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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书，当时汉灵帝死后，儿子刘辩继位。大将军何进和袁绍合谋要诛杀宦官，于是喊了凉州部队的长官董卓带着兵来帮忙。
没想到，董卓来了之后，就赶跑了袁绍，自己掌握了权力。随及，董卓把皇帝刘辩废了，立了刘辩的弟弟刘协当皇帝，这就是汉献帝。
那么，董卓接下来，真的是人们理解得暴政吗？我们看一下史料中记载他做的事。
汉献帝新立，新的皇帝下面，得有新的三公九卿啊。董卓就提拔任用了一些名士。名士的意思，不是写诗、文学好的近代意义上的“名士”，而是官员中口碑好，名声大的。擢引他们可以给自己带来进贤的名声，也可以获得士大夫圈的拥护。这是他的初衷。
至于具体的人选，则是吏部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何琼和司空府长史何颙给推荐的。
豫州牧黄琬，是故太尉黄琼的儿子，在地方官中政绩第一，于是提拔为太尉。太中大夫杨彪提拔为司徒，隐士、《易经》大家荀爽（荀淑的儿子）被提拔为司空。荀爽本来是个老百姓，直接一步升天当了三公。
当然，也是走了形式上的程序，先任命为中级的地方官，他赴任路上不等到岗，就发来提拔的新任命。三个月时间内，提拔为了司空。
这是新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名望很高的刘虞被提拔为大司马。这是比三公还高的官。当然董卓自己则又当了相国。
从前，被宦官禁锢不许当官的党人，比如陈纪、韩融之徒，都提拔为九卿。这是九卿。
“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升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牧，孔胄为豫州牧，张咨为南阳太守，张邈为陈留郡太守。这是地方官。陈留是兖州的大郡，南阳是荆州的大郡，都是离洛阳很近的，人口都近百万的。而董卓自己的私人，则并不置于显位，而只做将校罢了。
这种“公正”的心还真不知对董卓是有利还是不利。
在汉灵帝初期搞政变攻宦官的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藩，也给他们平了反。子孙提拔任用为官。又批准三公九卿以下到黄门侍郎的级别，每家一个名额，到宫里做事，具体担任郎的职务，替代已经消失的宦官。这意味着又解决了一批人的出路，受益者也是百官。
这些政策，至少是行政用人政策，可谓是显著的革新。
到了次年一月，董卓任命的那些州刺史和郡守，韩馥、刘岱、孔胄、张邈（他就是袁绍的任侠朋友）、张咨，到了地方，也准备得可以了，于是在袁绍的招呼下，还有他们下面的郡守，合计三州六个郡，九家州郡长官，一起带兵开始讨伐董卓了。
这些用的不算什么义军，而就是地方郡县兵，以及部分新招募的，总计数十万。
董卓气急败坏，把周毖、伍琼叫来，骂道：“你们劝我用善士，所以听你们的。可是这些人一到官，就举兵反我。你们俩卖了我啊。我有什么对不起的。”
于是，把二人斩了。
董卓认为周毖是出卖自己，但周毖到底是不是，史料没以第三方口气说是与不是，所以不好确定。而伍琼、何颙确实是袁绍的“奔走之友”。
司空府长史何颙，则和新任命的司空荀爽一起暗中要谋杀董卓，结果荀爽病死了。何颙因事泄被杀。
董卓收买人心的计划，完全失败。士大夫们，就是不给他面子。
对于洛阳来讲，往北过黄河是冀州（在河北省中部南部），向东是兖州（河南省东部），向南和东南是豫州以及南阳郡（属于荆州）。这三个方向的大州，州牧都是周毖他们推荐的，结果反全。
这样造成的形势，对董卓的威胁是很大的。可以说，用人失误的代价极大。
而且，反叛来得这么快，也很奇怪。八月董卓入洛阳，九月换的皇上，十月董卓做的相国，十二月新任命的三公（州郡长官大体也是这时到岗），十二月曹操先反，次年正月，十家州郡讨董联军就发动了。
