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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辽、沈失陷的原因，我们不能不追溯辽、沈失陷前夕的历史。人们也许记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由于清朝政府及北洋军阀的腐败政治，已使日寇势力深入东三省；但人们也许忘记了，在“三二一”事变以前，由于明末万历年间之腐败贪污的官僚政治，已使后金势力深入了辽东半岛。而“三二一”事变，只是这种腐败、贪污的官僚政治之总结。
在万历末年，一方面水旱虫蝗风雹疠疫等天灾普遍地袭击中原的农村；另一方面，由于倭寇不断入侵，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不断的叛变，战争的负担，重压着全国的人民，以致使社会间敌对的矛盾，日益发展。此外，在上层社会，则党派纷歧，互相对立，宦官党与齐、楚、浙三党“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而东林诸人，则评议朝政，自命清流，于是在统治者阶层中，也发生矛盾。在朝的士大夫一面要致力相互间的倾陷，另一面又要监视着人民的异动，于是再没有多余的时间应付敌国外患。他们把国防重镇，当做培植党羽的地方，彼此争夺，以致“十年之间更易八帅”。
而当时国防将帅，则只有贪污之徒才能当选，他们“以空名支饷，且多克减，边兵屡哗”。此种情形，到李成梁经略辽东的时代，便达到顶点。据《明史·李成梁传》：
李成梁……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荫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皆共蒙蔽……
像这样的国防将帅，在当时，当然不只李成梁一人，李成梁不过是其中之一个，因之，这样的贪污，也不是李成梁个人的特性，而是当时腐败政治的特征。换言之，个人如果不贪污，即不能生存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中。像这样的“将帅”，这样的“权门”、“朝士”、“要人”、“阁部”，除了“奢侈”、“干没”、“贿赂”、“进官”、“荫子”、“拥兵观望”、“掩败为功”……还有什么国防可言呢！于是自然的结果，便发生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自动放弃“六堡”之李成梁的建议。这是明代势力在辽东之第一次的自动的退却，亦即后来辽沈失陷之第一次的预告。
所谓“六堡”，就是防守辽沈的六个堡垒。有此六堡，则可以迎击敌人于辽沈东北二百余里的地方，弃此六堡，则辽沈便失去资以防守的前卫。弃六堡，即等于弃辽、沈，这是非常明白的。然而李成梁却以六堡“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而明朝政府要人，亦因“饱其重赇”，竟予批准。于是“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藉。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
于是李将军的大军，就这样英勇地替后金肃清了进攻辽沈的道路。于是后金也就追随着李将军英勇的退却，而深入辽东半岛。在六堡放弃后的十二年间，后金从容不迫地并吞了蒙古诸部落，所谓呼伦四国，其中哈达、乌拉、辉发已经先后被他并吞，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叶赫了。
后金的锋刃，到现在要转向大明王朝了。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便借口明朝政府援助叶赫而以“七大恨”誓天伐明，于是而有“抚顺之役”。在这一战役中，从经略杨镐以下“文武将吏前后死者三百一十余人，军士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算”。
而后金兵乘胜破开原，陷铁岭，声势所及，使“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
，有大难临头之势。这是明代政府弃六堡以后满清第一次的试兵，也是后来辽沈失陷之第二次的预告。
但是即在此时，假使明朝政府稍有感觉，内息党争，集中力量外整军备，巩固边防，则辽沈未必即不能守。然而朋比为奸者，变本加厉，“军机要务，废搁如故”。忠勇却敌如熊廷弼者，而为阉党姚宗文之徒所排斥，以至熊廷弼所恢复之叆阳、清河、抚顺、镇江诸要塞，未及巩固其守备而去职，而代以“用兵非所长”之袁应泰，于是而有“三二一”辽沈之沦陷，而辽河以东五十余堡寨营驿及海、益、金、复、耀诸州大小七十余城遂不能不沦于后金之手，于是后金遂得以辽沈为根据，扫荡关外，并进而窥伺关内了。
所以我们以为辽沈的失陷，并非由于袁应泰的“招降政策”，而实由于李成梁的放弃六堡，亦即由于明朝政府的“弃地政策”。诚然，招降叛徒，袁应泰应负其责。然而任用“用兵非所长”之袁应泰而使降人有实现其叛变作用的可能者，则明朝政府不能辞其责。而况六堡既已放弃，虽有能将，亦难保辽沈之不失，如袁应泰者，虽“用兵非所长”，而其勇于抗敌，忠于守土，终于“佩剑印”以殉辽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