。这种“如其所是”地看待经验和现实的存在方式邀请我们一起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去做一个意识转换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当你、我和所有人将心念带到“当下之境”（nowscape）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既可以像世界一样宽广无垠，同时又可以像这个身体里此时此刻的这口呼吸般亲密无间。作为一种正式的冥想练习、一种存在方式以及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正念的精华所在和天赋所在。
说这些的目的也是要提醒我们，觉知并不是被动的。我们在任何时刻的内心活动和随之而来的任何东西都在影响着世界。当我们的行为出自存在和觉知时，它很可能会更智慧、更自由、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富有关怀；同时这个行为本身也可以催化更多的智慧、慈悲以及对这个社会和对你自己心灵的疗愈。各个阶层和群体有意识地参与正念，即便以最不起眼的方式，都有可能带来真正的繁荣、人类创造力和潜能的真正复兴，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和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健康，因为我们都是世界这个整体的一分子。这，正在很多不同的领域以微小但非渺小的方式发生。复兴，已在路上。
我所说的这个世界会因我们所有人为它的福祉承担更多责任并且将更多的正念带到人群中去而受益，并不是指针对某个特定的问题开一个特定的药方，也无意事无巨细地描述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去指责某个党派、个人、传统或某种思维方式，尽管在某些时刻我们会有反射性的冲动去这么做。相反，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印象化的表达，如同印象派油画——只有当你退后一步，在一定距离外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端详而不是过分关注于一抹一画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它的全貌和纵深。这种表达的本意也是一种富有爱意的启发性的邀请，邀请我们所有人用全新的方式看待和挑战我们最为看重的假设、依恋、恐惧和那些或许未经检验的立场和视角，并呼吁我们所有人开始用新的方式投放注意力。它还呼吁我们仔细地审视我们感知或了知事情的固有方式，或者自以为我们感知到或了知到某些事情的方式。这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怀着正念，积极地检视我们形成个人观点的特别的过程，然后在我们的身份（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以及我们认同的是谁）和这些特有观点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这是一份邀请，邀请我们以新的隐喻来了解我们自己和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致敬真实世界的实际复杂性；但同时不会忽略一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大脑创造了，或者你可以说编织和激增了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国家所面对的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像其他所有的问题一样，并不像我们的大脑以为的那样真实、持久且永远存在。这一见解本身就足以支持我们用全新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应对那些常常看起来难于驾驭的情势和恨意。我们应当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两句名言来提醒自己：第一句是，“现实不过是一种幻觉，尽管它非常持久”；第二句是，“今天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无法被那些创造它们的思考所解决”。在我们直面多舛的人类境遇来培育正念时，这两句名言是值得我们记在心里的。
我们可以说，人类大脑编织了所谓的“真实世界”以及在了解“真实世界”和那个同样由大脑构建的所谓“永远的自我”时给自己设立的种种限制。如果我们检视和敏锐地觉知我们的大脑如何感知、理解和构想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称的世界，很多这些加诸己身的、虚幻的画地为牢将会随着我们基于这种意识转换上的行动而消失。
具体的改变将来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练习。这种希望仅仅通过强制推行某个我们笃信的“办法”或改革来解决或纠正所有问题的心态本身可能就是无益的，无论这样的努力看起来多么重要。在看待问题和存在的方式上，我们需要一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疗愈。这就需要很多人（实际上是我们所有人）的广泛的意识转换，同时愿意如其所是地看待事物，并且以富有想象力的全新视角以及我们内在以及外在所能获得的所有资源和专业能力加以应对。不必寄希望于某个魅力无穷的领导人作为特别的“救世主”来“为我们做这件事”或者“给我们指明方向”，或许我们在作为一个物种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人类需要超越由英雄式的、一呼百应的人物所掌控的历史，无论这些或伟大或邪恶的人们如何超乎凡人。我们需要找到途径来使这种责任和领导力更加分散，并贯彻一种合作精神，就像心脏、肝脏和大脑不会彼此打架以求主导整个有机系统，而是为一个无缝整体的福祉彼此协作，就像共同组成了一个健康人体的不计其数的细胞体那样。
面对那些或许可以被称作“普遍性压力”的、有着不同意思和内涵的“苦”（dukkha，请见《正念地活》）以及“苦”的深层根源，如果存在着一个解决人类物种目前困境的药方的话，那会是一个通用的、听起来也许奇怪的药方——那就是，每一个被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和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所触动的人，都会去培育更多的、作为一种实践和存在方式的正念；我们将正念优雅地、温和地带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使命如何；我们各自尽力地、共同地修习它、呈现它，仿佛我们的生命和这个世界完全依赖于它。
我们在此时此刻选择如何生活和行动会给这个世界带来细微的影响——也许还有丰厚的收益，特别是如果这种选择背后的动机是整体性和符合道德伦理的，而且行为本身是智慧又富有慈悲心的。这样，群体的疗愈可以在没有僵化的控制或导向的前提下进行，通过许多不同的人和机构内部各自独立而又彼此依赖的主体和努力来实现；这些个人和机构有着多元且丰富的视角、目的和兴趣，但同时又有着一个普遍存在的、内在统一的、关乎世界更大福祉的利益点。这正是最良善的政治所推进和保护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尝试正念练习，无论是短期的或长期的。然而一点点地，就像这些年发生的那样，通过许多不大可能甚至无法想象的途径，那些选择这条通往澄明和智慧的道路的人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在成长着。对于接下来几百年的人类世代以及此刻的我们而言，我们手中握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作为人类个体、国家以及一个物种去了解我们潜在的创造力和认清事物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投入到服务于整体性、具有疗愈和包容的工作中去。我们可以将这些能力投入我们声称自己最渴望以及能够给我们最大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东西：公正、慈悲、公平、免于压迫的自由、全然和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以及和平、良善和爱——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和那些我们最为认同的人，也为了与我们在生命的孕育和延续上息息相关的芸芸众生。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独特时刻，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这个转折点是渐进的或激进的，还是两者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可以获取的、可以用好每一次呼吸的独特机会。要这样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在此时此刻以这样的面貌展现的时候，以身作则地践行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和我们对所谓最重要的事情的理解；即便在最小的范围内彼此分享、信任这样的具身体现，你也会把这个世界带向更多的智慧、健康和澄明。
这将会是一个了不得的实践。但是话说回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不可思议而弥足珍贵的生命，还有什么更值得去做的呢？
[1] Hans Rosling, Factfulness : Ten Reasons We're Wrong About the World——And Why Things Are Better Than You Think , Flatiron, New York, 2018;Steven Pinker: Enlightenment Now : The Case for Reason, Science, Humanism, and Progress , Viking, New York,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