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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弘光之败，不能不首先说到福王之立，因为后来的一切问题，都从这里伸引出来。假如弘光的历史是一幕悲剧，则福王之立便是这幕悲剧的楔子。
按福王名由崧，系神宗次子福王常洵之子。神宗有五子，长常洛，是为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润，次桂王常瀛。光宗早死，福王常洵亦死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之役，其存者仅瑞、惠、桂三王。但当北部沦陷之时，瑞、惠、桂三王，皆远在藩封。适于此时，福王由崧、潞王常淓则以避乱，系舟淮安。如依皇家伦次，则潞王为疏，而福王为亲。如依贤不肖，则潞王精明仁厚，为当时人望所属，福王骄奢荒淫，为当时物议所讥。因此当拥立之时，曾发生伦序与立贤之争。
陈贞慧《过江七事》之《计拥立》篇，对于当时拥立之争议，纪录甚详。据所云云，大概当时南中大臣中的忠贞分子，如史可法、姜曰广、刘宗周辈，皆主张立贤，拥戴潞王监国。而以马士英为首之奸佞分子，则借口序伦，主张迎立福王，以邀拥立之功。结果奸佞分子因有江北四镇的实力派为后盾，得了胜利，福王于是乎即位于南京。
福王政府虽为奸佞分子所拥立，但当时国难严重，所有忠诚救国的元老重臣，也都牺牲成见，参加这个政府。据史载，“福王即位，用可法、曰广及南储高弘图为阁臣，从物望也。当是时，可法实秉中枢，高、姜居中票拟，张慎言为大冢宰，刘宗周为总宪，九列大臣，各得其任。”
但同时，奸佞分子如马士英、王铎，皆任为大学士。士英因定策有功，而王铎则为福王藩邸旧人。所以当福王政府成立之初，虽奸、忠并列，而荣枯已有别了。
这样的局面，并不长久。不久马士英拥兵入朝，遂开始从中央政府中排除忠贞分子的工作，企图以此转变政权的性质，即由抗战转向妥协。首先被排除的是史可法。三馀氏《南明野史》云：“既而士英拥兵入朝，假援中宫，请留辅政。于是有内外均劳之议。可法请督师江北，而士英专国。”
关于史可法被马士英排出中央，督师江北之事，应喜臣《青磷屑》（下）记之甚详。其中有云：“朝议既定，以史公督师淮、扬，苏州吴县廪膳生卢渭率太学诸生抗疏争之，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等语，朝野传诵，以为名言。时人比之陈东云。”
马士英一面排除忠贞的元老重臣，一面又引用无耻小人，以为党羽。第一个被引用的便是阮大铖。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的余孽，为士君子所不齿，而且名列逆案，天下共知。当魏阉败死，阮大铖曾一时匿迹皖省故乡。后因迫于“流寇”之乱，又逃寓南京。当时正值崇祯末年，天下萧萧，不可终日。于是阮大铖遂谈兵说剑，企图再起。当时阮大铖自署其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宦万事足。”
由此可以想见其怀抱。后经复社诸名士顾杲、侯朝宗、陈定慧、吴应箕等联名发表留都防乱揭帖，痛加声讨，又才稍稍敛迹。福王政府成立，阮大铖适在南都，因厚结马士英以求复用，故有推荐之事。关于阮大铖史实，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六《皖髯事实》中载之甚详，这里不及琐述。像这样一个人物一旦提出，当然要使得举朝大骇，一倡百和，舆论哗然。三馀氏《南明野史》曾录当时朝中士大夫反对之言，其中如：
高弘图曰：“臣非阻大铖。旧制京堂必会议，乃于大铖更光明。”
姜曰广曰：“臣前见文武纷竞，既惭无术调和。近见钦案掀翻，又愧无能豫寝。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顿付逝波；陛下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梓宫未冷，增龙驭之凄凉；制墨未干，骇四方之观听。惜哉维新，遂有此举。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议而已。”
郭维经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实录将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
吕大器曰：“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为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
王孙藩曰：“枢府以大铖为知兵乎。则《燕子笺》、《春灯谜》，枕上之阴符，而床头之黄石也。”
虽然举朝反对，但阮大铖仍然做了兵部尚书。小人道长，则君子道消。自阮大铖掌兵部以后，当时忠诚谋国的元老重臣如张慎言、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黄道周、陈子龙等都被排挤而先后退归田里；同时，魏阉余党，如张捷、杨维垣、虞廷陛一流的小人，都弹冠相庆，走进了朝堂。像钱谦益那样无耻的文人，也因巴结阮大铖，起复了原官。《南明野史》记钱谦益之下流有云：
谦益之起也，以家妓为妻者柳如是自随。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昭君出塞状，都人咸笑之。谦益以弥缝大铖得进用。乃出其妾柳氏为阮奉酒。阮赠一珠冠，值千金。谦命柳姬谢，且移席近阮。闻者绝倒。
钱谦益的故事，亦见夏完淳《续幸存录》，当系事实。虽然，如钱谦益者，不过丑声外播者而已。实际上，当马、阮专国以后，在福王政府中，其以献妻献妾而蟒玉加身者，正不知有多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福王政府，不过是一群阉党余孽和无耻之徒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但与当时明朝的人民没有关系，而且与明朝的士大夫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