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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南去的火车，并不能将他们真正带到南方。他们还需要倒轮船。
在天津，他们下了火车，住了一两天客栈才搭乘“新铭”号轮船抵达上海。但轮船也没能抵达终点，他们还需要换乘“拖船”（一种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才可以回到无锡。
不过，尽管旅途劳顿不堪，一家老小还是很开心，毕竟一家人的团聚和陪伴才是最令人心安的。一路上欢歌不断，长途奔波成了愉快的旅行，孩子们在父亲杨荫杭的逗弄下各种嬉戏，母亲唐须嫈虽被呕吐折磨，望着一家人一片欢愉却也安静地喜悦着。
杨绛和三姐的兴致最高。在海上漂得久了，大家多少都有了晕船的不适，只有她俩兴致极高，还要看海上的日出。她俩早早起来，相伴着看了人生第一次海上日出。
一路颠簸，终于回到了无锡老家。为了让一家老小尽快安定下来，父亲决定不回家中年代久远的老屋，而是新找一处地方安家。他选择的是沙巷的一处宅子。
在这里，他们一家八口团聚在了一起。新租的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后门。在这样的院子里站着，不出门便可以看见船来船往，一如住进了风景之中。尽管这个婉约的地方不见北方那种高墙青瓦，然而，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却深深地吸引了杨绛。
这里的一切，都令小小的杨绛感到新奇，尤其是一所叫“大王庙”的小学。这所由“大王庙”改成的学校，是个神奇的存在。这所学校里只有一间教室，教室里双人课桌的摆放也很特别，四五行的样子，并且，全校四个班级全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而当时学校男女学生加起来约有八十人。
杨绛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这所学校。杨绛本来读初小三年级，所以一进来就插入最高班。
这所学校不仅教室少，而且职员也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姓孙的老师。孙老师剃着光头，学生们在背地里称他为“孙光头”。学生们都很不喜欢他，因为他常常拿着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挨过他的打。不过，他从不打杨家的小孩，或许觉得他们是“做官”人家的孩子，身份“特殊”，或许是因为杨绛和弟弟们十分乖巧。总之，他们在那个学期没挨过打。
挨过打的学生们对孙老师痛恨至极，于是在一面有个马桶的“女生间”的墙上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大家常常对着那幅画像叩拜。起初，杨绛还以为是学生们讨好孙老师才这样做的，后来听他们解释，才知是为了要“钝”（“钝”在无锡方言中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死他。
对于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涯，杨绛的记忆很模糊，说读的什么书全忘了。
不过，关于在学校游戏玩乐的情景，她却记得清晰真切。她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记载道：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大庙东庑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
如此等等，于那时的杨绛是欢愉，是深刻。
直到后来，她还时常忆及：“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也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童真时代最为快乐，掺不进任何沙子。
贰
他们一家在新租的房子里，没待多久就出了事。
杨荫杭很喜欢吃“炝虾”，于是在家附近的河里打捞了一些小活虾，简单处理下蘸着酱料直接吃了。家里其他人也都很喜欢食用这种美味。
不久，家人一个个感到不舒服起来。尤其是父亲，病症最为严重。
之前就听说过，这座房子里的前几家住户都得过很重的伤寒，恐怕也是食用了这生鲜的河虾所致。经过简单的治疗，家里其他人都慢慢好了起来，唯独父亲没有好转，或许是吃了过多的缘故。
经历了二小姐丧亡之痛，家里人都开始担心起杨荫杭的病来。
杨荫杭留过洋，对西医极其信任，认为只有西医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因而拒绝中医治疗。可是，偌大的无锡当时只有一个西医，并且设备设施皆不齐全，无奈只得先抽了血，取了大便，送往上海化验。
只是，路途遥远不说，确诊也很慢，拿到化验结果时已经过去一周了，却还没有确诊出到底是个什么病。
眼看杨荫杭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已经连续几个星期高烧不退，神志也有些不清，唐须嫈开始万分着急。一想到之前因伤寒不幸去世的二女儿，她就觉得不能再听任丈夫这样下去了，于是果断地找来了中医。
中医来了之后，一搭脉便说是伤寒，但拒绝给杨荫杭开药，如此，大家心里也都明了：杨荫杭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顷刻之间，如同天塌了一般，所有人都陷入了惶恐之中。毕竟一家老小都靠着他来养活，如果他不行了，整个家也就垮了。那几天里，很多亲戚都过来看望杨绛的父亲，连夜里都是，家里的灯一直都亮着，人来人往，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痛之色，长吁短叹，似乎要发生一件大事。
年纪尚小的杨绛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一颗心也跟着悬着，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这段记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一生。
唐须嫈真是个坚忍的女子，在大家都觉得杨荫杭奄奄一息只讲胡话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去请了杨荫杭的老友——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先生。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不会如此轻易丢下她和一家老小的，于是要求华实甫先生务必开个药方。
华实甫真的开了一个药方给她。为了能让只信西医不信中医的丈夫吃掉这些中药，她专门买来了有胶囊的西药，然后倒空，把中药塞在里面，再重新扣好胶囊，伪装成西药的样子。
她想，如果华实甫先生也救不了丈夫的话，那就认命吧。
皇天不负有心人。吃了华实甫先生给开的药后，杨荫杭的身体竟慢慢地恢复了起来。想来，真是从死神手中过了一遭。
在杨绛的心里，父亲的死里逃生全然是母亲的功劳。若不是母亲的坚持和悉心照料，父亲或许真的会和二姐一样。
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让杨绛深刻懂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对父母、家人，还是对丈夫，她都有着深切的关怀，因为在她的心中，有家人的家才叫家。
杨荫杭病愈后，便不愿再在那所房子里租住了。
这时，有亲戚介绍了一处房子，父母带着杨绛一起去看。世间之事真是神奇至极。这所房子里当时住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后来成为杨绛丈夫的钱锺书及其家人。在留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里，杨绛第一次到了钱家，只是这一次并没有遇见钱锺书。
虽然如此，那时的他们也算是有了最初的擦肩之缘。
后来，杨绛还曾谈起这桩往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缘分真是兜兜转转。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离开，我依然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