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信我所知：实在、知识和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论者不因所信而与众不同，但因他相信的方式和理由而与众不同。他的信念是试探性的而非教条的；他的信念基于证据，而非权威或直觉。

伯特兰·罗素

你需要基本的概念语汇和工具才能形成实在的基本观念。你需要理解诸如真、学习、信念和知识这些概念，也需要自己做出决定去接受哪些基本的预设。所见似乎真实，但一切都是真实的吗？抑或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你头脑中的梦幻泡影，抑或存在真与谬误的真实区分？理性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

具有理性态度之人不会主张对所有关于世界本性的问题给出毕其功于一役的回答。当代科学知识也不能解释我们宇宙和星球上的所有现象，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永远也不能。因此，拥有一种理性态度就意味着一种智识上的谦虚。这意味着需要经常自我慎思，检查那些理所当然的观点和概念——尤其是那些特别有吸引力的观念。

许多对实在的宗教解释都使用了绝对论者表述事物的方式，宣称世间一切活动完全建立在宗教经典和传统之上。今天，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求助“上帝”，这不过是将类似议题彻底废除而已。例如“我们并不知道生命如何产生，因此肯定是一位神创造了生命”，或者“我们不知道宇宙如何起源，因此肯定是一位神创造了宇宙”，再者“我们不知道意识如何寓居于头颅之中，肯定是上帝放进去的”，诸如此类。

但一个人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足以表明我的想法：我不懂如何建造房子，自己笨手笨脚，连灯泡都不会装。但这并不表明我相信有一位神建造了我的房子。当下，我仅仅接受我不知道如何建造房子这一事实。对我来说，当下是神秘的事物并不必然永远对所有人都是神秘的。也许我就是不理解！也许我就是缺乏合适的思考工具！

如上述比喻所言，人们不得不接受如今尚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和神秘事实。也许有一天它们可以得到科学解释，也许不能。

何谓知识？

何谓知识？我们能知道什么？何谓真理？我们如何确定真假？回答这些问题的哲学领域就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我们曾提到过。接下来我们会熟悉一些基本工具，来帮助我们用最好的方式使用我们的理性官能。

我知道瑞典首都之名。在这个例子里，我拥有知识。但也许一般性知识要远远比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更为复杂？当我们知道某事，什么是知道的精确标准？真正知道某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谈论知识时，需要三个条件，即信念、真和有力的理由。对我来说，知道某事（称之为“X”）必须坚持以下三个条件：

1.我相信X。

2. X是真的。

3.我具有有力的理由相信X。

我们很容易看出第一个条件如何满足。我不能知道我不相信的事情。如果我不相信巴黎在法国，那我当然不知道巴黎在法国。

我们能够想象这样的情景，X为真并且我有足够好的理由相信X为真，但不满足第一个条件：我就是拒绝相信X为真。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在我背后对我评头论足，我有一些独立、可靠的来源去获知（我有足够的理由去相信）这一事实。但我仍然不想去相信，因此我顽固地拒绝接受。在这个案例中，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被苛评，我如何知道我甚至都不相信的事呢？然而后面两个条件是满足的。这样的行为对我来说不是理性的，但却是心理上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条件呢？很明显，如果我们要知道某事，它必须是真的。我们有想法，也有好的理由去相信这一事实，但仍然可能出错，因为我的想法很可能就是错的。

假设我已经阅读了好几本关于某一历史话题的著作，也与博学之人谈过这一话题。我有够好的理由相信我关于这一话题的知识。但很容易设想，我所读的书中包含一些错误的信息，和我交谈之人传递了错误信息，甚至欺骗了我。我坚信的观念是不对的，因为尽管我有好的理由，我仍然不知道真正的事实。

最后，让我们讨论第三个条件：有力的基础。关于X的知识不仅仅关乎X为真和我相信X。我有足够好的理由相信X也很关键。假设一天，有一个内心的声音悄悄告诉我，我餐桌上的碗里有213个杏仁。并且假设，机缘巧合，事实就是这样。我所信也是真的，但是我的预感不能被算作知识。

一切都源于这个事实：我没有好的理由支持我的想法。我没有数过坚果，甚至都没有用常识来评估它们的数量，我只是在结果上碰巧对了而已：恰好有213颗杏仁在碗里。我不过是运气很好，猜对了。我并不确切地知道那里有213颗杏仁。总之，我们需要为一个真实的信念寻找一个好的理由，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拥有知识。

“信念”和“知识”这两个语词经常彼此对照。但在日常语境中，“我知道X”仅仅意味着我有非常好的理由去相信X。当我说我“知道”地球是圆的或者巴黎在法国，我的意思是，我相信它，对它深信不疑，对它有信心，并且有非常好的理由去相信它。当然，原则上，这些基础信念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许孩童时我就系统性地被这些信念欺骗了。

