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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发布实施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管理举措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行业监管缺乏刚性依据，导致企业落实相关责任的积极性和合规性不强，各管理部门间高效联动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同时推进废旧电池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协同建设也迫在眉睫。
强化政策支持作用，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管理约束。 加强对电池全生命周期内的价值进行系统的管理和挖掘，加快起草出台《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与已有政策进行良好衔接，科学合理研究和设计各环节参与主体应满足的条件、承担的法律责任，明确各相关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责任，明确含消费者在内的各主体的罚则。推动建立各部委间联动机制，引导形成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长效工作机制，并加大对企业的检查及督导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企业履责情况，推动相关主体切实履行责任。开展针对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各环节主体的常态化安全、环保监督和检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国家支持资金，对高效再利用、装备研发及专业化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
突出标准引领作用，从坚持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出发制修订急用先行标准。 回收利用领域标准的制修订需要从新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未来报废回收的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问题。目前已发布实施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回收利用过程中的拆解、性能检测、拆卸和包装运输等前期处理环节，应加快安全性能判别、分选重组及再退役等后续阶段规范标准研制，加强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安全性管理，要更多关注涉及公共安全和环境隐患的问题，确保废旧电池在安全环保的前提下进行回收利用。而且在保证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标准紧跟政策和技术发展趋势，确保标准的时效性和适用性的基础上，协同推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我国在废旧电池回收利用领域已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但仍存在许多难点需要突破。而且科技进步加快了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种类的更迭速度，有必要不断完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技术出现的短板，推进关键技术、工艺和装备的研发应用，鼓励向安全高效、清洁绿色方向发展，扩大梯次和再生产品应用范围。
预处理方面，需加大废旧电池前端处理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关。 废旧电池在进行资源回收之前，需要首先进行最为关键的预处理过程，合理有效的预处理过程，可以提前回收部分物料，降低后续电池回收工艺的难度。但目前预处理过程中的拆解和放电处理均存在行业共性问题，拆解技术仍处于人工拆解或者半自动化拆解阶段，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风险，放电过程则存在负载放电效率低、能耗高等问题。因此，应加大对废旧电池前端处理关键技术研发攻关的支持力度，提高拆解破碎效率，如支持人工拆解、机械化拆解向自动化、智能化拆解方式转变，推进安全环保带电破碎设备的研发应用。
梯次利用方面，仍需突破产业化发展的技术壁垒。 梯次利用产业化应用还未大规模普及，关键技术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废旧电池检测作为梯次利用过程的重要环节，依然存在余能检测效率低、无法准确评估健康状态等主要问题，应加快完善电池性能评估体系，加强国家新能源汽车监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完善动力蓄电池在生产、运行、售后、梯次等环节的数据信息采集，充分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加快形成可产业化应用的动力电池安全及剩余寿命评估方法。另外，梯次产品质量问题也会引发安全事故，但梯次产品监管认证仍处于空白状态，检测机构应承担起检测监督、监管认证的责任，同时建议上下游企业建立起信息共享、数据共用的机制，共同提高新能源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利用效率。
再生利用方面，关注点应向开发清洁绿色高效的回收技术迈进。 应不断完善预处理、浸提、纯化等关键步骤出现的短板，加快带电破碎及多级控氧热解、短流程深度提锂、铁磷高效除杂及高质量利用、石墨提纯及再生修复等核心技术的安全稳定运行，促进绿色高效短流程的完整回收体系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工业化，实验设备形成关键装备，安全高效地提升战略金属能源的回收率，优化能耗、污染、工艺等导致的回收体系短板。而且目前我国更多聚焦在价值量高的三元和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再生回收，而负极材料和电解液的高效回收工艺技术涉及较少，仅有少数一体化垂直产业布局的企业开展此方面的工作。为了充分挖掘废旧电池的全组分价值，其他核心材料的回收技术及其产业化还需要深入研究。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市场运转和行业管理等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回收利用体系尚不健全，市场尚未形成闭环的回收商业运营模式，规范废旧电池闭环回收体系建设，建立环境友好的废旧电池回收利用运营环境，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方向。
