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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学者往往穷毕生之力，而莫测涯际。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兴叹。而况廿四史尚不过是史部
诸史中之所谓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及笔记等，其数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谓正史。
又况用历史学的眼光看，不仅史部诸书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章实斋曰：“六经皆史”，此说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止“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计之，其数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这座“史料的矿山”，在过去，虽曾有不少的人开采过，但都是用的手工业方法，器械不利，发掘不深，因而并没有触到史料之主要的矿脉。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记录，则更不曾把我们当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价值而论，则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例如对某一史实或人物执行褒贬，所谓《春秋》书法。就是主观意识之发挥。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
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诗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
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
但自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马迁之著《史记》，班固之著《汉书》，虽以史官而著史，尚属一家之言。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开集体官撰之始。自唐以降，历代政府，皆设置史馆，派贵臣为监修；史官记住，皆取禀监修，始能着笔。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丧失了记录史实的自由，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录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而吴之韦曜，魏之崔浩，且以触犯时讳而丧失生命。所以历代史官，大抵变乱是非，曲笔阿时。见皇帝则曰“神圣”，见反对皇帝者则曰“盗贼”，简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纪功录。像这样专捧统治阶级而以人民为敌的历史，当然不可信。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系私家著述，这一类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审，他能尽量地写出所见所闻，所以较为真实。
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