从知识论的视角来看，信念和知识并不是对立的概念。我们刚才谈论的“信念”和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相对照的，后者意味着“我不经证明和证据接受其为真”。如果你相信某事仅仅因为你想要去相信——因为它让你感觉良好或者给你的未来以希望——这就不是把你的信念称之为知识的充分理由。然而，人们经常相信一些事物，仅仅因为它可以宽慰自己或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希望。

看似为真就是真实吗？

让我们思考一个非常极端的信念问题。任何人观看《黑客帝国》，都至少会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我们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幻觉。

就我们所知，大脑经过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演化而成，可以处理通过感官获得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在世界中定位，因为演化选择了能为我们提供最佳生存信息的大脑。但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大脑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真实信息，而不仅仅是给出帮助我们在环境中存活下来的信息？何种演化将帮助我们把世界真实的表征反映在大脑中？毕竟，演化选择大脑纯粹出于生存的能力，而非追求真理的能力。

然而，我们人类并不止于生存，反而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能力：去探索和发现那些深深隐藏的真理。数学领域最为明显。大部分被发展出来的数学，甚至没有锚定在物质世界之中。但是，许久以后，它们却成为用物理定律约束物质世界的关键。 ^[1]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一直在思考人类是否能够知道外部世界。我们为什么依赖于感官传递给我们大脑的信息？事实上，我们知道感官有时候会欺骗我们，但感官能一直欺骗我们吗？一切有可能只是一场梦，一场幻觉吗？当我闭上双眼，我面前的桌子就不会持续存在了吗？我能够睁着眼确认桌子的存在吗？

哲学家的考虑具有合理基础。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信实在独立于我们的心智存在，我们也不能完全确信明天早晨太阳会照常升起，甚至也不能确信三分钟之后我们是否还存活于世。或许世界不过就是三分钟之前创造出来的，不过预先将孩童的记忆植入到我们的大脑之中……

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确信在自己之外存在他人的心灵。他人仅仅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虚构事物吗？哲学上把这种想法称之为唯我论。罗素灵光一闪，给出了下面这个反驳唯我论的论证：

读一本书和写一本书的经验非常不同；然而，如果我是唯我论者，我就应该假设我创作了莎士比亚、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著作，因为这些都进入了我的经验。看到这些著作要比我自己的著作好太多，而且我没有为这些著作花什么工夫，那么我一定是足够愚蠢才会耗费时间用笔而非用眼睛来写作。 ^[2]

哲学家对实在本质的怀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什么含义呢？这应该影响好思之人的日常行为和思想吗？合理的回答是“并非如此”。

即便严格来说，我们不能知道实在存在，但我们能够认为实在大概率存在。有三个简单的论证支持这一立场：

1.实在似乎大体上是稳定不变的。闭上眼睛，面前的桌子还在这儿。时日交替，我的房子还是那座房子。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并没有遇到随机混乱之物，而是处在可靠的规则性即自然律所约束的日常世界之中。

2.如果我和我的意识存在，为什么他人和他人的意识就是虚幻的呢？承认其真实存在不是最简单也最可能的假设吗？

3.演化塑造我们，使我们生存无碍。出于生存目的，最好正确而非错误地解释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如果在我准备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车冲过来，那么为了生存考虑，我最好相信汽车会撞上我而非躲开我。

沉浸在哲学反思中总是很刺激，即便会牵涉到极端的怀疑论。但当把这种类型的论证带入到日常生活中（你怎么知道是她偷了你的车呢？毕竟，对于任何事情你都不能确知），我们应该有所限定。因为没有什么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是绝对确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可以设想的可能性都是机会均等的。

用理性和好奇心武装头脑，我们就能朝着对实在的真知远航。也许永远不能到达终点，但借助清晰思考，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真相。

关乎事实与关乎品位

我们应该区分两种关于实在的问题，并且有差异地对待之：关乎事实的客观问题和关乎品位的主观问题。真还是假是针对事实问题的回答，但就品位问题而言，并非如此。

关于事实问题的例子：篮子里有三个苹果。篮子里苹果的数目并不依赖于观察者。要么篮子里有三个苹果，这个论断就是真的；要么篮子里的苹果多于或少于三个，这个论断就是假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处理的是事实问题而非品位问题。

应该承认也存在一些边界划分模糊的关于苹果的案例，例如腐烂的苹果、成熟的苹果、被啃了几口的苹果，它们使得在某个确定的场景下，两个理性之人就苹果之数产生争议。也存在何为“在篮子里”的边界划分不清的案例。例如篮子太窄了，苹果不得不立成一排，最上面的苹果的重心超出了篮子的边沿。这算“在篮子里”吗？这种类型的问题含混模糊。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个关乎事实的问题换成一个更清晰的例子：3是一个奇数。