加强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完善废旧电池回收网络。 废旧电池回收利用产业链是一个各参与主体相互联系的生态闭环，其高效运转依赖于电池生产企业、汽车生产企业、废旧电池回收利用企业等各主体的有效协作。鼓励产业链各相关企业通过建立战略联盟、签订战略协议等形式，共建共用回收渠道，构建废旧电池回收绿色闭合生态圈，实现电池产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定向路径。同时加强后端回收利用企业与前端电池生产企业、汽车生产企业在电池结构标准化、通信协议开放等方面的联动，提高废旧电池高效利用程度。规范整合现有回收网络，加强区域中心站/企业规范建设，因地制宜新建和改造提升回收服务网点，加强重点联系企业制度建设，持续培育骨干综合利用企业，推动废旧电池回收专业化和规范化。支持回收企业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可运用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等移动互联网媒介，实现网上预约、上门回收，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构建全链条业务信息平台和回收追溯系统。
鼓励多种回收模式并进发展，促进创新商业模式推广辐射。 回收渠道的稳定性一方面影响企业回收成本，另一方面也决定企业后续再利用环节的业务量规模，行业内企业不断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已构建形成不同责任主体的回收模式，应鼓励多种回收模式并进发展，充分发挥调动企业积极性以形成延伸产业链覆盖，尝试形成从电池生产到电池再制造的闭环。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商业模式创新主体跨领域整合资源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加快将已形成的创新模式进行推广示范，如“以废料换新料全产业链闭环”“以租代售与互联网+梯次利用管理”和“互联网+回收利用”等商业模式。
融合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提升回收行业信息化水平。 采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完善废旧电池评估机制和定价机制，提高废旧电池评估及分选效率，强化分类、包装、运输、存储、梯级利用等环节协作。加快研究我国电池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并优先支持具备电池全生命周期大数据管理能力的企业进行产业化布局，充分发挥国家溯源管理平台的监管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溯源协同监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协同共享，完成“建设-运维-监督”的数字化及智能化全流程把控，遏制不规范回收利用渠道的发展。
目前，我国镍、钴、锂等矿产资源仍主要依赖进口，对动力电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重大挑战。同时回收利用作为有效解决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吸引众多企业快速进入行业，短期内规划建设产能快速提升。但随着上游产品价格高位震荡，锂电二阶材料价格反复冲高回落，价格波动影响各环节，部分企业利润收窄或受损，全产业链业务布局或将迎来变局，应科学合理谋划产业布局，采取相关举措确保矿产资源供应，提高镍、钴、锂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持续加强龙头企业培育。 要准确把握产业发展特点和各地发展实际，引导回收利用企业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并持续培育规模化、规范化的龙头企业，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合，促进优势资源进一步集中，培育一批回收网络完整、规模效益良好、技术装备先进的龙头企业，提升回收利用企业经营水平，带动提升全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产业链向两端延伸。
加快新材料创新研发，鼓励电池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 支持企业加大动力电池材料技术创新研发，强化政策措施扶持，将钠离子电池、无钴、低钴电池等技术列入关键技术攻关，促进电池技术和材料多元化，加快开发进程及产业化应用。推行动力电池绿色设计和清洁生产，优先使用可再生材料，如宁德时代与宝马集团达成圆柱电池供应框架协议，宁德时代将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和再利用材料生产高性能电芯。
引导企业加快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并鼓励国外投资并购。 减少减轻企业在国内矿产资源勘探中的经营成本投入和各项负担，激发矿产企业积极性，持续加强资源勘探投入。提高资源勘查力度和广度，引导带动社会资金投入资源勘查领域，大力提高关键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等技术水平。同时，对资源进行统筹谋划，鼓励集约型的勘探开发模式，避免“碎片化”资源开发方式。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与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开展境外投资、海外并购和联合开采，在金融、运输、财税等方面给予支持。
加强废旧电池回收领域的国内外交流合作。 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动力电池回收企业在国外扩大产能，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外矿产资源运输体系，形成区域内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建立全球动力电池资源自由流通市场机制，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动力电池产业新生态。
加快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废料入关标准法规。 得益于国际市场对我国新能源产品需求旺盛，以及国外储能市场锂电池需求增加，我国新能源汽车及锂电池出口规模不断壮大，这也带来关键矿产资源外流的风险，因此国外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也至关重要。应鼓励企业积极探索废料入关、国外建厂等实现路径，深度绑定国外优势资源，谋求国外锂电池循环领域业务布局，并加快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废料入关标准法规，构筑电池全产业链的资源安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