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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本身是个作家，还没问过你写作的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答：你我一样，都是在念小学的时候，从老师叫我们写作文开始写的。
问：正经一点好不好？
答：我讲这句话，是有目的的，等一会儿再转回来谈。如果你是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赚稿费，那是在中学。我投稿到一家报馆，发表了。得到甜头之后陆续写，后来靠稿费带女同学上夜总会。
问：从那时候写到现在？
答：不。中间去外国留学就停了，后来为事业奔波，除了写信，没动过笔。四十岁时，工作不如意，才开始写专栏。
问：是谁最先请你写的？
答：周石先生。那时候《东方日报》好像由他一个人负责，包括那版叫《龙门阵》的副刊。周石先生很会发现新作者，他常请人吃饭，私人聊天，听到对方在饭局上说故事说得精彩，就鼓励他们写东西，我是其中一个。
问：后来你也在《明报》的副刊上写过？
答：是，我有一个专栏，叫《草草不工》，用到现在。
问：《草草不工》不像一般专栏的栏名，为什么叫“草草不工”？
答：草草不工，不工整呀！带谦虚的意思。当年向冯康侯老师学书法和篆刻，他写了一个印稿给我学刻，就是“草草不工”这四个字，我很喜欢。这方印，在报纸上也用上了。
问：那时候的《明报》副刊人才济济，很不容易挤进去，是怎么让你在那里发表的？
答：在《龙门阵》写，有点成绩，才够胆请倪匡兄推荐给金庸先生。当年金庸先生很重视这一版副刊，作者都要他亲自挑选，结果他观察了我一轮文章之后，才点头。后来做过读者调查，老总潘粤生先生亲自透露，说看我东西的人最多，算是对金庸先生有个交代。
问：怎么写，才可以写得突出？
答：要和别人有点不同。当时的专栏，作者多数讲些身边的琐碎杂事，我就专门讲故事，或者描写人物，或者谈谈旅游。每天一篇，都有完整的结构。几位写得久的作者说我写得还好，问题在于耐不耐久，他们没想到我刚开始就有恃而来。
问：这句话怎么说？
答：停了写作那几十年之中，我不断地与家父通信，大小事都告诉他，至少一星期一两封。我也一直写信给住在新加坡的一位长辈兼老朋友曾希邦先生。写了专栏，我请他们二位把我从前写过的信寄回来，整箱整箱地寄，等于翻日记，重看一次，题材就取之不尽了。
问：你的文章中，最后一句时常令读者出乎意料，这是刻意安排的吗？
答：刻意的。我年轻时很喜欢看欧·亨利的文章，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爱上他的写作技巧——终局的twist （转折） 。周石先生说那是一颗“棺材钉”，钉上之后，文章就结束。
问：怎么来那么多“棺材钉”？
答：一篇文章的结构，跳不出起、承、转、合这四个步骤，但是不一定要依这个次序去写，把“转”放在最后，不就变成“棺材钉”了吗？
问：要经过什么基本训练吗？
答：基本功很重要。画画要做素描的基本功，写字要做临帖的基本功。
问：什么是写作的基本功？
答：看书。像干电影业的人，不看电影怎行？写作人基本上是勤于读书的人，需要从小就爱看书，从小不爱文学，最好去做会计师。
问：你是从看什么书开始的？
答：小时看连环图，大一点看经典，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都非看不可。中学时代是人一生之中最能吸收书本的时候，什么书都生吞活剥。只有在这年代，你才有耐性把长篇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基度山恩仇记》等看完。像一个发育中的小孩，怎么吃都吃不饱。经过那段时期，就很难接触到那么厚的书了。当然，除了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问：我也经过了那段时期，我也想当一个专栏作家，你认为有可能吗？
答：啊，现在可以回到刚才所说的，做学生时，你我都写过作文。我认为会走路的人就会跳舞，会举笔的人就会写文章。你想当作家？当然有可能，不过跳舞的话，跳步 （舞步） 总得学，写作也要练习。光讲是没有用的，你想当作家，就先要拼命写，写，写。发表不发表，是写后的事。为了发表而写，层次总是低一点。不写也得看，每天喊着很忙，很忙，看来看去只是报纸或杂志，视线都狭小了。眼高手低不要紧，至少好过连眼都不高。半桶水也不要紧，好过没有水。当今读者对写作人的要求不高，只有半桶水也能生存，我就是一个例子。