另外一个关乎事实的论断是“地球是平的”。作为事实陈述，这是错的。

那么“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这个论断是关乎事实还是关乎品位呢？这似乎是一个关乎事实的问题，要么真要么假。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真假，而且也许永远不能知道真假。即便如此，这并不会让这个论断变得主观一些。

诸如“这座房子闹鬼”“死亡之后还有生命”“上帝存在”这些论断都是关于事实的，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确切来说，这预设了当我们在确证这些论断的真假之时，我们已经在“闹鬼”“生命”“上帝”这些概念的定义上达成了一致。

就事实问题而言，存在已有的方法来区分真假。这包括科学方法，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仔细讨论。依据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获得合理的判断：哪些论断为真，哪些论断为假。

至于品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认为Lady Gaga要比碧昂斯（Beyonce）好，而你认为碧昂斯要比Lady Gaga好，哪一个是真的呢？当然都不是！我们不过就是有不同的品位和偏好，仅此而已。这不过是个品位问题。我喜欢的你不喜欢，或者你喜欢的我不喜欢。

即便对于Lady Gaga和碧昂斯哪个更好没有客观的答案，仍然存在很多彼此可以交流的真陈述。例如我喜欢Lady Gaga胜过碧昂斯这一事实。如果你对我说：“不，你并没有喜欢Lady Gaga胜过碧昂斯！”那我就会很恼火，因为你说的是错的。

关于事实或品位的争议经常流于表面。例如，就“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你说“上帝存在”而我说“上帝不存在”，如果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一致的，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争议。如果你说的“上帝”意味着“爱”，那么我们都会同意“上帝”存在。但是如果我说的“上帝”是站在云端留着稀疏胡子的老家伙，并且你也接受我的定义，那我们都会同意“上帝”并不存在。

品位问题亦是如此。如果就Lady Gaga和碧昂斯哪个更好能产生真正的争议，那我们就不能仅仅是对语词的意义理解不同。例如我们都知道“更好”的意思，但仍然不清楚这在音乐中意味着什么。当我就音乐谈论“更好”时，也许我的意思是“更具有原创力”，而你说的也许是“更为公众所追捧”。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争议，因为你和我的立场可以同时为真。

如果我们被教会如何区分事实和品位，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太多的讨论不着边际，因为讨论者所使用的表达并不表达同样的意思。

何为真？

关于什么是真，有很多理论尝试予以刻画。最为合理的一种是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其名字出自如下想法：真意味着在世界言说和世界本身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里有三个苹果”的叙述为真，当且仅当真的有三个苹果。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一书中实质性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说是者非或非者是，是错误的；说是者是，非者非，是正确的。 ^[3]

符合论的真概念预设了实在论（realism）这一关于实在的哲学立场。它意指实在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构想。相反的立场是反实在论（antirealism），主张没有任何实在可以独立于人类的概念。

我们需要实在论立场以应对日常环境，更不用说科学实验室中的场景了。没有实在论的视角，我们就完全不能与周围的环境建立联系。

符合论和实在论因此变得不那么简单。考虑如下断言：在客厅桌子上有一颗淡蓝色的宝石。

这是真的吗？根据符合论，这一陈述为真，当且仅当真的有一颗淡蓝色宝石在我的客厅桌子上。但是“宝石”的意思是什么？“淡蓝色”的意思是什么？这都是人类的语汇。“蓝色”就像其他颜色词一样，是与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作为光线接收器开展工作相关联的一个概念，修饰词“淡”源于“蓝色”的变化，没有明确的边界，人们可以为此持续争论。因此“淡蓝色”一词充斥着各种类型的模糊和含混。

“宝石”呢？同样也是人类发明的概念。什么样的石头可以算作“宝石”？有各种类型的“宝石胚子”，专家可以就此争论它们是否真的就是“宝石”。“宝石”仅仅意味着是“菱形的”吗？当这个意思应用到扑克牌上呢？四种花色之一？

并且“在……上”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桌子上有一块垫子会怎样？在垫子上的物品也在桌子上吗？陶瓷烛台放置在垫子上，置于烛台之上的蜡烛可以算作在桌子上吗？蜡烛头上的火焰也在桌子上吗？

我们创制了概念和语词与人交流，当我们与他人交谈时，别人能理解我们心中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熟悉概念的语句总是具有精准的意义。如上所言，即便句子完全是由普通语词组成的，也不能做到精确。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概念如何与世界相符合。考虑“圣诞老人”这个词。即便我们这些成年人知道世上没有圣诞老人，但我们还是会在商业中心和广告中看到许多圣诞老人。因此，我们如何使用这个词呢？它指代什么？当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位圣诞老人时（并且，说得复杂些，当我们也知道“唯一”的实体事实上并不存在时），将其复数化有什么意义呢？

