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在东吴大学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杨绛的母校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女士为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
对于她,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这所只招收女生而不招收男生的特殊高等学府,以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女性而闻名于世。诗人冰心、名媛宋美龄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优秀女性。
去,还是不去,父母将决定权交给了杨绛自己。
最后,杨绛放弃了这次机会。她一向懂事孝顺,不想给年岁渐长的父亲增加负担。毕竟这次出国深造,学校承担的只是学费,出国的路费和在校期间的生活费都需要自己承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毕竟当时一大家子的开销都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其艰辛她能深刻体会到。
另外,其实她真正想去的地方是清华大学。曾经,因为清华大学招生未能到南方来,她的心中留有太多的遗憾。她想去清华大学读她最爱的专业——文学。
于是,她对父母说自己不想出国留学,只想考取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
不去留学的抉择,确也是对的。此后不久,她的大弟弟因病去世。这对父母的打击极为沉重。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让人无以承受。要是那时父母最宠爱的女儿杨绛还不在身边,那苦痛更是难以形容。
子女的陪伴,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比子女多有成就多富有更重要,更令人欣慰。
后来,果真梦想成真,她终于考上了清华研究院。
20世纪初建立的清华大学,其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而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建时名为“清华学堂”,因设立在清朝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
当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有教授十余人: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其中,王文显教授兼任主任。
在这些教授中,不能不提的是王文显教授。
祖籍江苏昆山的王文显教授,1886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在英国长大,接受的是纯英国式的教育,获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在英国期间,他当过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回国后就到了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开设有“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等课程。
王文显作为著名的戏剧家,在教书的同时,也从事戏剧创作。
国外长大的经历,使他对西洋戏剧的理解颇有造诣,视角独特,感悟颇深。所以,听过他课的人都觉得愉悦。
也正是由于他引入的戏剧课程,及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当年的清华大学涌现出了很多话剧人才,譬如陈铨、石华父、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杨绛也在其中。大家都是受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在以后的岁月里陆续走上了戏剧创作之路。
除了王文显教授,还有一位教授也让杨绛受益匪浅——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人。于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留学,先进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先后讲授“古代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分期研究”“中西诗文比较”“诗译”“西洋文学概要”“欧洲文学史”“英国浪漫诗人”“文学与人生”等课程。著有《欧洲文学史大纲》《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杨绛选修过吴宓教授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他注重培养动手能力的“翻译术”,为杨绛后来从事文学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这位老师,杨绛又崇敬又觉得可怜。后来的岁月里,杨绛在回忆他时有这样的片段:
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这位先生哪是什么糊涂人、傻人?他只不过是看清了世道人心,坚持自己的一贯为人而已。
这样的安之若素,也感染了后来的杨绛不少。
选择这样一所宛如灯塔的学校,遇到像王文显、吴宓这般海阔天空一般的好老师,真是一种幸运,不仅让她的文学梦得以启程,而且给她以船,让她扬帆起航于文学之海。
贰
自小受父亲的影响,杨绛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种类繁多。
她一考入清华大学,就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欣赏。当年,梁先生教法语,第一节课就是听写,对杨绛的答案,梁先生吃了一惊。于是,他问她,法语是如何学的,答曰:自学。
依仗着自身的文学修养和自学的精神,加之对文学创作的需求,杨绛选修了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写作课。彼时,授课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先生。
朱自清先生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造诣颇深,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一系列的名作真真是人人皆知,譬如《背影》。
正是他独具慧眼,挖掘到杨绛身上文学创作的潜质。杨绛真正的文学创作,也是在他的课堂上开始。
写于1933年的《收脚印》,是杨绛先生的处女作。在这篇文章被收录出版之际,杨绛还专门在“附记”中如此写道:“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
所谓“收脚印”,江南地区有着这样的解释:人死之前,都会沿着这一生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就是收脚印了。
当年不过22岁年纪的杨绛,涉世未深,却凭借着诸多的见识和阅读,写就了一篇令朱自清赞赏不已的佳作。不见青涩,反而尽见其对生活、社会的深切感悟,笔触淡雅,意蕴隽永,让朱自清大为惊叹。于是,他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当年《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于1933年12月30日刊登发表,署名“杨季康”。
如今翻阅来看,确令人钦佩不已,字字句句皆见不凡。
仿佛经历过一生、走过一世,写得无比入心、真切。不久,朱自清先生又将她第一次尝试创作的短篇小说推荐给了《大公报》。于是,又刊登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原题为《路路,不用愁!》,后改名为《璐璐,不用愁!》,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
这样的杨绛,是幸运的。不过,话说回来,她所有的幸运都源于她的努力。
越努力,越幸运。
此话,绝然不是空的。看杨绛先生一路走来,便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