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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中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愚人自以为是，智者满怀疑虑。
伯特兰·罗素
现在，我们已经探索过实在和真理的本性，产生了大量的问题：我应该相信什么？我为什么应该相信？相信某事对我意味着什么？
“信念”（belief）一词有多种含义。当谈论起今天的时间或肯尼亚的首都，我们经常会说“我认为现在五点了”或者“我相信首都是内罗毕”。这是一种类型的信念。与之相对，“我相信亨利”并不仅仅表明我相信亨利存在，而且表明我对亨利有十足的信任。一个人也可以说“我相信正义”，这表明此人相信正义无处不在。
“我有信仰”（I have faith）通常指我有一神或多神的宗教信仰，但也可以在没有宗教含义的情况下使用，例如“我对你有信心”（I have faith in you）。
相信某件事与什么有关？在此问题上区分两种类型的信念是有意义的。
第一种可以被叫作“认知信念”（cognitive belief，来自拉丁文cognitio，意为“知识”），指的是相信某物以某种特定方式展现或具有某种确定性质。典型的例子是“我相信现在五点了”“我相信明天早晨下雨”或者“我相信其他星球上有生命”等等。认知信念是对真实之事的宣称。
第二种信念是“虔诚信念”（faith-like belief）。这种类型的信念关乎信心、信仰、信任和依赖。它更加关注相信某事或某人，而不是相信某事实际如此。“我相信你”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你存在”（虽然这是明显的事实），而是意味着“我知道我总是可以信赖你”。
我们相信很多事情，既在认知信念的意义上，又在虔诚信念的意义上。
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信念是认知信念。我们相信眼前的桌子存在，我们相信自身存在，我们相信世界一直存在，我们相信明天早晨太阳会照常升起（也不一定，如果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在瑞典北部的话），我们相信地球围绕太阳转。所有这一切信念都不能在认识论意义上得到绝对性的证明，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理由认为上述论断都是真的。
为了更清晰地思考信念的本质，需要区分“证据”和“证明”。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语——一个人不能证明科学理论（例如进化论）是真的。的确如此，“证明”这个术语在纯粹的意义上仅仅适用于数学论证。
除了数学之外，这种严格的证明并不存在。因此，从纯粹的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永远无法在逻辑上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正确的，我们也无法证明地球是圆的。然而，非数学陈述本来就不能以严格且狭隘的方式被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非数学领域的认知信念都是同等程度地得到辩护。科学不能给出绝对不会错的证明，它的力量在于对科学理论能给出或强或弱的证据。
人类相信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或拒绝或接受一些观念，有意无意地建立起关于实在的图像。
当我们试图描述身边的世界如何构成时（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我们形成了关于天地万物如何运行的理论（或观念、模型）。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能对理论做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证明，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证据，来检测支持这一理论的各种观念的真假，也可以检测根据这一理论得出的各种结论。每一次，我们都证实一个证据或结论，增加理论的可信度。我们也可以证伪理论（例如表明它们不起作用），当实验检测出的合理假设与我们既有的预测不一致时。
相信一个理论，意味着相信某些事物以某一确定的方式运行或具有某些确定的性质。当然，我们能够拥有半信半疑的信念，例如“我不能那么确信，但是我怀疑……”，我们也能够拥有强大的信念，例如“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无论我们在这种连续的信念程度中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仍然是在和可能性打交道，永远不会有绝对的确定性。当关于同一现象存在几种竞争理论时，我们通常相信我们认为证据最为充足的那一个。
当我们说知道某事时，我们不仅仅是相信它，也有相当充足的理由相信它。
除了拥有认知信念，我们大多数人也拥有虔诚信念。我们信任朋友和爱人，我们对他们的能力有信心。我们也相信爱情或某个政治理想，诸如民主——我们对这些抽象概念的力量和强度充分确信。
我们也常常无意识地信赖我们的感官。这种类型的信赖是一种虔诚信念。如果我们看到花园里有一棵树，那么我们就相信那里有一棵树。当然，如果我们仍然对树的存在心怀疑虑，我们也可以走到花园里摸一摸，但是要根据这个行动得到结论，我们就仍然需要以虔诚的方式依赖我们的触觉。如果不信赖我们的感官，没有对它们的信念，我们就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生活。
