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壹

1998年，杨绛曾发表过一篇《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自己在苏州上中学时期的一段啼笑皆非的往事：

大约是1926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唯有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的她，由于灵气聪慧、才情卓绝，被王佩诤先生吩咐去现场做记录。

当时，她以为记录就是做笔录，所以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了，并且因为同去的大姐临行前换衣服换鞋耽误了很多时间，她们还迟到了。当她们抵达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地点——苏州青年会大礼堂时，讲学早已开始了，整个礼堂都挤满了人，不仅没有空位，而且连贴着墙的地方和座位间的空隙里都塞满了小凳子，用“座无虚席”形容毫不为过。

看到如此场景，杨绛正准备找一处人稍微少点的地方挤过去，就被等待多时的会场工作人员给叫了过去。原来，记录人员的位置在台上早已给她留好了。

此时，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杨绛本没想到要上台做记录，如今让她上台，并且还是在她迟到的情况下，她不免心生胆怯和不好意思。当她迟疑着坐上了台上的位置，看着自己的小桌子上的砚台、一沓毛笔纸，还有一支毛笔，更是不知所措。加上因为迟到打扰到章太炎先生的演讲，更是心乱如麻。

那时的她毛笔字写得很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出奇地拙劣”，而她的老师也曾说过她的拿笔姿势像极了拿扫帚的样子。眼看旁边记录席上其他几位师长奋笔疾书，她如坐针毡。但是，不管如何，既来之则安之，父亲多年教诲的淡定从容，今日也算派上了用场。于是，她淡定地磨好墨，拿起笔蘸好，准备开始记录。

然而，更让她崩溃的事情发生了。她突然发现章太炎先生的话，自己竟然一句也听不懂，简直如听天书。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尴尬至极的往事，她感慨地写道：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那天，她一再拿起笔又放下。也是，听不懂，如何记录？多年诚实的性情，又无法让她装模作样地乱写。于是，她就那样老老实实地放下笔，只字未记，仅认真听讲起来。

关于那时的情景，多年后，杨绛细碎而平静地写道：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左鼻孔塞着些东西……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台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1小时足有10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的报上便登载了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这样的事故，被同学们纷纷知道。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还把她出丑的这事儿当笑谈。国文老师马先生更是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

彼时的杨绛唯有服笨。对于此事，她说：“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

诚然，装样子，杨绛一辈子都不曾学会。在时光的绵延穿梭之中，她学会的是诚实，是始终保持着一颗谦虚、诚恳的心面对生活。至于弄虚作假，她始终不会，也不想学会。

正是因为如此，她在自己的散文里才有了诙谐的反馈：“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写此文的时候，她已然是人人高山仰止的大师了，但她可以放下身段，自曝少年的一段糗事，还如此诚恳真切，实属难得。

贰

时日渐长里，杨绛的中学生涯宣告结束。

1928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那时，她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可惜的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在一阵心伤里，她只好就近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

学而优的杨绛，在那年秋天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大学。她的大学时代就此开启，她的传奇也在这锦瑟年华里开始铺陈开来。

入学时，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加之女生也不多，所以学校就将她们安排在一位美国教师的住宅里。这是一座小洋楼，条件在当时已经十分好了。第一年，杨绛被分在四五个人同住一屋的大房间里。第二年的下学期，她被分在一间小些的房间里。尽管这里只能住下两个人，令人高兴的是同住的竟然是她的中学同班好友——淑姐。

相熟的两个人同住一屋，真的是让人心满意足的。

这间本是美国教授家男仆卧室的小房间，屋外风景是静好的，一片花丛密林在窗下，窗户上还有常青藤，枝丫蔓延。房间暗却静谧，别有一番小情趣。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和两张小床。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房间的门关不上，得用力抬才能关上。一旦关上门就更不方便，所以杨绛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索性不锁门，只是把门带上，防止它被风吹开。

有优越的住宿条件，有相熟的好友作为室友，也有充满新鲜事物的学习空间，杨绛对这一切感到心满意足。所以，她对什么都保持着一种很高的热情。一向文静的她竟然对体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加入了女子排球队，在技艺渐长的情况下还参加了比赛。

对于这次比赛，她记忆深刻，过了很多年以后，她还可以清晰地记起那时动人心弦的场景：“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

还真别小看“这一分”，这可是最关键的“一分”。当时她们两队正打了个平局，正是增了杨绛的这“一分”，对方气馁作罢，那场球赛她们队赢了。所以，后来每当她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赛时，总会想起自己曾发过的一个球，便忍不住悄悄吹牛道：“我也得过一分！”

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就让她们分科了。

杨绛的老师认为杨绛学而优，又不偏科，适合读理科。但杨绛自己不但不这样认为，反而为了选专业大费脑筋。她说：“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于是，她带着抉择的疑问回家求救去了。

她问父亲：“我该学什么？”

父亲回道：“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听后，她仍然觉得心里没底：“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道：“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就这样，在和父亲有了这一番对话之后，她的心释然了。在老师的一片惋惜声中，她选择了文科。

当时，东吴大学还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起初，她打算选读法预科，好给父亲做帮手，并借此接触一下社会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足够的经验后可以写小说。然而，父亲虽说让女儿自己选择，却极力反对她学法律。世事凶险，他断然不希望女儿步自己的后尘。太多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使得他不忍心看到女儿和自己一样经历一些内心痛苦。

无奈之余，杨绛只好选择了政治系。

不过，尽管杨绛选择了政治系，尽管她还是政治学的高才生，但她一生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当时的她只求功课能过得去，便将所有的其他时间都花费在图书馆里，遨游在书海之中了。

东吴大学的图书馆可谓藏书无数，十分可观，中外名著应有尽有。杨绛一向嗜书如命，便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读了海量的书籍。

曾经，有这样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

父亲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可见，书于杨绛而言是食粮；可见，知女莫若父；可见，女好学如父。

如上，便是杨绛的一些少年往事。 NZSpHh8ULeAmEo4HCJaoOCs5XwXYbMxI1xRVNKUgiWpRPTXpwrSKJX5dz8hZAJ7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