问：你为什么不用粤语写作？
答：我也想尝试，但是我的广东话不灵光。香港有许多用粤语写作的文人，因为他们是以粤语思考的。我写东西，脑子里面讲的是华语，所以只懂得用这方法写作。而且，我觉得用华语能够接触到某一种方言以外的读者。写东西的人，内心里都希望有多一点人能够看到。
问：所以人家说你的文字简洁，就是这个道理？
答：只答中一半。我选用的文字尽量简单，像你我在聊天，我没有理由用太多繁复的字眼。当今的华文水平愈来愈低落，有些人还说金庸先生的作品是古文呢。 （笑） 文字简单也是想让多一点人看得懂。至于说到那个“洁”字，是受了明朝小品的影响，那一代的作家，短短的几百个字就能写出人一生的故事。我很喜欢。但对于赚稿费，一点帮助也没有。 （笑）
问：你的文章看了好像随手拈来，是不是写得很快？
答：一点也不快，一篇七百字的东西要花一两个钟头。写完重看一遍，改。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看，再改。这是我父亲教我的写作习惯。至于题材，我则每时每刻地思考，想到一个，就储起来，做梦也在想，现在和你谈天也在想。
问：你一共出了多少本书？
答：已经不去算了，反正天天写。七百字的短文，一年可以集成三本左右；一星期两千字的话，一年集成两本。写餐厅批评八百字的，一年也是两本。
问：都是发表过的文章？没有为了出版一本书而写的吗？
答：先在报纸和周刊上赚一笔稿费再说，中文书的销路实在有限，单单出书得不到平衡。
问：为什么你讲来讲去，都讲到钱？
答：为理想而不顾钱的情形，在我的人生中也发生过，但是不多。不过钱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对日常生活也没什么改变，钱只是一种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我是俗人，我需要这份肯定。
问：要是在美国或日本的话，你的版税一定不得了。
答：我从前在电影公司做事，一位上司也向我这么说。我回答说，当然不得了，但是如果我生活在泰国，谁会找我出中文书？做人，始终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
问：听说你的稿费很贵？到底有多少？
答：唉，年老神衰，写不了那么多，对付那些前来邀请的新办杂志编辑，我只有吹牛说人家付我每年一百万港币，你给得起的话，再说吧！
问：你的稿费就算再高，研究纯文学的那班人也从来看你不起，他们一向提都不提你。
答： （嬉皮笑脸） 不要紧。
问：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文章能不能留世？
答：倪匡兄也遇到一位所谓纯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的作者。她说：“倪匡，你的书不能留世，我的书能够留世。”倪匡听了，笑嘻嘻地说：“是的，我的书不能留世，你的书能够留世。你留给你儿子，你儿子留给你孙子，就此而已。”倪匡兄又说：“严肃文学，就是没有人看的文学。”
问：哈哈！他真绝。
答：能不能留世，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一份真，有了这份真，就能接触到读者的心灵。倪匡兄说过他就是靠这份真吃饭，吃得很多年。
问：你难道一点使命感也没有吗？
答：有了使命感，文字一定很沉重，和我的个性格格不入。
问：你的文章中有很多游戏，又有很多歪曲事实的理论，不怕教坏青少年吗？
答：哈，要是靠我一两篇乱写的东西就能影响青少年，那么教育制度就完全崩溃，每天花那么多小时读的书，都教不出他们判断力，多失败！
问：你写的多数是小品文，为什么不尝试写小说？
答：我也写过一本叫《追踪十三妹》的小说呀。
问：我看过，还没写完。
答：我会继续写的，都是用第一人称，新书只说一个新人物，也认识十三妹这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专栏作家。多写几本，也是想把每一个人物都串联起来。我这一生，只会写这一辑小说。
问：什么时间才写？
答：等我停下来。
问：你停得下来吗？
答： （呆了一阵子） 大概停不下来吧。
问：对于写作，你可以做一个结论吗？
答：记得十多年前有本杂志，叫什么读书人的，请金庸先生亲笔写几个字，他老人家录了钱昌照老先生的《论文》诗，诗曰：
文章留待别人看，
晦涩冗长读亦难。
简要清通四字诀，
先求平易后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