我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你相信什么？你总得相信点什么吧！”通常这种提问总是带着有些沮丧的语气。
我永远不理解这一问题背后的玄机，与其他心智健全的成人一样，我有无数个信念——就是没有任何关于神的信念。但是，一个人不相信神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缺乏信念。我总是个人。好啦，那我到底拥有哪些类型的信念呢？
从认知信念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典型的例子。我相信10+10=100（二进制）；我相信车沿着棋盘的纵横线移动而不是对角线移动；我相信我的车上有一个方向盘而不是一个龙骨；我相信原子构成物质；我相信细胞构成生物；我相信基因构成传递遗传信息的DNA；我相信只有在神话小说中才能找到独角兽；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正确描述了物种起源；我也相信“上帝”是一个人类创造的概念，这个语词不指称任何事物或与外部世界的任何实在相对应。
从虔诚信念的角度看，我也有大量信念。当然，我没有关于神的虔诚信念，因为这要求我拥有一个关于神的认知信念（一个人不能相信他不相信的东西）。但是，关于我的虔诚信念的正面案例有，我相信人性的巨大潜力；我相信人类理性思考的能力；我相信人们愿意承担责任；我相信平等、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和人权。
这是我对本节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一种广泛的误解是，如果有人相信科学，就好比另外一些人相信神。
问题出在“相信科学”这一说法极具误导性。相信科学，即对产生科学理论的方法具有信心是合理的。科学信仰和宗教信仰非常不同，后者仅仅是出于信仰而被接受，而且有可能是错误的。当质疑世界时，科学建立在理性推论和检测的基础之上，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已被证明要比预言、启示、梦境更为可靠。
这一成就的直接结果就是得到充分支持的科学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如果某个傍晚我往窗外看，看到天空清朗，并且听到天气预报说明天早晨阳光灿烂，那么我会充分确信当我醒来时阳光将洒满大地。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确定的、教条式的信念。也许在我睡觉之前天气转阴，或者我听到最新的天气预报说天气有所变化，那么我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我对明天天气的信念建立在经年累月对世界的熟悉之上，包括感官直觉获得的信息资源。我的信念可以随着我所接受的新证据而发生改变。所有这一切都和科学如何获得结果非常相似，不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是其他类型的科学。
大部分人相信科学，就像我们通常依赖既有的发现和严肃的研究者一样。我们对科学有虔诚的信念，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教条式地相信我们所阅读的东西。大部分科学观念在长期的变迁中变得不再正确，然而科学之美就在于无数研究者对真理的孜孜以求，错误的观念最终会在稳定可靠的时代思潮中被剔除，留下真正的观念作为遗产。
过去的几个世纪，科学方法被证明在描述世界、解释世界、预测事件方面最为成功。宗教信仰则并非如此。事实上，历史绵延不绝，经文和启示所提供的关于世界的诸多观念和我们今天所知晓的观念形成了直接的冲突。
与宗教对照，科学通过持续地检测其假设而进步，因此成为一种自我纠正的认知方式。在神学界，一些人宣称科学需要神学才能充实自我。
一个沮丧的研究者带着幽默的口吻说：“科学不是宗教，要是就好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获得资金支持会容易得多。”
今日社会信息发达，充斥着大量互相竞争的观念。我们在报纸上读到占星术，在午夜电视节目上看到如何用巫术治疗可怕的疾病，在网络上看到各种神奇食物的功效，等等，诸如此类。预言家和通灵师宣称可以知晓我们的未来或者了解我们的心灵。通俗小报上充斥着灵魂转世或印度大师凭空掏出宝石这样的报道。在街头集市，小贩卖给我们磁性手镯，说可以赋予我们能量，或者卖给我们水晶球，说可以恢复我们生活的和谐。各种各样的布道者建议（或要求）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或那个神。面对这些彼此竞争的观念的无情冲击，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究竟如何才能知道应相信什么？
缺乏任何严肃的知识和研究来支持兜售给我们的论断、观念和产品，其背后不过就是卖家赚钱或宣传意识形态的欲望而已。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检测此类论断真实性的理智且可验证的方法。
如果科学发现是被实验所合理确证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至少我们可以信赖这一科学结论，直到其被更为可靠的被确证的观念取代。这当然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去检测和修正我们的信念。
