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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北塔山公园的中心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左宗棠雕像，其南边是一座“一炮成功”炮台。
在绿荫环抱的山体上，左宗棠安详地看着这座城市，似乎对自己挥师西进，驱逐外寇阿古柏匪帮，使新疆重又回到中国怀抱，给新疆人民带来的和平、安宁，感到万分欣慰。
如今的乌鲁木齐人都普遍对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充满着敬仰。这种敬仰全赖左宗棠对保全新疆这片土地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位于乌鲁木齐市水塔山公园的左宗棠雕像 杜雪巍摄
清朝中叶，中国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相继爆发，一个个西方列强也趁势围扑过来。是继续忍辱求和，还是放弃新疆？严峻的形势摆在了清政府面前急需答案。
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由此，是要海防还是需要塞防，在清廷上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一个是要尽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身后也有一批支持者，自从其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头更能显示忠臣良将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李鸿章极力主张，对已经出塞和准备出塞的部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撤停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清廷如若采纳其建议，对已经驻扎新疆哈密的 17000 名西征大军无异于是釜底抽薪。这自然引起了左宗棠等人的坚决反对。
左宗棠并非不要海防，他是坚持“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光绪元年三月初七（1875 年 4 月 12 日），左宗棠在其呈递的《赴陈海防塞防建设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左宗棠说，“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重细节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细节不固，则蒙古不安。非仅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西北关山，亦将无晏安之日。”其从巩固国防的高度，论述西北边陲的战略地位，可谓精辟入里。
最后，左宗棠和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等人的观点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也认为，“以乌桓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遂“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这样也便坚定了清廷用兵收复新疆的决心。
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 年 5 月 3 日）清廷以“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其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同时明令把镇迪道划归陕甘总督统辖，也基本采纳了左宗棠建议的人事安排，重新组建了西征军的最高统帅机关。从此，揭开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序幕。
其实早在左宗棠 21 岁时，便写下“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的诗句。还有林则徐的生前嘱托，都在左宗棠心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新疆局势极度动荡时，整个清廷的统治也正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捻军的爆发，陕甘回乱的爆发皆考验着清政府。
清廷当时之所以会出现“海防”和“塞防”的争论，还是因为清廷的财政空虚。当时要收复新疆的确遇到了巨大困难。首先国库空虚，要想筹集到巨额的军费，且要在粮草的转运上跨越重重困难，左宗棠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既然确定了要武力收复新疆，那后面便是如何来打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左宗棠确定了收复新疆的作战方针是：一、“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二、对出关部队的冗员进行裁撤、整顿、集训，严明纪律；三、改进装备，增设炮队；四、筹粮、筹饷、运粮，军屯、民屯并举。
所谓“先北后南”，左宗棠是充分利用了清军仍控制着北疆的哈密、巴里坤等地，据此可以作为进攻和出发的物资补给基地，一举攻占乌鲁木齐，扼守住进出南疆的通道。如此也可以先避免两个拳头出击，避开俄国觊觎新疆伊犁地区的锋芒。“缓进急战”则是谨慎前敌，作战要迅速、果断、坚决，避免消耗战。
左宗棠十分明白在西北用兵，绝不能靠人多势众，而是兵在于少而精。当时关内外各个部队的冗杂疲弱已经到了极点，于是左宗棠开始对西征军进行大规模裁减、整顿。原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所部是 17 个营，不超过两三千人，冗员多杂；原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所部 4 个营半，虚额很多，纪律废弛；钦差大臣景廉所部 34 营，实际只有半数，毫无战斗力所言；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部 30 个营也不过半数；哈密办事大臣原有 4 个营，虚额就占了 1400 人。左宗棠为了西征，果断对这些军队进行了裁撤、整顿，也不怕得罪满族官员。左宗棠上奏罢免了成禄，调走了穆图善、景廉，将他们的部队进行了裁撤、淘汰。成禄部裁减剩下了 3 营，穆图善、文麟的部队全部被裁撤，遣散。金顺、景廉的部队合并后裁撤仅剩下 40 营，此后又裁去了 20 营。原有部队共 90 营，裁撤后剩下了 23 营。左宗棠首先以身作则，对自己所率领的部队也一视同仁，原有部队 180 营，裁去了 40 营。
由于出关作战，条件十分艰苦，左宗棠不想勉强战士出关。所以要求：对于不愿意出关西征的将士，允许回原籍，发给路费。如此一来，出关的将士皆士气饱满，斗志昂扬。
