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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在哪儿？现在是何时？我曾到过何处？我曾做过何事？我正在干什么？
不，这不是高更画作的标题，虽然看上去很像。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庆幸自己记得在使用完火炉后关掉它，更难的是之后回想起来也确定关掉了火炉。然而我们很少因为觉知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自己是谁、在哪儿或当下的时间而感到幸运，说真的，我们确实应当感到幸运。对于这相当不可思议、使人振奋并每时每刻在了解生命意义的觉知，我们的态度太理所当然了。
我的父亲由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而慢慢丢失了大部分的记忆，于是我开始不安地意识到我将太多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我知道我去过哪里，如何去的，之前发生过什么，接下来将发生什么，这些都是我不需要去思考就能知道的事情，因为我就是知道。而对于我的父亲，这些都消失了，如同他的大脑中开了一个巨大的洞，时间、地点、因果关系都处于早期关联中。
我的父亲埃尔文·卡巴（Elvin Kabat）将他全部的职业生命奉献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之后的二十年，他虽已高龄，仍旧每周往返于纽约的实验室和马里兰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他当时还在NIH负责一项科研项目，编辑、上传并不断更新所有已知的抗体分子及基因的序列。
一天，父亲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打电话给我并详细讲述了一件事：他们在医生餐厅就餐快结束时，我父亲提及他将前往机场返回纽约，而问题是，他人已经在纽约了，接完这通电话，我和我的家人就已明白他的状况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异常的事件，准确来说就是我无法阻止自己觉察父亲患病这一系列意识在我脑海中出现的开始。一次，父亲高兴地描述他在当年的报税中，让美国国家税务局（IRS）给他偿付了所有往返纽约和NIH的差旅费。（我曾以为这笔费用已经从他的基金经费里报销了。）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把扣除额和偿付混淆了。我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感觉，内心深处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攫取，随着自己对这一感觉的觉察和觉知意识的出现，这种沉重的感觉在不断下沉，一直降至胃部，引起一阵恶心。这件事带给我的感觉和他无法记起一个单词或者不记得把钥匙放在哪里完全不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对于我父亲而言预示着什么？父亲的导师——伟大的免疫学家迈克尔·海德尔伯格（Michael Heidelberger）活到了103岁，直到102岁时，他还坚持每天出现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和自己的学生们见面并撰写科研论文。我父亲的一个心愿是保持创造力并在他深爱的实验室里坚持他的“生产工作”，这个心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强烈。在他的一生中，他几乎毫无例外地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或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锐利的智慧。他在微生物学领域享有一席之地，兼任三个不同部门的教授，并因免疫化学和分子免疫学领域的出色工作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终生院士，曾受邀在各地开展授课和顾问咨询，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走到这个地位，源于他在麦卡锡时代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与美国公共卫生署强加于基金申请人身上的忠诚宣言相抗衡。他曾公开强烈抵制NIH，不准自己实验室的科学家接受美国公共卫生署的资助，至少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的抵制行为持续到政府几年后做出退让并撤销了这一要求。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还记得那天他回到家，开了一瓶香槟酒庆祝这一胜利。他所崇拜的是有原则的行为和忠诚，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最主要的道德标准是——让数据为自己说话。据我所知，他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从未背离过这一信条。
他与来自全球的同人合作，依托自己的实验室平台发表过将近五百篇科研论文，合著出版了《实验免疫化学》（ Experimental Immunochemistry ）的三个版本，这本重量级的教材堪称他们学科的“圣经”，同时也编纂出版了其他技术书，即使我有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也一点儿都读不懂他的著作。但是现在，他竟然无法区分扣除额和偿付；来我家时还要问我这是谁家；他愉快地告诉我他和电话公司有特殊关系，缴纳电话费时可以直接给他们开存款单而不用开支票，他讲话时语气那么坚定和讨喜，有那么一刻我差点就相信了；他还一遍又一遍向我们讲述曾在非洲和一群小矮人一同生活的场景，当他到小矮人的村庄时，发现那些小矮人见到他“非常开心”，并且已经阅读了他的科研论文和图书，他不曾忘记那些小人儿都很敬仰和尊重他的画面。当我问起是非洲哪里的时候，他回答“南非”。就这样，他徘徊着，迷失自己，他已经无法读懂自己的著作，不能认清谁是自己的朋友。
当痴呆降临，像一块帘幕遮盖在他的记忆和他的认知上，他不记得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发生何事，无论这个疾病带给他什么，我都珍视与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我们会挽着对方的手静坐，有时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能够坐很长时间，就像我们在一起冥想，只是他用他的方式，而我用我的方式，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这些时光珍贵而又痛苦、恼火。
他也有自己的快乐。一天，他坐在花园里，面朝一个很高的篱笆栅栏，后面竖着一根电话线杆，以灌木和蓝天为衬托，一根很长的电线一直延伸到那电话线杆，之后就没有再延伸出去（应该是从电话线杆后面延伸到地下了），他突然莫名地说了一句：“那里就是电线的终点。”
没错。我脑海中闪现过我们两个静坐在长凳上的画面，如同一张照片，从我们身后的角度拍摄，电话线杆架着长长的电线在蓝天的衬托下矗立在面前。这真可谓是“线的终点”，对于他而言更是如此。
还有一次，他从窗户看到自己居住的疗养中心来来往往的救护车时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就会把你扔出去。”