我们不能用任何坚不可摧的数学证明来表明宇宙中并非充斥着一些随机漂浮的茶壶，或我们不会一直在无形无味、完全沉默的大象中穿行。但不能以一种绝对无懈可击的方式来否证这些愚蠢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相信它们。试图反驳人死之后还能继续存在的想法也是如此，我们当然不能以逻辑上不可拒斥的方式来否证它，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它呢？
你怎么知道你再一次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一定能看到自己？也许你根本不会在那儿！也许，下一次你张开手，鹅卵石不会从手中掉落，而是悬浮在空中。也许在厨房窗外盘旋的小小蜂鸟会突然穿过玻璃而没有击碎它，然后变成一只会飞的恐龙，咬掉你的脑袋。但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怀疑这些情形，当然，我们也不能证明它们。证明仅仅限于数学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确信任何事，那如何过好这一生呢？当我们问自己这些问题时，记住英厄马尔·赫德纽斯的智力诚实原则是好的：相信一个观念，当且仅当你有好的理由相信这个观念为真。尽管听起来微不足道，但这是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重要原则。观念应该被检测，甚至那些稀奇古怪的宣称也应该被给予一个机会。你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比这更为宽容的态度？这就是赫德纽斯原则为何重要的原因。
当你遇到一个关于世界本性的新说法，问问你自己，有足够的理由严肃对待这一说法吗？有好的理由摒弃这一说法吗？有其他方式解释这一说法吗？解释这一说法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有多强？这一说法和其他我们已知为真的事情相吻合吗？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还是合理的？提出这一说法的人有什么隐藏的理由吗？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必须依赖他人的观念和知识。我们必须相信物理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物理学专家写就的。与此对照，我们很少或根本不相信我们在小报上看到的那些生动而可怕的标题，例如美国的《世界新闻周刊》（现已停刊）、英国的《每日镜报》、瑞典的《晚报》中的标题。请看《世界新闻周刊》中如下令人愉悦的标题：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照完镜子后死了
海豚长出人类的手臂
阿道夫·希特勒是个女人！
猎鸭人射杀天使
1939年失踪的飞机降落了！
撒旦的头骨在新墨西哥州被发现！
哈勃望远镜拍摄到天堂！
有着人类面孔的马！
奥巴马是个机器人！
少女吃了4000块海绵！
希拉里·克林顿收养外星人宝宝！
在救生筏上发现泰坦尼克号幸存者！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拍摄太空幽灵照片！
金枪鱼三明治里发现了迷你美人鱼！
在乍得海岸发现5000年前的不明飞行物
农夫射杀23磅重的蚱蜢
秃头男人在头上煎鸡蛋
为什么我们读到这些标题时会心生疑窦？什么线索让我们起了防卫之心？
有时候是因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合理，有时候是因为这些说法太无耻，有时候是因为这些说法过于怪诞，有时候是因为这些说法和巫术差不多，有时候是因为这些说法过于幽默，有时候是因为这些说法似曾相识。在接触过足够多的小报标题之后，我们开始对“这种胡说八道”产生无意识的第六感。
另一种说法是，在长时间阅读小报标题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学会识别某些重复出现的模式。小时候，我们对这样的标题很感兴趣，觉得很有趣。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学会了怀疑。
显然，你不可能亲自检查每一个可能的主张，所以必须依靠别人来帮助你识别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们都需要学会辨识哪些类型的权威可以信任，哪些类型的“权威”根本不是真正的权威。一个物理学教授大概比我懂得更多的物理知识；据推测，《纽约时报》要比《世界新闻周刊》可靠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盲目依赖某些信息来源。我们不能相信每一位物理学教授所说的每一句话，也不应该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每一个字。归根结底，在接受足够的培训和获得足够的经验之后，你自己必须能够判断你遇到的主张是否可信。
在一个豪华的宴会上，坐在你身边的一个优雅的女士告诉你，她被外星人绑架了，在他们的飞船里被关了两周。她补充说，她的房子里有一些从太空船上拿来的东西，她很乐意把它们给你看。你大概会怀疑这件事。为什么呢？基本上是因为她的说法违背了你一生中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经验和教训。而且，尽管并不重要，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外星人绑架事件，那么所有的报纸肯定会大张旗鼓地报道。
你断定你的邻座在胡说八道，但你能证明吗？不，你所能做的就是把她的故事当作极不可能发生的事而已。