上学时，我们知道原子就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太阳系”，原子核在中间，电子在轨道上环绕着原子核，就像轨道上的行星环绕着太阳。

事实上，这种图像与实在没有太多关系。原子核与在轨道上围绕其运转的电子组成了原子，但原子的“轨道”和星球的“轨道”是相当不同的，因为根据量子力学，原子中的一个电子并不在特定的时刻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而是在每一时刻，每一个电子以不同的概率模糊地分布在空间中所有可能的点上。太阳系模型帮助我们用简单有效的方式理解原子，尤其是在“原子”这一概念首次被引进到课堂时。但是我们不应该将这种关于实在的教学模型与真实的实在相混淆。

量子力学是一个新奇的主题，运用其方程和计算，我们能对各种物理实验的结果做出令人震惊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我们关于实在的量子力学模型是真的，它完美地发挥了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一幅量子力学系统（如原子）的图像和我们基于普通事物的日常图像是相容的。量子力学中的粒子能同时处于不同空间中的能力——事实上是处于无限多的空间中的能力——违背了我们年深日久所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的日常生活直觉。

同样反直觉的是关于两个粒子互相纠缠的量子事实。它指的是当两个相互纠缠的粒子中有一个在特定的状态（例如被观察到旋转的方向是向上的），那么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就同时被确定为具有相反的状态（旋转的方向是向下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相隔多远。看起来这两个粒子是在宇宙尺度上相关联的，即便它们在苍穹中遥遥相隔。这是量子力学深邃神秘的一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曾经对此抱有深深的疑虑，他称之为“鬼魅似的超距作用”。 ^[4]

既然量子力学充斥着这些看似神秘的现象，它就变成了新纪元运动中的热门话题。不幸的是，新纪元人士很少思考真正的量子物理学，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从未遇到任何我曾经听到或知道的有关量子的想法——他们不过是随意使用这些好听的语词而已。如果量子力学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真正精确地、确定地描述实在吗？并非如此，我们当然做得到。并非所有关于实在的描述都是同样好的，这中间有优劣之分。如果桌子上有三个苹果，那么说“桌子上有三个苹果”就比说“桌子上有四个苹果”或“桌子上有三个橘子”或“沙发上有三个苹果”等更为精确。即便我们只与我们自己发明的概念打交道，我们也不能随机产生一堆陈述，并认为它们同样为真。

在科学中，我们总是可以通过进行实验来检测哪些关于世界的陈述要更好一些。预测实验结果最为精确的模型或描述就是在实践中“最真的”。

我们关于实在的模型也可以用于建构技术——机器和工具。如果有用，那就有用，无须考虑这些工具背后的理论本性。以蓝光LED的发明为例，2014年，它的发明者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感谢这次发明和已经发明出来的红光LED和绿光LED，人们因此能够生产出LED白炽灯（红+绿+蓝=白）。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我们关于光的本性的理论构成了对光的精确且完整的描述。但是光的理论足够精确，让我们生产出LED白炽灯。有时候，科学之运用产生了相当美妙的结果，即使还是存在一些科学模型不能解决的问题。

绝对的真与相对的真

关于实在，我们可以就其本性知晓得越来越多，但也许不能完全获知其本性，这种态度通常被称为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最近十几年，学术界产生并非常流行一种相当不同的真理观，即真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

考虑这句话：“对我而言为真的并不对你为真。”这表明并不存在客观的描述或真，一切都依赖于个人对情况的考虑。一个人关于实在的论断与世界实际所是无关，它们不过是表达个人思想、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权力的工具而已。

这种极端真理观可以追溯到符合论的反面，即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真理观。奇怪的是，这一观点源于逻辑和数学。融贯论主张，一个陈述在一个确定的框架内是否为真取决于和系统中的其他陈述是否相容，所有陈述是否都在同一个框架中彼此兼容。换句话说，属于某一给定框架的陈述可以被称为“真的”，只要这个框架具有内在一致性——系统中的陈述没必要符合外部世界的需要。

拿我自己举例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年幼的我知道二进制数时有多激动。例如我知道“1111”表示15，因为这是1×2 ³ +1×2 ² +1×2 ¹ +1×2 ⁰ 或8+4+2+1的缩写。类似的“1001”表示9，这是1×2 ³ +0×2 ² +0×2 ¹ +1×2 ⁰ 或8+1的缩写。我知道如何用二进制加数，如何相乘。然后我发现了例如10×10=100。现在，你也许觉得我的发现了无新意，因为你早已知晓“10乘10是100”！但这并不是二进制的意思，在二进制中，它表示“2乘2得4”，即（2 ¹ +0×2 ⁰ ）×（2 ¹ +0×2 ⁰ ）=2 ² +0×2 ¹ +0×2 ⁰ 。