为了缩小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左宗棠对所有出关西征的部队进行了武器充实、更换。他给金顺部配备了开花炮 1 门，张曜部配备了连架劈山炮 10 门、德国后膛大炮 1 门、七响连发枪 10 杆。刘锦棠的主力部队配备更是精良，除了原有枪炮外，又新配了各式火炮 10 多门、枪 1000 多支，另外还建立了一支拥有 116 名官兵的专业炮兵部队，装备后膛炮 12 门，成了一支与外敌作战的专业炮兵部队。
所有西征部队的武器装备的充实、更新，左宗棠是采取两个方式予以解决的：一个是委托胡雪岩在上海洋行从外国购进；二是兰州机器局自行研制或仿造的。
整个西征部队约 7 万人，每年需要军饷约 600 万两白银，加上运粮每年又需要 200 万两，一年共需要白银 800 万两。自平定陕甘回乱以来，清政府就规定内地各省，每年出协饷 724 万两。但实际上，各省自顾自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么多的协饷，实际只能解决 500 万两。截至 1875 年 11 月，左宗棠已欠发部下军饷 2740 万两。此后海防也吃紧，东南各省防务开支大大增加，纷纷要求停止或缓解给西征军的协饷，这样给西征军每年的协饷就只有 200 万两，仅够给西征军运送粮草的费用。
不得已，焦头烂额的左宗棠被迫向洋人洋行借钱。左宗棠先是命胡雪岩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 300 万两。1876 年春，清廷批准左宗棠再向洋行借款1000 万两，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强烈反对，最后只借得 500 万两。户部拨给 200 万两，各省、关提前拨解西征协饷 300 万两，总共凑足了 1000 万两。此后，1878 年左宗棠第三次借洋行 350 万两。战争打的就是钱、粮，没有钱、粮，西征军没有物质做保障，收复新疆就会化为泡影。
西征大军的后勤补给运输因路途遥远极其困难，虽然它不像解决协饷那样艰难，但也要左宗棠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组织才能。他撤掉了原来负责西征粮台的袁保恒，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杨昌
来协助自己做粮草的转运事宜。他在上海设立了采办局，负责购运枪炮、弹药，筹借外债，搜集情报；在湖北设立后路粮台，转运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又在西安设立一个总粮台和一个军需局。在 1872 年年底，又设立了甘肃制造局，光绪元年（1875）又建立了兰州火药局。如此一系列后勤补给措施，保证了西征大军的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左宗棠还在北路归化（今呼和浩特）设立一个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立分局。这一路从光绪元年（1875）三月到五月，陆续运到新疆巴里坤的军粮就约有四十余万斤，南路是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今武威）、甘州、肃州一带，从同治十二年（1873）到光绪元年（1875），便采购了 17.5 万石。到光绪元年六月，“肃州局存现粮三万余石，西安局存一百万斤”此外光绪元年（1875）五月，俄国军官索斯洛夫斯基到兰州窥探虚实，左宗棠利用他与他签订了一个 500 万斤的购粮合同，约定从斋桑淖尔包运到古城子，粮价与运费总计每百斤银七两五钱，比从西安运到古城子每百斤少银四两左右。截至光绪三年（1877）四月，“俄粮之运古城者，可得四百八十余万斤”。
在筹措军粮的过程时，左宗棠非常注意处理“军粮”与“民食”之间的关系。他严明军纪，不与民争粮，命令部队就地屯田，解决了部队的部分军粮问题。光绪元年（1875），“嵩武军”垦荒地 19000 多亩，收获军粮数千石。第二年再次收获 5160 石，可以弥补四五个月的军粮。
左宗棠在做好军屯的同时，也强调办好民屯。要做好民屯，必须“由官给赈粮，给种籽、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左宗棠要求部队，“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种籽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军屯、民屯的解决，可以大大节省长途运输的费用。
1876 年 4 月 6 日，左宗棠将自己的大营从兰州迁至肃州，就近指挥。湘军统帅刘锦棠按照左宗棠的指令，率领主力部队二十五营（约一万一千人左右）分四批浩浩荡荡进入星星峡。因为之前的金顺部、张曜部、额尔庆额部早已出关，左宗棠又派蜀军徐占彪部率五营出关驻扎巴里坤，以巩固后路。为收复新疆，西征军在西北地区共集结了一百四五十个营，约七万多人。先头部队就有八十个营约四万人。
左宗棠接受任命后，立即整编部队，“改派由刘锦棠统率的湘军为收复新疆的主力；设法筹集饷银 1000 多万两；组织运输大批粮食、武器供应部队；并制定了‘先北路、后南路、再伊犁’和‘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
光绪二年（1876）春，湘军从凉州（今张掖）向肃州（今酒泉）出发，兵指新疆。左宗棠命刘锦棠为负责营务指挥，率湘军 25 个营（相当于一万二千余人），分兵三路向新疆进发。
1876 年 7 月（农历闰五月），刘锦棠率领的清军抵达新疆的吉木萨尔，与帮办新疆军务的金顺会合。由此，前后参与收复新疆作战的总人数已达到五六万人。
刘锦棠与金顺会合后对金顺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前史用兵西域，军每饥苦。今自北路进，宜先据阜康，为储量屯师之地，料敌形势，进可以攻古牧地，撤乌鲁木齐藩屏，退可以折其冲。济木萨去古牧地四百里，非所以便我而待贼也。”古牧地即后来的米泉，如今的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南面。当时是阿古柏侵略军的前哨阵地，有投降阿古柏侵略军的白彦虎率重兵把守，且有相距较近的占据乌鲁木齐的头目马人得随时可以前来支援。
刘锦棠抵达新疆与金顺会合后，剑指阜康，逼近古牧地的阿古柏侵略军。1876 年 7 月 21 日，湘军统率刘锦棠与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吉木萨尔会合，商量进兵计划。7 月 30 日，清军首先在乌鲁木齐地区的黄田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枪。
8月 11 日，西征军出奇制胜，占领了古牧地的黄田。两军合兵一处，展开攻坚战术，很快击溃了前来增援的阿古柏援军。17 日，清军收复了古牧地，歼敌五六千人。
当年打响收复新疆第一枪的米泉古牧地黄田，现在已经归属于乌鲁木齐市的米东区。作为刘锦棠率领清军打响收复新疆第一枪的这个地方也立起了一尊高大的刘锦棠雕像，留住了那个光照千秋的历史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