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思维和身体能力的退化，当他也有这种感受时就会抱怨几句，直到这种感受也退化消失了，他就再也不能认出自己的妻子、孩子和孙辈。但他能在打电话时根据声音辨识出我们，我会在电话中跟他打招呼：“你好呀，爸爸。”然后他就能立马知道我是谁，从来不会把我和跟我声音很像的两个兄弟搞错。他会温柔而亲切地跟我打招呼“你好呀，我亲爱的乔尼
”，这种辛酸、感激和悲伤的感觉简直把我折磨致死。
直到某一天，他去世了。在他弥留的几个小时里，我将他揽在怀中，为他唱最爱的《吉伯特与苏利文》中的歌曲，这些歌曲都是我小时候他唱给我听的，只是改编了歌词，告诉他我们都很爱他，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可以安息了。除了这些歌曲的穿插，我还为他吟诵了这些年我从不同的传统文化中学到的所有圣歌，包括英语版和韩语版的《心经》，然后，就是长时间的默哀。当吟诵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时，我的心里涌起一种不明的认同感，眼泪便从脸上滑下，在这整个过程中，尤其是那段长时间的默哀，我能够敏锐觉知到他和我一样不连续、不规律的呼吸，几个小时后，那一刻还是到来了，他呼出最后一口气，没有再吸气。我久久地抱着他，啜泣着。
我突然意识到，在父亲逐渐失去记忆的漫长八年中，我把太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了，他和发生的事情失去了联系，即使是前一分钟刚发生的。他生活在当下，但那是个混乱的、失常的当下，他搞不清楚事情的始末，没有广泛觉知力去感知过去和未来。他总是在试图传达一个他想要清楚表达的概念时受阻，总是莫名地无法关联自己的大脑和舌头。更令人沮丧的是他在谈论一些具体事情时，会运用“物质”“材料”等一些他曾经常用的科研词汇来表达，但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因为那种表达太含糊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亲友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他的情感没有改变，经历对这种困境无能为力带来的可怕而令人厌烦的沮丧和暴怒之后，他试图挽留自己的生活、实验室以及自己世界中的所有记忆，从而变得更加温柔、爱得更加张扬，但也更加孤独，甚至把自己隔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会因为得到关注而高兴。他喜欢受到关注，这曾是他性格的一大突出特点，就算他曾经获得无数国际认可的成就，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一兴趣——需要他人尊敬的关注。他始终能辨识出他人是否只是走过场、取笑他或者故作亲切。
从父亲的疾病中，我获得了启示：我们应该在还拥有思维能力的时候充分发挥并利用好这种能力，一定不要把它视作理所当然。必须明白开发思维能力在觉察事情本质上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不能被表面的现象误导，把思维能力误认为是既存的事实而忽视掉。我父亲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更不可能阻止思维能力衰退的发生。
最后，除非我们也受到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智力退化疾病的折磨，否则我们都应该知道，也的确都知道我们每时每刻的时间和空间定位（即使我们迷路了，我们也是有这个认知能力的）。我们也应知道并熟悉与之相关的其他认知感觉，包括我们每个人是谁，我们身处何地（此处）何时（当下），有能力在不断从过往流淌至将来的时间长河中定位自己，并知晓某一刻我们身处何地。
神经系统以我们尚不了解的某种方式发挥着这些定位功能，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贯穿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我们仍需谨记，思维本身不是永久的，也不是必然的，但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思维的特质。我们在修习正念的时候，会尽可能抓住所有机会将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在阿兰·莱特曼（Alan Lightman）的小说《诊断》（ The Diagnosis ）的开场幕中，直白而冷淡地上演了这一基本定位功能的缺失。书中，一位商人通勤于远郊的阿勒威夫（Alewife）车站和他的目的地波士顿城区之间，总是会毫无原因地忘记他是谁，他要去哪儿。这种丧失了目标和定位的超现实主义式的噩梦（“我今天早上是要去哪儿，穿得这么周正是要去工作吗？哦，是的！是和这趟列车上的其他乘客一样去喝咖啡吗？当然了！但我在哪儿上班呀？我实际上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导致自己突然沉浸在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所有的事情都是模糊而相似的，可是事实又并非如此。因此，它之后就快速转变成一个真实存在的噩梦。
我们总是生活在这些悬崖的边缘，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强大的定位系统会将我们从这些噩梦的病态中拯救出来，至少从一种传统的标准来看，我们摆脱了这种病态。但是，“我是谁？”“我要去哪儿？”属于非常深刻的问题。禅宗的以心传心（Zen koans）
建议，假如我们能定期这样对自己发问，即冥想练习，而非单纯地将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视为理所当然，便可从中深深获益，尤其当我们自认为无所不知，没有意识去提出这种问题，则无法掀开表象的面纱、抛开自己编织的故事外衣，露出遮盖下的深层结构以及真实生命的多个维度和复杂特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可以任意支配这些能力，也不知道到底需要继续生活、学习和成长多久，才能达到“完人”的状态。
于我父亲而言，当他的记忆和理解能力几乎全部丧失的时候，他还有对家庭的关爱，还有他和全世界许多好朋友、同事和学生之间紧密的感情联系，以及他曾经对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和世界回报给他的爱。这些是我们人类拥有的大部分情感联结，转瞬即逝，但也备受认同，我们会尽己所能去培养、去享受。
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或许我们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抓住当下、珍惜当下，认识到每一个当下的本质，尤其是深切感知我们与他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许，这就是终极定位，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定位，但又同时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一种无缝而连贯的觉知，需要我们直接地去觉知，在非概念层面上去觉知，凭借经验去觉知。并且，享受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