两个表述都是真的，但是在“10×10=100”这串符号中，一个使用了二进制，一个使用了十进制，同样的符号表示不同的意思。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问题，只要它们可以保持系统内的自我一致就可以了。二进制是一个系统，十进制是另外一个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是内在一致的。

我也知道“10+10=100”这个方程在二进制中为真，尽管在十进制中为假。在二进制中，这意味着“2加2等于4”；在十进制中，这意味着“10加10等于100”。第一个陈述不能更真，第二个陈述不能更假。

尚是幼童的我，已经大开眼界了。二进制与十进制以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清晰的方式向我表明符号如何与观念相符，这种联系尽管任意，却可以系统拓展，使得各自独立的观念集合用同一个符号表达，但却指称不同的事物。这激动人心，开放且自由。

融贯论真理观第一次被提出来大约是在1830年，当时刚刚发现非欧几里得几何（简称“非欧几何”）。其中一个公理是对有两千年历史的欧式几何中的一个公理的否定。这一公理被欧几里得（Euclid）称为“平行公理”：给定一条线l和一个不在l线上的点p，有且仅有一条线通过点p与l平行。这一陈述在欧式几何框架中为真，但是在非欧几何框架中为假。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陈述可以在一个系统中为真，在另一个系统中为假。这听起来非常像真理的相对概念。

是的，但别操之过急。平行公理及其否定中所使用的“线”并不在两个框架中指称同一个概念，因此这并非是同一陈述对一些人为真，对另一些人为假的例子。例如两条欧式几何平行线彼此之间等距，但非欧几何中的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简而言之，欧氏几何线和非欧几何线是不同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比较这两种几何如此迷人。两种几何中的“线”并不指称同一个概念。在非欧几何的世界里，不存在欧式几何线，在欧式几何的世界里，不存在非欧几何线！

这一切都并不比“10+10=100”在二进制中为真，在十进制中为假更让人困惑。相应的，“芝加哥在东部”对某些人为真，对另外一些人为假。理由很简单：一个洛杉矶人说“这儿”和一个波士顿人说“这儿”，所指是不同的。就如在二进制中“10”并不指十进制中“10”所指的数字。

感谢非欧几何的发现（当然也包括稍后的奇异几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开始逐渐习惯，看起来同样的表达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是相对的，只是表明一些语词的意思随语境发生了变化。一个陈述可以在一个公理系统中为真，在另外一个系统中为假，但这两个陈述并不谈论同一事物。这种表面上看起来近似真理相对论的场景，并不是说“真”变成一个捉摸不定的概念，完全依赖观察者的情境。实际上，在数学中，“真”仍然是一个核心的、确定的概念。

顺带说一句，各种“竞争”几何学的发现表明，所有内在一致的数学系统都可以存在，而不需要对应到物理宇宙之中。问题在于哪一种“竞争”几何学适用于实际世界。最终，我们知晓我们身处其中的浩瀚宇宙是通过非欧几何得到描述的，尽管落到地球这个实践尺度，我们把世界看作是欧式几何的。

数学家们非常高兴他们建构了不同的竞争系统，它们看起来具有“不同的真”。但是，他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真是相对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各个竞争理论所对应的实体名同而实异。

融贯论真理观尽管可以帮助数学家去理解彼此独立的“竞争”公理系统，但在数学领域之外并不适用。数学家们在几个世纪前苦苦挣扎并最终吸收的关于真理与一致性的微妙教训不应被轻率地误用，因为世界本身并不是一个公理系统，更不是彼此竞争的公理系统。

拒斥真理是客观的并不仅仅是天真的、错误的，说得严重一些，它在道德上都是有问题的。在政治上，则更为严峻：一个人只相信那些和他的个人目的一致的事实，而不是相信通过感知和理性所获得的事实。

如果你认为森林里有精灵，但我并不相信，很显然其中肯定有个人错了，有个人对了。即便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缺乏大量调查研究），但我们仍然同意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你可以论证说，森林里潜藏有精灵这一观念在你的世界观中是非常核心的，这一世界观在你所处的文化中源远流长，因此一定是真的。但这似乎是一个荒谬的、空洞的论证。假设有人迎面给你一耳光，然后告诉你：“我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抽耳光这个事，因此无关紧要。”你接受这种怪异的真理相对论吗？

如果人们接受真理相对论，那么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 就可以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无罪，因为他所理解的世界和法官所理解的世界是不同的。如果法庭允许这样的观点，那就不会有任何罪行。既然任何一个陈述都不比另外一个陈述更真或更正确，那么任何既有的论断都可以为真。

“一切都是同等正确的”这一相对真理观很容易导致不道德的社会，诸如世界各地的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社会。他们对何为真理常自以为是，视野局限，自我封闭。他们对杀害那些和他们意见不一致之人习以为常。

