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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译介此书，与有荣焉。我满心喜悦翻译此书已近3年。直到2016年初，我都不知道克里斯特·斯图马克（Christer Sturmark）这个人。那时他写信邀请我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主题是“知识的局限”。他提到了几个可能参会的学者，有些人我熟悉，有些人我虽然不熟悉但有心结识。几十年前我也曾旅居斯德哥尔摩，非常喜爱这座城市，加之我在乌普萨拉附近还有一个朋友。这一邀请让我无法拒绝。我还必须说，这位素不相识的绅士将请柬写得非常生动、真诚、友好，让我打消了顾虑。
我只想告诉读者诸君，我从来没听说过克里斯特，当时我真这么想。但当我抵达斯德哥尔摩时，我发现我的记忆完全错了。克里斯特告诉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我不仅回信了，而且我们实际上还书信——真正的邮件——往来几通。我全忘了！如今我们再续友情。2016年，克里斯特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充满孩子气，热情洋溢。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研讨会期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尤其是结识了维也纳数学家和日后成为好友的作家卡尔·西格蒙德（Karl Sigmund）。但卡尔并不是我唯一受惠于克里斯特的好朋友，还有克里斯特本人，且听我一一道来。
座谈会结束那天，克里斯特邀请了几位与会者到他家中共进晚餐，他的家位于斯德哥尔摩以东的可爱的利丁厄岛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他的前妻，至今仍是他的好友的古尼拉·巴克曼（Gunilla Backman），在数学家安德斯·卡尔奎斯特（Anders Karlqvist）的钢琴伴奏下，为我们唱了一首我创作的歌，让我感动得几乎落泪。后来克里斯特发现我略通瑞典语，就自然而然地送了我一本他的新书。书很厚，但克里斯特笑着说：“别担心，这是用很简单的瑞典语写的，很容易读。”他想说这本书既不是用超级学术术语，也不是用晦涩的瑞典方言写的，更不是用古代的语言写的。事实上，它是用相当复杂的瑞典语写的，对我来说压根不是小菜一碟。但我至少不用字典就能理解大部分内容。
一开始，我不知道他的书讲了什么。但在回国的飞机上，我翻阅了一遍，很感兴趣。我看到它提供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个人视角，致力于让人类在冲突遍地的世界中学会共同生活。事实上，它是一首雄辩的赞歌，宣扬宽容、清晰思考和科学。它让我多少想起了我心中的英雄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写的《西方伪科学种种》（ 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 ）。对我来说，年少时读的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克里斯特这本书的气息深刻呼应了我一生对理想主义的感知和对科学的信念。当我回到家时，我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这对克里斯特和我都有好处。翻译他的书逼迫我努力学习瑞典语，1966年我在隆德和斯德哥尔摩小住半年时就喜欢上了瑞典语。此外，若此书出版，我希望能对英语世界的人们也大有裨益，为他们提供一套可以接受的有价值的理想主义观念。我的提议不缺好理由，令我高兴的是，克里斯特听到我的提议也非常激动。为什么不呢？毕竟，一个他曾经非常钦佩的人现在提出要译他的书，只是出于友谊！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震惊且满足呢？
2016年秋天，我迫不及待地投入到这项任务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每天都要翻译一页左右的内容，大概完成了本书的1/3。那时，我正好在印第安纳大学准备休学术年假，我已经计划在乌普萨拉的古老大学度过冬季的三个月。我突然想到，在这三个月里，我将完成这个宏伟的翻译工作。乌普萨拉离斯德哥尔摩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路程，这样我和克里斯特就可以不时见面，讨论各种细节。
事实就是这样。从2017年12月到2018年2月，在寒冷黑暗的冬天，我和妻子葆芬几次从乌普萨拉坐火车到斯德哥尔摩，然后我们来到了利丁厄边上的克里斯特的家，在那里我们倾心交谈，度过了美好时光。一个小小的演讲邀请成就了一段伟大的友谊，这不是很有趣吗？
现在让我来谈谈克里斯特的书，这正是人们期待读到的序言——这种期待是正确的。
我猜想这本书是因克里斯特年轻时对逻辑、数学和科学的迷恋而产生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被宇宙的奥秘、矛盾、奇异、魔力所吸引。但他很快发现，虽然周围有很多神秘之物，但仍有方法可以研究和洞察它们中的大部分，通过科学和数学就能做到。因此，他投身于这些学科的研究，也投身于相关活动，比如国际象棋（他仍然喜欢下棋，尤其是和他的小儿子莱奥下棋）。
