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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学者往往穷毕生之力,而莫测涯际。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兴叹。而况廿四史尚不过是史部 诸史中之所谓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及笔记等,其数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谓正史。

又况用历史学的眼光看,不仅史部诸书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章实斋曰:“六经皆史”,此说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止“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计之,其数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这座“史料的矿山”,在过去,虽曾有不少的人开采过,但都是用的手工业方法,器械不利,发掘不深,因而并没有触到史料之主要的矿脉。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记录,则更不曾把我们当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价值而论,则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例如对某一史实或人物执行褒贬,所谓《春秋》书法。就是主观意识之发挥。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 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诗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

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 但自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马迁之著《史记》,班固之著《汉书》,虽以史官而著史,尚属一家之言。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开集体官撰之始。自唐以降,历代政府,皆设置史馆,派贵臣为监修;史官记住,皆取禀监修,始能着笔。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丧失了记录史实的自由,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录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而吴之韦曜,魏之崔浩,且以触犯时讳而丧失生命。所以历代史官,大抵变乱是非,曲笔阿时。见皇帝则曰“神圣”,见反对皇帝者则曰“盗贼”,简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纪功录。像这样专捧统治阶级而以人民为敌的历史,当然不可信。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系私家著述,这一类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审,他能尽量地写出所见所闻,所以较为真实。

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uQnPdszzNqXX8q3Ak4U9A/63zXp/21buyUJs7IcLV3sSvyk6jpPWRMPNLzhck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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