严肃来说，相对真理观也是一个自我拒斥的观念。如果这一观念真的有效，那么“所有的真都是相对的”这一声称自身就会在喜欢这一观念的人那里为真，在不喜欢的人那里为假。这太荒谬了。简单来说，稍加研究就会发现，相对真理观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真理观，零碎不成系统。

有一些语言现象在表面上和相对真理观类似，例如前面提到的“芝加哥在东边”。句子的真假依赖于说话者是谁。如果瑞典的国王说“我住在斯德哥尔摩”，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居住在安阿伯的艾丽斯说“我住在斯德哥尔摩”，她说的是假话。同一个陈述可以既真也假！这当然并不表明相对真理观是有效的，尽管使用了同样的语词，但实际上做出的是不同的论断。当瑞典国王说“我”的时候，他谈论的是一个人；当艾丽斯说“我”的时候，她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

如果我说“鲜花在钢琴的右边”，当我是在面对钢琴准备弹奏时说的，这就是真的；但如果我转过身背对着钢琴，那么这句话就是假的。“在……右边”这一语词依赖于未被明确描述的参考系，因此这一陈述内涵模糊。但是一旦明确了参考系，那么这个陈述就不再模糊，而是或真或假。

运动和速度也都是相对的，对此我们有熟悉的经验。坐在火车上望旁边的火车，突然那辆火车开始移动起来。或者是我坐的火车开始移动了？很难辨别！物体的速度总是有一个固定的参考系，除了光速，光速总是以同样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移动，而不管观察者处于哪种参考系中。这个高度反直觉的观念乃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创立的狭义相对论的核心。

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的乌尔姆镇，后来成为瑞士人，美国人。他的相对论是对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早期假设的“相对论原理”的一种推广，伽利略认为物理学中的所有参考系都是同样好的（这意味着物理定律在所有系统中都一样）。实际上，伽利略原则局限于惯性参考系，即相对于对方或在力学实验中具有恒常速度的参考系（在伽利略时代，力学就是物理学唯一的分支）。爱因斯坦设想伽利略的原则能够从力学现象拓展到电磁现象（尤其是光）。这看起来是观念上的一小步，却带来了20世纪初期物理学中的巨大革命。

几年之后，爱因斯坦进一步推广了伽利略的经典原理，使得它在所有的参考系中都成立，而不再考虑它们如何运动。这种超级推广被恰当地称为“广义相对论”，早期的“相对论”则被重新命名为“狭义相对论”。据说，爱因斯坦在乘坐火车时，经常喜欢拿相对论开玩笑，他会问列车员：“您好，芝加哥在这列火车上停靠吗？”

最近一些年，学术圈最有名的相对真理观提倡者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 ^[5] 罗蒂认为所有真概念都基于我们关于实在的基本公理和我们反思世界、体验世界所选择的方法。

典型的例子是伽利略在1615年被指控为异端。他发表的天文学结论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冲突，后者断定太阳围绕地球转。大主教罗伯特·贝拉尔米内（Robert Bellarmine）是梵蒂冈教廷的主审法官。伽利略邀请大主教检查他的论断，用他的望远镜（他自己做的）看看太空。然而贝拉尔米内拒绝了，他认为《圣经》能够提供比科学仪器更好的论证。 ^[6] 伽利略选择了客观观察法，贝拉尔米内选择了神圣经文提供的真理。

那么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绕地球转？根据真理相对论者罗蒂的观点，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选择和实在之间的关系。他相信不存在一个事实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方式来说明两个天体哪一个围绕哪一个转。

另外一个极端的真理相对论者是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他出生于1947年，相信事物在被注意之前从未存在过。 ^[7] 他以细菌为例，声称在发现它们之前，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罗蒂和拉图尔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现象的描述和现象本身。在细菌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当然不能谈论细菌及其性质。社会上存在着人们患病死亡的其他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细菌只有在人们察觉到它的那一刻才开始存在。 ^[8]

一个包含原子的客观实在是存在的，即便科学模型永远是可修正的，是需要修正的，以至于并没有“完美无瑕和永恒”意义上的“真”。科学家不是独断论者，而是对新的证据持开放态度（顺带提一句，理智且诚实地拒绝宣称自己已找到终极真理，即便存在大量证据，这对科学家而言意味着极其谦逊的科学态度）。但是绝大多数极端真理相对论者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完完全全拒斥“真理”这一概念，也拒斥实在的存在。不幸的是，这种立场经常伴随着对科学的无知和轻蔑。

真概念不能被相对化。另一方面，我们有责任相信诸如政治和经济权力等因素影响了我们在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认为何者重要的观念，或许还影响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观念。特别是，这些事情能够对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资助什么类型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但这并不能让一个人得出结论，说真概念是不可靠的。如果一个理论有效，那么它独立于让人们相信它的那些事实。

