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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三月乙卯，大清兵取沈阳，总兵官尤世功、贺世贤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戚金、张名世帅诸将援辽，战于浑河，皆败没。壬戌，大清兵取辽阳，经略袁应泰等死之。巡按御史张铨被执，不屈死。”
从这段纪载中的某某“战死”，某某“赴援死”，某某“不屈死”等，我们知道当时满人进犯沈阳，是曾经遇到明朝守土将士的坚决抵抗的，而且明朝政府也曾经派兵驰援过沈阳的。其所以失陷，并非由于将士不抵抗，政府不援救，而是抵抗者“战死”，援救者“败没”，所以沈阳的失陷，在明代，是光荣的。
“九一八”沈阳失陷的情形，在现在，许多人都曾亲历其境；但是“三二一”沈辽失陷的情形，则只有凭着满族统治者的记载了。但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巩固了，所以他并没有改变事实的必要。反之，他正要以暴露明人的坚强抵抗，以显示其胜利的难能而可贵。据《明史·袁应泰传》所载：
天启元年3月12日，“我大清兵来攻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力战，败还。明日，降人（蒙古降人）果内应，城遂破，二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死。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二十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临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二十一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张）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
我们在三百年后，读了这一篇悲壮淋漓的记载，犹觉沈阳的失陷，如在目前。在这段记载中，我以为除了“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亦盛饰迎门”与“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颇有矛盾，显然是那些献媚的历史家所粉饰，其余大概皆为可靠的史实。在这里，我们看见明代的守土将士，他们曾英勇地迎敌人于城外，他们曾沉痛地沿濠列阵以死守孤城。他们在城破后，还曾有计划地“分阵固守，作激烈的巷战”。从3月12日到21日，经过了十天的苦战。他们为守沈阳而英勇抗战，为沈阳不守而壮烈牺牲。虽有越城而遁的诸监司（宦官）及督饷郎中，亦有佩剑而死的“大帅”，焚楼而死的“大帅仆人”。这种壮烈的史实，实足以照耀千古。
关于辽沈失陷，后来历史家多归罪于袁应泰“招纳降人”的政策，其实袁应泰之招降，实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当时正是明朝与满族争取蒙古的时代，明不招降，则满必招降。据《明史》：“当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因此，我们以为袁应泰的错误，不在招降，而是在招降以后，对降人没有作必要的警戒。致使降人“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
而袁应泰则深信此辈降人，可以作为进攻满兵的前锋，不知他们早已变成敌探或便衣队，以致为敌内应，成为沈阳失陷的直接原因之一。虽然，降人叛变，只是辽、沈失陷的偶然因素，而其必然因素则是明朝政治已经造成辽、沈无法可守的客观环境，并给予降人叛变以可能之机会。这正如“九一八”事变，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朝鲜浪人的活动，而应追究于朝鲜浪人何以能活动，是同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