即便董卓无道，地方上也不会这么快就民不聊生啊。也不会有民众起义啊。既然董卓任命了这么好的人当三公九卿，这三州长官也是名士，怎么会立刻民不聊生呢？
所以，这次讨董卓，只能是出于政治原因。
以冀州牧韩馥为例，实际上是不愿意袁绍起兵的。这时，东郡太守桥瑁，就假做了京城三公的信（一说诏书）发来，说叫起兵。而信中说的原因，则只是董卓想篡位，威逼皇上，请大家来救。全是政治原因。
韩馥还想看看其它州的情况。下面人说，我们起兵晚了，功就小了。显然，这只是为了争政治功劳。
于是，韩馥也就宣布本州起兵。
总之，不是非反不可。更到不了董卓已经荼毒天下的地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董卓再坏，几个月的时间，也毒害不到天下啊。何况还提拔了中央和地方那么多好官。
从前王莽无道，那也是搞了好几年，因为打匈奴带来民众负担加大，各地才有叛乱。董卓这时不可能有多少罪恶。
就算董卓想横征暴敛，几个月时间，也来不及运送多少东西。
董卓确实发行了取代五铢钱的小钱，导致通货膨胀，那按《后汉书》记载是在州郡于次年正月起兵后的六月份，而按《三国志》记载则是更晚的董卓去到长安后。发行恶钱，这确实是董卓的罪，但这是战争开始后。也正是战争促使董卓不得不多发小钱，以采购军资。
董卓，看到起兵，自然也从此也寒了心，后面开始本性暴露。比如，正月州郡起兵，二月董卓就迁都去了长安。三月百姓到长安后，这边就把洛阳的宫室民房都烧了，挖了陵墓。
从军事角度来讲，州郡兵占了洛阳，则会成为一个牢固的大据点。
《三国志》还讲了董卓的一件恶事：
洛阳往东有个小城，叫阳城。阳城人正在社里搞聚会，没找谁也没惹谁——社是祭祀的地方，也是节日里民众庆祝吃喝欢聚的地方，具体节日就叫“社日”。董卓的大兵忽然到了，四面围住，把老百姓分成男女两堆，男的全部砍掉脑袋，女的捆起来，装在老百姓自己的车上，连同老百姓的牛啊、酒啊、肉啊、财物啊，都装在车上拉走。
他们把砍掉的男人头颅都挂在车辕上，嚷嚷着攻贼大胜，朝洛阳城开回去了。贼。指的就是叛民，比如黄巾也被称为贼。
开城进去以后，又把这些人头点火焚烧，把哭喊着的妇女们都配给了军士。
这是因为董卓兵的构成，是湟中义从和秦胡兵。也就是其中很多是羌人、胡人。所以这些人及其野蛮。连董卓上表拒绝交兵时都说他们是“狗心”。这些人跑到京城来了，怎么可能安分得了。
不过，这事情其实发生在州郡于次年开始讨伐董卓后。记录中写到阳城人参加的是春社“时值二月社”，而董卓是189年下半年来的洛阳，二月社，只能是次年二月，那时候州郡已经起兵了。在战乱时代，杀良冒功就总会有，袁绍那边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
实际上，烧洛阳、挖陵墓、发行小钱、杀阳人城百姓，都是在战争爆发后。而之前，找不到大到足以值得来讨伐他的罪恶。在董卓入洛阳后的兴平六年这小半年中，他被记录下来的都是用人方面的“善政”。
那么，就有一个疑问，如果董卓不是那么坏，那么州郡长官怎么能让郡县兵都去打他呢？即便州郡长官想打，但是士兵和民众不跟着，也打不起来啊。而如果董卓没对天下社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吏民怎么会跟着打他呢？
当时，曹操从洛阳逃到陈留郡，当地一个富户叫卫兹，是个孝廉，家里有钱，资助曹操招兵。卫兹对曹操说：“乱生久矣，非兵无以整之。”
卫兹确实是个富户，他资助曹操招了五千兵。就像卫兹提示的，州郡动兵，有更深的社会原因。天下人早就不满意了，人们想要的，就是对国家的一种重塑，而现在的董卓只是刚好给了他们一个行动的契机和口实罢了。不管董卓好不好，打他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是对天下重新“整之”。可以说，董卓只是做了箭靶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