这种与思想世界的激烈接触所产生的是一种信念，即存在一种超越所有教条、所有迷信和所有宗教的真理，如果人类整体接受这种真理，它将开启一个伟大的启蒙时期，甚至可以实现世界和平。
多年以来，克里斯特从事科学研究，最早是计算机科学，后来是其他科学。克里斯特发现了他的同道，即世俗人文主义者，“泛爱众，而亲仁”，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出于对宽容和清晰思维能力的信仰，也出于我们对这个蓝色星球的脆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它在数十亿颗恒星之间旋转，也在数十亿个星系中旋转。换句话说，一种深深的谦卑激励着克里斯特（以及其他世俗人文主义者）努力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相处，而不是沦为盲目偏见所驱动的仇恨的牺牲品，并不断与所谓的“敌人”进行恶斗。最终，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克里斯特决定成立自己的出版公司“自由思想”（Fri Tanke），用瑞典语出版高质量的书籍，以及创办一本名为《判断力》（ Sans ）的杂志，在反对伪科学的同时，解释和倡导科学、逻辑和世俗人文主义哲学，反对迷信。好吧，克里斯特的梦想成真了，这要部分感谢他的好朋友比约恩·奥瓦尔斯（Björn Ulvaeus，最初是瑞典流行音乐组合ABBA的成员），几年前，克里斯特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瑞典出版商。“自由思想”出版的众多书籍中，有许多译本出自我钦佩的思想家，比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许多人。
岁月流逝，克里斯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成了瑞典著名的演说家和电视明星，几乎成了世俗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言人。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反对那些声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命中注定的占星家，并且与坚持达尔文进化论是个骗局的宗教神职人员辩论，捍卫自己的信条，即无神论哲学应该像有组织的宗教一样受到瑞典法律的尊重。尽管克里斯特总是彬彬有礼，但他始终热衷于公开捍卫他深信不疑的立场，不管这样做有多困难。我向他的热诚和勇气致敬！
我住在乌普萨拉那会儿，与克里斯特交往频繁，我很快发现他也在践行自己的主张。他保护瑞典移民，尤其是那些因为宗教迫害而逃到瑞典的人。例如，我看到克里斯特慷慨地拿出自己的个人资源来帮助一位孟加拉国的博客作者，他因为恐怖分子的死亡威胁而逃离自己的祖国，恐怖分子憎恨自由宽容的思想。同一类型的恐怖分子残忍地攻击并几乎杀害了十几岁的女孩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她是巴基斯坦支持女孩教育的积极分子。
简言之，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商和一个人，克里斯特让我钦佩。我们现在非常要好，部分原因是我们对人类抱有一种年轻的理想主义的希望。本书对理想主义的表达非常清楚、具体、愉悦。克里斯特和我一样，喜欢用例子和故事来表达他的观点，他在本书的每一章中都很好地运用了这些例子和故事。
我还发现我对他有些影响，他喜欢在写作时变换形式。正如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Gödel, Escher, Bach ）中，我在更严肃的章节和更有趣的对话之间交替。克里斯特在他的书中，也在更严肃的章节和两章之间更有趣的“插曲”之间交替，他让自己在表达纯粹的个人感情时有更多的自由。
作为一个资深的译者，我有丰富的翻译经验。我的翻译风格是意译——事实上，我甚至给它起了“诗意的谎言”这一名字。我的翻译和原文出入较大，因为我认为这样会更有效。我有时也会不揣冒昧地建议增删一些想法。偶尔，我甚至会建议增删一些段落。这本书也不例外，我使用了这种冒失的风格——但我有一个优势，我总是可以问原作者是否可以做一些小改动。幸运的是，克里斯特几乎总是对我开绿灯，对我表示认可。这些年来，作者和译者相处愉快，在这本书中，我们很容易就把原作和美国语言文化嫁接，这当然深深扎根于他自己的瑞典语言和文化的土壤中。
无须多言，翻译已经完成，我怀念作者和译者的愉悦互动。现在是我开启新工作的时候了——尽管我不再翻译克里斯特的书，但我们友谊长存。最为重要的是，我热烈地希望克里斯特的梦想——一个普遍宽容和尊重科学的真正开放的社会——能成为现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他自己的贡献，尤其是这本令人惊叹、颇具个性的著作，把梦想变成现实。
2020年11月17日
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