如果对她的故事最为简单合理的解释是她真的被外星人绑架了，那么你相信她的故事便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是最简单、最合理的解释。更简单、更可能的情况是：她在勾引你，或者她想骗你，或者她渴望得到关注，或者她喝醉了，或者她有严重的心理疾患，甚至她只是想引诱你回她家。或者她只是迷失或者累了。上述所有对她这个牵强附会的故事的解释都比你（或其他任何人）接受所谓外星人绑架确实发生过这一想法要更加合理。
当某人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时，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就是扪心自问：最有可能的解释可以表明这一说法是真的吗？另一个很好的经验法则是卡尔·萨根（Carl Sagan，1934—1996）的名言：“普通的主张只需要普通的证据，但非凡的主张则需要非凡的证据。”卡尔·萨根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和作家，他那句引人入胜的话呼应了法国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早先言论，即“对于一项非同寻常的主张，证据的分量必须与其奇怪程度相称”“智者将自己的信仰与证据相结合”。 [1]
有个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雨。你相信她，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怀疑。她还说她只是看了电视上的天气预报，而你没有看。第二天你也许会发现她的说法是错误的，即便如此，你相信她这件事本身也是非常合理的。
另一个好朋友告诉你，藏族僧侣打坐的时候可以飘在空中。经过一番思考，你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主张与整个现代科学世界观背道而驰。它与我们所有关于重力的经验和约束物体运动的经典力学定律相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用严密的数学来证明你朋友的说法是错误的。稍微多想一会儿，你就会想到，如果藏族僧侣真的能在空中盘旋，这就构成了一个革命性的科学事实，它会在新闻媒体上像野火一般传播出去。第一个观察到悬停僧侣，描述这一现象并为其提供有力证据的人肯定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现象，不过没有登报而已？嗯，你的朋友补充说，冥想中的僧侣在半空中盘旋并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千余年来，西藏就一直有这样的现象。他还不经意地说，虽然自己没有目睹，但他是从一个朋友那儿听到的，那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西藏生活了很多年。
突然间，一个小小的口号出现在你的脑海里：相信一个观念，当且仅当你有好的理由相信这个观念为真。要么僧侣在空中盘旋着打坐，要么僧侣乏味地坐在地上打坐。在全面考虑了朋友的说法之后，你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僧侣，包括西藏的僧侣，都要服从万有引力定律，即使他们在冥想。因此他们不太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在半空中盘旋。
事实上，你得出这个结论并不表明你过于怀疑或教条式地封闭心智。恰恰相反！它表明你对新事物的思考是非常开放的，你仔细地考虑各种说法，也以非同寻常的谨慎考虑非同寻常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仔细思考让你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的朋友很可能是被他的朋友蒙蔽了，或者在证人和相信者之间的链条上有一个薄弱环节，朋友在不知不觉中上当，甚至撒谎了。
要找到合理的方式去思考不寻常的说法，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很好的方法论原则：归谬论证。其基本方法是进行一个思想实验。首先假设你所考虑的想法是真的，然后尽你最大的努力去看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会导致荒谬吗？如果是的话，就有理由断定这个实验性的假设是错误的。
考虑一个物理学中关于思想实验的典型例子。 [2]
约2300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不同质量的物体下落时具有不同的速度。他认为重1磅的石头下落的速度要慢于重10磅的石头。但是又过了近2000年，伽利略
认为亚里士多德错了，所有物体都以同样速度下落（在真空中）。伽利略能以推理的方式得出这一结论，以下就是他的归谬论证：
假设亚里士多德是对的，10磅的石头下落速度快于1磅的石头。让我们想象，在释放石头之前，两个石头用一根很轻的线绑在一起。那么10磅重的石头就会被下降较慢的1磅重的石头拖后腿。而轻一点的石头因为被重石头拉扯，会加快速度。因此轻石头将会比它没有被绑在任何物体上时落得更快，而重石头将会比其他情况下落得更慢。结论是，两个绑在一起重11磅的石头下降速度要比10磅石头自己降落的速度更慢。这就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一个重石头（11磅的“组合石头”）要比一个轻石头（10磅的石头）下落得更快。
根据这种基于纯粹想象的推理，我们得到了组合石头下落的速度要比10磅的石头既快又慢。这就是归谬（显然，两个相反的结论不可能同时为真）。作为结论，我们不得不取消最初的假设（即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因为它引导我们进入了死胡同。
