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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沦陷以后，东北边防，固已吃紧，然而假使明朝政府能于此时，朝野上下一致团结，集中人才，动员国力，以植党营私为第二，而以敌国外患为第一，则未尝不可拒后金于关外，可惜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整个的天启年代中，亦即在辽沈沦陷以后的七年中，明朝的政权，却完全掌握在宦官魏忠贤等的手中。此辈宦官，既无国家观念，更无民族意识，只知谄媚皇帝，盗窃政权，然后利用政权，残害善类，剥削民众。在天启的七年间，南北台谏，肆其诬构；东西厂卫，恣意屠杀，造成有史以来未有的黑暗时代。在人民方面，则“留者输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在士大夫方面，则“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于是一方面政府与人民间的矛盾遂爆发而为白莲教的叛乱；而另一方面，统治者阶层中的矛盾，则爆发为东林党狱。以至朝野上下，矛盾交织，而国防大政，因之而益趋腐败。
具体的历史事实指示我们，当时的阉党不但专制朝政，而且左右军机。在天启的七年中，兵部尚书之更换，如转辘轳，前后任兵部尚书者十二人，其中除孙承宗外，如王之臣、高第、王化贞之徒，都是阉宦的党羽，而崔呈秀且为魏忠贤主谋讥的“五虎”之一。此外，七年之中，任边将者也有九人之多，其中除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之外，也多半是阉党的走卒。不但如此，他们派遣宦官，干涉军务，稍不如意，就加之以罪。诚如熊廷弼所云：“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又如孙承宗所云：“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
这里所谓“文吏”、“文官”，就是监军的宦官。他们招练军队，指发战争，所以“兵多不练”而“饷多不核”。再加以在朝的阉党“拾帖括语”，“日问战守于朝”。“一不从，辄怫然怒”。这样，虽有能将，又有什么办法呢？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后金却准备对明朝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于是而有“广宁之役”。在这一战役中，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大小四十余城，又一度相继沦陷于后金之手。
广宁之陷，由于经、抚不和，即广宁巡抚王化贞牵制熊廷弼，使之不能实现其攻守的战略。而经、抚不和，并非偶然，乃是当时执政的阉党之有意的措施。诚如熊廷弼所云：“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而阁臣则受命于魏忠贤。他们上下相因，内外狼狈，故意陷熊廷弼于失败，并借此以杀之。所以熊廷弼当时，非常愤慨，曾上所疏述其痛苦，其中有云：“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
因此之故，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不能实现。所谓“三方布置策”，即在广宁、登州、莱州各设巡抚，形成犄角，而集中主力军于广宁，以为固守。但是王化贞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分兵戍辽河沿岸，以削弱广宁的防御力量，并谓用毛文龙，用降将李永芳，用蒙古插汉助兵四十万，可以一举荡平满兵。所以结果不出熊廷弼所料，“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加以当清兵围西平时，王化贞裨将孙得功阴通敌，于是广宁遂陷。当时“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由此，可知广宁之败，乃系阉党故意制造为诬杀熊廷弼之借口。而结果竟“以门户屈杀廷弼”，至“传首九边”，而失守广宁之王化贞则以兵部尚书张鹤鸣之偏袒，逍遥法外。明朝政治之黑暗，一至如此。我们读史至此，不能不为之废书一叹。
在熊廷弼死后，工部主事徐尔一，曾为之辩其冤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第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当三路同时陷没，开、铁、北关相继奔溃，廷弼经理不及一年，俄进筑奉集、沈阳，俄进屯虎皮驿，俄迎扼敌兵于横河上，于是辽阳城下凿河，列栅，埋炮，屹然树金汤，令得竟所施，何至举榆口关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杀不论，乃其所由必死，则有故矣。”
当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时候，正是后金建都沈阳的时候，明朝政府，就用了抗敌名将的脑袋，作为对后金建都的贺礼。而从此以后，执政的阉党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伪造《要典》，歼灭东林，毁天下书院，建魏忠贤生祠，以及奉魏忠贤配祀孔子等；另一方面，则是“遣其党刘朝等四十五人赉甲仗弓矢，白金文绮，先后至山海关，颁赉将士，实觇军也。”
因此，在当时，不但朝署之中善类一空，就是守边将帅如孙承宗者，因不附阉，皆为“阉竖斗筲，后先龁扼，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锧，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
自从孙承宗被阉党排去，于是而有高第尽撤关外诸军的盛举。据《明鉴》：“（第）以关外必不可守，欲尽撤锦、右诸城守御，移关内。袁崇焕力争，谓兵法有进无退。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内亦失保障。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夺，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据此，则知当时，除宁、前二城因袁崇焕力争未撤外，其余整个明朝的军队、人民，都从关外退入关内，这是明朝第二次自动的大退却，亦即无异将整个的辽东半岛奉献于敌人。这是高第将军的战略，也是宦官大人的政略。
事情真是凑巧，随着高第将军的总退却而来的，便是后金的二万大兵的总进攻。他们渡辽河，捣宁远，越城五里，浩浩荡荡，横山海关大路而军。于是宁远陷于重围，袁崇焕以万余人孤军死守，而高第将军却拥兵山海关内不救，企图假敌军来消灭袁崇焕。同时明朝政府的衮衮诸公大小宦官，也以为“必无宁远”；然而十天之后，袁崇焕不但突破重围，而且还追奔逐北三十里，使后来的清统治者不能不在《明史》上大书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当袁崇焕的捷报到达朝廷，魏忠贤就即刻派遣其党刘应坤、纪用等到前线监视袁崇焕，而兵部尚书王之臣也事事与他为难。后金兵知道袁崇焕不为政府所信任，因而也必无后援，于是又再举来犯，围攻宁远、锦州。而当此之时，宦官纪用勾结总兵赵率教秘密遣使通敌求和，以实现魏忠贤之失败主义。然而袁崇焕却胜利地击败了敌人，而成功了历史上有名的“宁锦大捷”，粉碎了宦官的卖国勾当。虽然，袁崇焕卒以不附阉党的原故，反因“宁锦大捷”而被罢免。但其他大小宦官，文武官僚则因此而加官进爵者不下数百人，这就是所谓“阉党政治”。
我们总观天启年间的历史，知道辽沈沦陷后，明朝并不是没有收复辽东的可能，而其所以不能者，则阉党政治尽了很大的主观作用。阉党政治不仅造成了党派的分裂，造成了社会的矛盾，间接帮助了敌人；而且牵制军机造成失败的倾向，直接响应敌人的进攻。非常明白，没有王化贞之拥兵不救，则无广宁之败；没有门户之私，则无熊廷弼之死；没有孙承宗之罢，则无高第之退却；没有高第之退却，则亦无宁、锦之围；最后，如果没有魏忠贤之投降阴谋，则袁崇焕不致因宁、锦大捷而罢免。然而实际上，这些不应有的事竟然都发生了，主观的作用，加速了明朝政权的崩溃。诚如孙承宗所云：“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曰经、抚罪也；我弃宁、前而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