社会建构

尽管有很多理由认为社会建构论高度可疑，但它还是根植于非常合理的前提——人们生活的环境会影响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研究和科学分析的看法。种族、性别、阶级、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一个社会应该进行哪种类型的研究、什么样的结果是重要的产生了影响。

关于这种效应的一个经典例子是苏联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1898—1976），他在1930年代批评查理·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提出了另外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物种起源理论。他宣称，遗传并不是由基因或染色体决定的，而是可以通过环境得到修正。他的理论基本是错误的，但是这个理论很新颖，并且和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相符，这就对斯大林很有吸引力。相反，孟德尔遗传学，这个被西方世界接受的科学理论，被贴上了“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签。

受到诸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激发的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对知识的追求并非看起来的那样，实际上福柯视科学为罪恶的工具，认为其被用来帮助白色人种、异性恋、中产阶级、具有经济能力的中年男性去排斥穷人、女人、同性恋、少数民族，以及非欧洲文化。

不幸的是，历史表明，科学经常以这种方式得到发展。在19世纪及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生物学、人类学被用来为种族压迫辩护。对那些行为偏离正轨的人施以监禁、脑叶切除也一度得到医学的辩护。脑叶切除是在大脑中施行的外科手术，1930年代由葡萄牙神经学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António Egas Moniz，1874—1955）提出，该手术把从前额叶到大脑其他地方的神经通路切断，背后的想法是要让那些患有焦虑症或其他心理疾病的病人可以安静下来。然而，这种手术也会破坏病人的个性特征和情绪生活，如今已不再使用。同时，被认为偏离社会道德规范的妇女会被强制执行绝育。种种案例展示了在我们的历史中，科学和“社会工程”是如何被滥用的，科学如何被用来支持压迫、按照阶级分离人群，而这些总是源自当时统治阶层一时的心血来潮。

在很多案例中，社会建构论者的分析都是有帮助、有道理的。当我们试图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对社会建构的洞见是重要的。这些理论做出了很多贡献。我们实际上一直被社会建构所包围：例如，当我们在零售店使用硬币，我们就是在使用一种社会建构。毕竟，一枚硬币不过就是一小块被印制的金属而已，它在日常交易中作为工具的价值和功能并非自身所固有，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而已。

然而，把所有的实在都仅仅当作一种社会建构是成问题的。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这些传统的社会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案例。在远古时代，妇女总是与感受相联系，男人则与理性和智力相联系。我们今天仍然接受这些古代的社会建构，但它们不仅仅是错误的，也极端限制了个人的机会和潜力。

其他有害的社会建构是那些关乎性别起源、性别关系以及家庭本质的规范，大量消费主义、成功和社会地位的规范也是如此。 ^[9]

后现代主义者与教育

社会建构论和真理相对论通常被认为属于后现代主义 这个重要的思潮。“社会建构”这个术语不过是当代社会术语体系的一部分，从属于后现代主义综合征，后现代主义综合征也包括文化相对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相对主义。

后现代主义引起了深刻的认识论、道德和政治问题。后现代主义中最为极端的一个版本宣称自然科学不过就是社会建构——一个随机的“叙事”不会比任何人凭空捏造并宣传的叙事更有效。

1996年，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1955—）加入战斗，有力地批评了后现代主义。他愚弄了一家著名学术期刊《社会文本》（ Social Text ）的编辑，投了一篇自己撰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对试图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的社会建构论的批评。这篇讽刺文章有一个相当晦涩的标题，《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是一个“解构主义”写作风格的荒谬证明。在该文中，索卡尔戴着傲慢的面具，使用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行话，邪恶地攻击“所谓的科学方法”。

例如索卡尔伪装的后现代主义者写道，“独立于人类存在的外部世界”这一概念不过仅仅是“后启蒙时代支配着西方知识界的教条”。这个伪装的真理相对论者继续认为，“面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边缘群体的反霸权叙事”，科学研究“不能宣称具有认识论的优先地位”（简单来说，即科学不断定真假，任何个人都有自己的“真标准”）。索卡尔继续运用大量行话和伪科学论证，甚至从那些相信超感官知觉（ESP）和其他超自然现象的新纪元运动中借用了一些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一种对杂志编辑称之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科学”进行强烈抨击的假象。如索卡尔所愿，编辑掉入了他的陷阱，为之所困，又信以为真，并且广为传播。 ^[10]

另外一个关于后现代主义谬论的案例来自我的祖国瑞典。几年前我参加了一场关于学校的辩论，一位颇有素养的教授参与了圆桌讨论。这位教授宣称，进化论和创世论不过是关于人类文明故事的两套不同的“叙事”或范式。辩论并不讨论一种说明是否比另外一种更加“真实”。对我来说，这样一种立场在智识上是不诚实的。如果一切不过是观念之争，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