归谬论证原则指人们首先尝试提出一个假设为真的主张，然后通过推理来确定这个想法是否会导致自相矛盾（或完全不合理）的结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应该退一步，拒绝一开始假设为真的主张。简言之，就是：
1.假设你所听到的主张X是真的。
2.通过推理，检查你根据前提所得到的结论。
3.如果结论是荒谬的或自相矛盾的，就应该拒斥主张X。
还有一个关于归谬论证的例子。有个四处流浪的发明家敲你的门，想卖水晶。他说该水晶里蕴藏着奇妙的能量，如果戴在身上，你会感觉非常好。此外，如果把水晶放在车内，油耗会下降20%。这款水晶只需99美元，你可以用它来节省燃料，弥补买它的成本。所以，你应该相信吗？
看看我们能否使用归谬论证原则。假设发明家的话是真的，水晶就如他吹嘘的那样有效。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汽车制造商不在自己的汽车上安装这样的水晶呢？如果这是真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为拥有一个能使他们的汽车比竞争对手的汽车油耗低20%的装置而欣喜若狂！这在市场上将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
好吧，难道不能简单地说，发明家还没有向任何汽车制造商介绍这个小装置吗？嗯……为什么一个发明家会对所有汽车制造商隐瞒这一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呢？假设通用汽车公司（GM）可以购买这种水晶的专有权，也可以获得通用技术的专利，如果所有通用汽车的油耗都比竞争对手低20%，那么通用汽车将在和其他对手的竞争中获得巨大优势。
现在，通用汽车公司很有可能愿意为这个绝佳的机会向发明家支付一笔高昂的费用。为什么发明家没有选择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致富呢？也许他是个非常有理想的人，只想帮助人们，对金钱毫不在意？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以99美元将水晶卖给你？为什么不把他的水晶送给你（或其他人）？如你所见，整个场景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怪诞，越来越愚蠢，越来越荒谬。归根结底，这又是一个归谬论证的案例。
我们首先假设那个流浪的发明家说的是真话，然后我们表明这个假设导致了荒谬的结果。结论就是发明家关于水晶的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假的。
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一种推理方法是绝对不出错的，即便在数学领域，真正聪明的思想家也会在思考中犯下严重错误。让我们看看乔瓦尼·吉罗拉莫·萨凯里（Giovanni Girolamo Saccheri，1667—1733）的一个奇怪的例子。他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的意大利数学家和耶稣会教士，其一生的最高目标是通过证明欧几里得的平行公理（前面提到过）为真来捍卫他的英雄欧几里得。
在萨凯里尝试证明平行公理之前，很多人已这样做过（尽管总是徒劳），但没有人敢走上归谬论证的道路。萨凯里认为这是一条值得踏上的理想道路，所以他大胆地假设对欧几里得平行公理的否定是真的。这位大胆的耶稣会教士不停地证明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定理，所有的定理都是基于这个奇怪的新假设。他鄙视这个假设，但仍然决定去探索，尽管每一个新定理都与他的直觉背道而驰，萨凯里还是咬紧牙关，继续进行长达几百页的证明。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三角形有一个最大的可能面积。他举起双手，说：“这个结果与直线的性质相违背！”
这一结果对他来说是完全荒谬的，而这也正是他想要的！遵循归谬论证原则，萨凯里愉快地回溯到开始，拒绝了最初的假设：对欧几里得神圣的平行公理的否定是真的。嗯，如果对欧几里得平行公理的否定必须被否定，那么欧几里得平行公理本身就必须被接受。目标达成！万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萨凯里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欧几里得没有任何缺陷》（ Euclides ab omni naevo vindicatus ），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发现。多亏了这本书和它自信满满的书名，有一段时间，至少有些人相信，欧几里得的平行公理终于得到了严格的证明，欧几里得已经被证明是对的。这对萨凯里和欧几里得来说，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
不幸的是，萨凯里发自内心的“反感”并不来自一个真正的矛盾或悖论。它只是一种情绪反应，一种直观感受，一种直觉。萨凯里死后大约100年，一些勇敢的数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匈牙利的亚诺什·鲍耶（János Bolyai）和俄罗斯的尼古拉·罗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追随他的探索，拒绝了欧几里得的平行公理，代之以对立的假设。但是这些顽强的灵魂并非简单地宣布欧几里得和萨凯里的结论荒谬或令人厌恶，而是慢慢开始看到一种新的几何学正在他们眼前形成，有一种并非欧几里得意义上的直线，它的内在逻辑令人惊讶，但无可挑剔。事实上，在这个几何学中，三角形有一个最大的可能面积是完全可能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诞生了，事实上，它在匈牙利和俄罗斯同时诞生了。
