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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十年以后，即辽沈沦陷的十七周年以后，明代的政府便开始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他们感到一面剿“流寇”，一面抗清兵，已经力量不够，“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他们便转而企图对清妥协，并借清之力以共同消灭“流寇”。这是对内的矛盾超过了对外的矛盾，也是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国策的这一转变之下，于是杨嗣昌、陈新甲等妥协派相继入阁，方一藻、洪承畴、吴三桂等民族叛徒，相继占据东北重镇，并通过宦官高起潜，拖着庄烈帝跟着他们走上投降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明朝最后的七年中，对于清兵的进攻，只有妥协、只有投降的记载了。
当十一年，清兵两路来侵，一沿山下，一沿运河，山河之间，六路并进的时候，而当时“杨嗣昌夺情任中枢，与总监中官高起潜阴主和议”。
当时反对和议的是卢象升，他曾向庄烈帝建议：“命臣督，臣意主战”。庄烈帝答复他说：“和乃外廷议耳”。其实“当是时，帝心知清兵甚锐，力不敌；而耻言和，故委廷议以答象升”。可见当时庄烈帝也曾参与和议。卢象升并当面向杨嗣昌揭穿其主和阴谋。“象升曰：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其事始蓟镇监督，受成本兵，通国共闻，谁可讳也。”
由此可见当时妥协投降，已经高唱入云。所以当卢象升抗清兵于巨鹿时，而刘宇亮、高起潜按兵不动。结果和议不成，而清兵越燕京而南，连陷真定、广平、归德、大名，转锋东向，渡运河，陷济南，克城五十，俘人四十六万。
和议不成，于是明朝政府，乃又调洪承畴镇守蓟辽。在十二、十三两年，清兵屡攻锦州，并逼关外诸城。到十四年，清兵又大举围攻锦州，陈兵于松山、杏山之间，横截大路，而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兵却望风而逃，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带，赴海而死者，不可胜计。诸将都拥厚资，不愿战，于是洪承畴遂以松山降，而锦州不守。清兵直入山海关，进犯山东，克府三，州十八，县六十七，俘人三十六万。从此以后，明朝便没有甚么国防了。
随着洪承畴的投降，于是妥协之议又起，据《明鉴》：“初，清主皇太极屡遣书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国内困敝，亦请主和以纾患，密遣职方郎中马绍愉等持书议和。皇太极授以书，令还报，遣人送至连山而还。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龙，宗龙以语谢升，升后见疆事大坏，于帝前述宗龙之言。帝惭。升进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谒升，升言上意主和，于是言官交章劾升。帝怒其泄露，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这段史实，很明白的指示出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包围庄烈帝，要他批准“可恃”的“和议”。以舆论反对，而没有成功。但其信使往还，奔走和议，则是事实。而且庄烈帝深以泄露和议，致引起舆论之反对为可惜，也是事实。不错，明朝到了这一时期，如果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上，则只有联合敌人以镇压“流寇”；但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则应该抚绥“流寇”以抵御清兵。然而明朝政府所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可惜明清的联盟尚未成立的时候，而流寇已入首都。殆至吴三桂之徒投降敌人引敌入关，而大明王朝已经覆亡。虽然，清兵之得以平定中原，灭亡明朝，以建立其大清帝国者，还是借口为明朝剿灭“流寇”。
总上所述，我们因知辽沈失陷，以及失陷以后，明朝政府犯了许多主观上的错误，助成了他的覆亡。假使最初不弃六堡，则沈辽不致失陷。辽沈即陷，假如熊廷弼不以诬死，袁崇焕不以间杀，孙承宗不以“筑城起衅”而罢，则据守关外以固关内，尚可徐图恢复。即使如此，设无高第之撤兵入关，则宁、锦尚可守，无耿、尚叛变，则旅顺不致失，关外诸要塞不致尽入敌手。即使如此，更设洪承畴不以松山降，则锦州不致为敌人所有，尚可以据山海关以为固守。即使如此，吴三桂与李自成联合，不迎降清兵，则尚可以拒绝清兵于关外，明朝未必遂即覆亡。然而不幸此种事实相继出现，于是明朝不能不覆亡了。
这样看来，明之亡，原因虽多，而其主要原因，则不外宦官专政，植党营私，政治贪污，国防废弛，既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国难，复不能澄清社会，消弭内乱。于是首之以“弃地”，继之以“撤退”，而终之以“议和”，以至于引敌入室。结果“流寇”虽平，而明朝政权亦归于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大清帝国。这个帝国，不但剿灭了“流寇”，而且在剿灭“流寇”的口号下，颠覆了明王朝。
（重庆《中苏文化》第七卷第三期，1940年9月18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