关于这种态度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自瑞典教育学教授莫伊拉·冯·赖特（Moira von Wright）。1998年，她给瑞典教育部撰写了一个关于学校物理学教育的报告。她宣称物理课程中的“科学内容”应该“为了平等的要求”被修改，她用如下术语拒斥了科学思考的过程：

科学思考具有优越性的概念与平等和民主的概念是不相容的……在科学界，一些思考和推理方式会比其他方式得到更多回报……无视于此，就会有得出误导性结论的风险——例如，无意识地从科学思考是更理性的观点跳到科学思考应该取代日常思考的观点。 ^[11]

稍后，在同一个报告中，赖特继续写道：

物理学教材认为向学生传递一个世界机械的、决定论的图像非常关键，并强调了其优越性，这对平等意味着什么？强加这种具有固定解释的狭隘知识和我们学校追求平等的目标是不相容的——然而这就是大部分物理学教材所做的，它们维持了科学世界中男性和女性的非对称的、按等级划分的关系。当物理学被毫无批判地当作唯一真理，它便具有了一种科学立场，从而对学生获取知识行使一种（消极的）象征性权力…… ^[12]

一个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的物理学将会涉及对物理学的看法；而且物理学的标准科学内容将会被删除。 ^[13]

赖特的报告结论如下：

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以一种新的方式问自己，如何让女孩对自然科学领域的职业产生更多兴趣。例如，我们不要考虑如何让女孩对物理学产生更多兴趣这样老掉牙的问题，转而提出一些新颖的问题：我们如何让物理学更关注性别和女性视角？ ^[14]

赖特的报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仅仅是反智的，也是反科学的。而且这不过是对女人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认为她们在理性思考方面逊于男人。然而，从2010年到2016年，赖特在斯德哥尔摩的索德脱恩大学担任校长。

相对主义与政治

当真理的相对化思考蔓延到政治中时，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假设，例如在瑞典，统计调查表明瑞典女性的平均收入要低于男性（事实正是如此）。想象在瑞典议会上，一个政客发表观点：“这个调查也许对你来说是真的，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我认为真相是女性收入比男性高！”

任何不接受客观事实的政治家都会卷入麻烦中。很明显，在关于社会和政治的争论中很难获得真相。政治家经常选择性地传达给民众有关实在的一个方面。他们仔细选择何者需要重视、何者需要忽视，尤其在涉及数字和统计的一些演讲中。如果主题足够复杂，几乎不可能判断统计数据是否经过“精心挑选”以支持某种特定的解释。

很多人相信统计不会说谎（至少不会有意造假），但是人们可以仔细挑选一些统计信息，以便突出实际情况的某一个方面。统计学以这种方式左右人们。政治家和其他显要人物非常善于传播负载价值的事实，那些表面看来纯粹的事实能潜移默化地传递隐含的意识形态。

统计学是描述现实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事物间复杂联系的运行机制——而这正是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东西。某个党派宣称就业率攀升，其反对派则宣称失业率上升。双方都可以获得同一时期的统计数据支持。细致分析才能理解何以如此——甚至细致分析也会遗失重要的事实。换句话说，与政治领域中的相对主义搏斗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斗争，但这是相当关键的斗争，因为宣称不存在真理是既不诚实又不道德的。宣称真理不存在，等于置身于污水之中。

插曲：
三大谜团

[1] 参见Eugene Wigner, “The 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i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13, no. 1 (February 1960); Max Tegmark, 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 (New York: Penguin, 2015)。

[2] Bertrand Russell, The Analysis of Matt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7), 201.

[3] Aristotle, Metaphysics ，引自Marian David,“The Correspondence of Truth,”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last updated May 28, 2015,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truth-correspondence/#1。

[4] 关于量子力学的神秘性，参见Nicolas Gisin, Quantum Chance: Nonlocality, Teleportation, and Other Quantum Marvels (New York:Springer, 2014)。

[5] 对罗蒂思想的一个很好的介绍参见Robert Brandom, Rorty and His Cri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0)。

[6] 参见Paul Boghossian, Fear of Knowledge: Against Rela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Oxford,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参见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8] 参见Ophelia Benson and Jeremy Stangroom, Why Truth Matters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9] 关于社会建构论的批判性研究，参见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对这一著名事件及其后果的绝佳讨论参见Alan Sokal, Beyond the Hoax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参见Moira von Wright, Genus och text: När kan man tala om jämställdhet i fysikläromedel? [Gender and text: When can one speak of equality in physics teaching materials?](Stockholm: Skolverket, 1999), 24。

[12] Von Wright, Genus och text , 64.

[13] Von Wright, Genus och text , 65.

[14] Von Wright, Genus och text , 65. tRkHVMST1vpTWr2R1DS++C5F7mv+D+liCXrzfQuM2WAKQW2DzrPO/eXaJMz0m0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