可怜的萨凯里错过了创立“萨凯里几何学”的机会，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观念过于僵化死板。他虽然勇敢，但还不够勇敢。他错误地运用了归谬论证原则，声称自己发现了渴望已久的荒谬，而这有点太早，太容易了。“违背直线的性质”并不是他把所有奇怪的定理掷出窗外的充分理由。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一个人在思考时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太容易被自己的偏见所误导。当然，知易而行难。毕竟，在很多方面，讲理和明智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很多人愿意把神奇的力量归于异域的藏族僧侣，或把治愈的能力归于神秘的水晶，或把超自然的力量归于非凡之士。如果一个人对这些归因表示怀疑，就会经常遇到异议：“你不能证明僧侣们在冥想的时候没有在半空中盘旋！你为什么如此狭隘？你应该心智更开放一点！并不是每件事都能用科学来解释！不妨再谦虚一点！”
我们又一次发现自己置身于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广泛偏见之中。在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背景下，重申这样一个事实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若一个人愿意包容各种想法，考虑其后果，并且愿意接受任何最能得到支持的想法，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加开放。相比之下，如果有人愿意接受那些缺乏有力证据的想法，并且不准备改变主意，即使有很强的证据支持对立的观点，那么这个人很难被称为“心智开放”。事实上，这种僵化、教条化的立场正是心智封闭的标志。
这些讨论中的一个特例是当涉及某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时，我们不可能给出某事物不存在的铁证（不妨想想大脚怪或尼斯湖水怪）。但原则上，我们很有可能给出某事物存在的有力证据。
假设你的一个朋友声称有绿天鹅。
“不，不，不！”你抗议，“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绿天鹅不存在！”
“请给我证据！”你的朋友反驳说。
好吧，现在你有麻烦了。如果你想给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世上没有绿天鹅，你就得走遍天涯海角，去看看你遇到的每一只天鹅。即便如此，你也不足以证明你的说法，你还必须明确证明在搜索过程中没有错过一只天鹅。这太夸张了！
基于你自己和他人的观察，你认为没有绿天鹅。但你不能给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只有部分证据（顺便说一句，假设绿天鹅确实存在并不会导致荒谬，在这种情况下，归谬论证也不会奏效）。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朋友想证明你错了，他只需要制造出一只绿天鹅！看起来，举证的责任就在你的朋友身上，而不在你的身上。你可以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建议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绿天鹅。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盘旋在半空中的藏族僧侣这一例子。如果僧侣可以一边冥想一边飞翔，那么人们很容易就能证明他们的存在：你只需要让其中一个僧侣在可控的条件下飞行，并让人给他拍一段视频。但是要证明没有这回事，你所能做的仅仅是提供部分证据。如前所说，关于某些事物不存在的证据必然是较弱的、零散的证据，它们汇聚成一种合理的趋势。然而，在所谓悬空的僧侣的例子中，关于他们不存在的部分证据仍然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他们能在空中盘旋）。
在所有关于某些假设实体（悬空的僧侣、喜马拉雅雪人、希格斯玻色子、绿天鹅、魔鬼、鬼魂、暗物质、亚特兰蒂斯大陆、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争议中，举证责任就在声称这些实体存在的人那里。
你是国际象棋棋手吗？我希望你至少偶尔是个玩家。
你下棋技术越好，下一步棋时考虑到的可能的步法就越少。这听起来奇怪吗？
嗯，不应该啊。下棋的目标是找到最好的一步，而你必须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因为下棋是有时间限制的（至少在激烈的比赛中）。因此，关键在于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检查臭棋，相反，你要集中心智找到有希望的几步棋。当然，你的目标是在这几步棋中选出最好的一步。
在面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复杂世界时，情况也同样如此：依靠多年积累起来的知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尽最大努力迅速从似乎看不到希望的候选方案中挑出有希望的方案，从而考虑下一步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就是说，在人生的游戏中，该下哪一步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世界。
从长期生活经验中产生的广泛、深入且为我们所熟悉的知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它可以帮助一个人把他的探索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顺便说一句，“限度”在这里的使用不是负面的。恰恰相反，我指的是具有高度正面影响的限度。
说得具体点，生活如棋局。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则上一个棋手每一手大约有35种不同的行棋步法（这多少取决于一个人是处于棋局的开始、中间，还是收尾，但35通常是一个相当准确的估计）。然而，一个老练的棋手知道，这35种棋步几乎都不是很好。事实上，大多数相当可怕。所以优秀的棋手很快便会专注于几个固定的棋步——最多三五步。从35步中选出三五步要归功于经年累月的下棋经验！
在一场复杂的棋局中，大师能很快从各种野路子中找到一步好棋，发现熟悉的套路，将手头的棋局和经年累月的下棋经验类比起来。对棋局的熟稔节省了大师思考的时间。新手根本看不到定式，也发现不了这些类比。由于缺乏经验，他们会对大师瞬间放弃的各种招式保持开放的态度，甚至根本不会察觉自己错在了哪儿。
大师明显不应该听从还在学习规则的小孩子过家家式的建议，也不会听从那些不过下了100局棋的业余爱好者的建议。听这些新手的建议不过是浪费大师的宝贵时间，计时器在嘀嗒嘀嗒响呢！至关重要的是，心智不要如此开放！毕竟，人生如棋，时间有限。
但在什么时候划清界限呢？大师应该听从12岁象棋神童的直觉吗？毕竟他赢过本地的一些比赛。或者，假设这位年轻的象棋神童最近与芒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对决，并与他展开了竞争。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应该开放心智，接受那些看起来古怪的观念？好吧，这些都是微妙的判断，显然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配方”可以完美地给出“正确”答案。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不可能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善意的建议。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个人经验（以及我们所拥有的间接经验）从野路子中挑选出明智的策略，使我们能够迅速缩小选择范围。
因此，如果你以前每次尝试吃动物肝脏时总是感到讨厌，你就不必再对它保持心态开放。同样的道理，我不能再接着读我过去一直讨厌的某个作家的新书，即使封底有一堆说得天花乱坠的推荐语。对比吉塔来说，尽管她的朋友古尼拉善意地催促，也不必继续尝试她已经尝试过好几次的在线约会服务，因为结果总是灾难性的。信任你自己的经验就够了！只要你有大量经验，那就没问题。
如果你的生活经验丰富，你就能够而且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迅速放弃掉大多数随意的想法和善意的建议，就像大师迅速拒绝新手的建议一样。当然，偶尔有外行提建议是好的，希望你（或大师）有足够的经验，能认识到这个建议与其他建议有什么不同。当然，没有铁板钉钉的事。迅速拒绝大多数外行的建议，你自然会冒一点错过宝藏的风险——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但这就是生活。人生如棋，总要冒险，但希望这种冒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植于多年的经验之中。
假设数学家A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数论中的某个难题，并将这个问题告诉了不是数论专家的数学家B。B从来没听过这个问题，脱口而出：“嘿，我想这可能和素数的分布有关，你应该看看。”A应该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试着按照B的思路探索吗？当然，存在各种未知因素，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一行当的专家A因为一个局外人而立即转换轨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B所说的很可能是天真的、错误的。当然，如果B是A所从事的数论领域的世界级专家，那就大不相同了，因为那时B也已拥有渊博的知识。
虽然我们不应该把生活和象棋混为一谈，但从这一精彩类比中，一定能获得一些洞见。
[1] Pierre Simon Laplace, 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és (Paris, 1812); David Hume,“Of Miracles,” 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48).
[2] 这个例子源自Sören Holst, Tankar som ändrar allt [Thoughts that change everything](Stockholm: Fri Tank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