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读的是沈从文和他的妻子张兆和之间的书信集《从文家书》。《从文家书》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书信集。对于我们做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做沈从文研究的人来说，它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为什么呢？因为从题材、文体的性质上看，家书其实是有私密性质的。它不是一部小说或者散文，是有虚构性质的。至少在写作大部分的书信的时候，沈从文和张兆和并没有意识到将来可能要公之于众，家书中的很多信息只是沈从文和张兆和夫妻之间的私密话，不是一个公开性的流通性的文本。所以相比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更加具有史料的真实性。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当这样私密性的文本变成了作品，进入市场流通的环节，你很难说它还保留了夫妻之间书信往来的原貌，当它在变成一种面向公众的作品时，一定是经过了编辑者的加工和筛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这本书结集出版时出于各种考虑经过了一些删减，《从文家书》也不例外。当然这只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一个题外话，暂且按下不表。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基本背景，它其实是一本蛮老的书，1996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收录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套丛书“火凤凰文库”中。丛书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和著名作家李辉先生两位一起策划的，《从文家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它由沈虎雏先生编纂—虎雏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小儿子，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最终审核并且撰写了这本书的后记。
《从文家书》的副标题是“从文兆和书信选”，其中收录了沈从文和张兆和两人从1930年年初最初的交往到1960年年初的往来通信，收录了1930—1931年的“劫余情书”、1934年的“湘行书简”、1937—1938年的“飘零书简”、1948年的“霁清轩书简”、1949年的“呓语狂言”、1951年的“川行书简”、1956—1957年的“南行通信”、1957—1961年的“跛者通信”等。这里可以稍微提及的是“劫余情书”。为什么要叫“劫余”呢？这一辑书信主要收录的是两人开始交往时张兆和所写的日记，两人之间的几百封通信都毁于抗战初期的战火中，而张兆和不满20岁时所写的日记却机缘巧合地被保存下来，其中竟然完整地抄录了三封沈从文当时写给她的情书。张兆和在20岁不到的时候，正备受情感困扰，写了很多日记。这个日记突然被发现，可以说是对当时两人情感状态的一个非常宝贵和真实的记录，也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两人在那个时期情感上的矛盾和纠结。大家还可以再关注一下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1961年这一时期所收录的几辑书信，包括“呓语狂言”“川行书简”“南行通信”和“跛者通信”，可以以此作为重要资料，帮助我们解析沈从文为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放弃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也就是学界经常讨论的“沈从文转业之谜”。
我今天想着重讲的是1934年的“湘行书简”。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散文集叫《湘行散记》，是他在1934年年初，在写作《边城》的时候写的。那时新婚不久的沈从文接到家信，被告知母亲病重。1月7日，沈从文冒着严寒匆匆从北京赶回湖南常德，再从常德坐车到桃源，后转为包船溯沅江而上，且行且泊，1月22日最终回到家乡凤凰。这也是沈从文在1924年离开湖南之后首次返乡。在临行之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约定，每天给她写信，报告归乡途中的见闻。沈从文因为发表过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文章，被当局认为是“危险人物”，加之当时国共两党战事吃紧，湖南形势较为紧张，他在家乡只停留了四天就返回北京。之后以这些书信为基础，整理出单篇散文在报刊上发表，这11篇散文后来结集为《湘行散记》，由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年初版，1943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改订本。这些书信在沈从文生前并没有发表，直到1991年由沈虎雏先生编辑整理成《湘行书简》，编入《沈从文别集·湘行集》，由岳麓书社在1992年出版。《湘行书简》正是《湘行散记》的素材。
我们现在看到的《从文家书》，选择的篇目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作为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读物，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窗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那么不同又如此交融的灵魂，虽然那是一种非常复杂、非常难以言说的交融。关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感情经历，不管学界，还是普通读者群，都有很多的讨论和说法，我这里并不想去做揭隐私的工作，而是希望通过细读这些书信、这些切切实实又非常独到的文本，感受这两个人之间微妙又复杂的关系，体会这两个独特又有趣的灵魂。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读这些书信呢？这些被沈从文称为“三三专利读物”的书信，确实充满了彼时他对新婚妻子的无比眷恋，笔端的百汇万物也变得极其温柔。但它们是简单意义上的夫妻之间互诉衷肠的“情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这些书信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返乡”叙事。前面已经提到，沈从文是在离开故乡十年之后首次返回故乡，此时的沈从文和十年前的那个乡下军爷相比，境遇已是天壤之别。他不仅成了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跻身于绅士阶层，而且赢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和婚姻，可以说是到达了人生的一个非常圆满的阶段。当他于匆忙中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这返乡之路又如此辗转辛苦，一路的舟车劳顿激发起的是始终萦绕在他心头的湘西的故人旧事，而眼前现实湘西的景象又是如此异样，可以说他的眼光是带有审视意味的，心境是极其复杂的。
沈从文对于湘西的重新审视，在学界已经有很多讨论了。我们说，当他再次回到湘西的时候，对于原来这样一种近乎神土世界的湘西，他在一开始是抱有期待的。为什么抱有期待呢？这就必须联系沈从文当时在都市的生活了。虽然他那是已经在文坛立稳脚跟，且声名如日中天，在多所大学担任教授，还担纲了影响很大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按理说已经进入都市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但他在很多时候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他对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复杂、一律受金钱的控制，无法理解，更不能认同。那些原本看起来体面的绅士淑女到底只有华丽的皮囊，灵魂则是荒芜而空洞的，那只是生命的一种畸形。而他自己也逐渐被这种虚伪的生活牢牢揪住，无从挣扎，渐趋委顿。“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沈从文：《写在〈龙朱〉一文之前》）。所以沈从文久被压抑的“乡下人”的情感取向和价值态度如魂兮归来般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一再呈现，比如《龙朱》《月下小景》等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沈从文对这些来自荒蛮之地的少数民族所具有的无羁的野性、元气淋漓的生命形态的由衷歌颂。
当然，这些都是身在都市的沈从文在回望故土时的一种想象，也可以说是在都市病的诊断之下对湘西形象的一种重构。而当他在1934年年初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真正深入现实的湘西世界后，他发现现实的一切都跟之前的想象大不相同，那个元气淋漓的神土世界也无可避免地被现实实利所侵蚀，这也导致了《边城》创作中内部断裂的问题。沈从文在1934年年初就写完了《边城》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接到家信之后他匆忙回到湘西，从湘西回到北京接着写完了《边城》。我们在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茶峒小城那么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地方，民风淳朴，人性良善，为什么会发生翠翠和二老这样爱而不能的悲剧呢？为什么小说前两章渲染的人情人性之美，连妓女“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到了后面还会出现那个狡诈的中寨人，他的从中作梗直接导致了祖父心理防线的崩溃以及最后的悲剧发生。我以为，这样一个前后情节逻辑的断裂，跟他这次湘西之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回到湘西，发现不仅物是人非，而且原来那些美好的人情人性好像都不太有了，原来淳朴的人也开始为了金钱和实利而堕落了，原来想象当中的一个高悬的人性理想，希腊的人性小庙这样的东西，在经过这次现实的湘西之行后，一下子就崩塌了。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沈从文的这些文字，会感到这个人在情感上、心理上是多么细腻，多么感性，多么丰富！舟行水上，他听到远处有歌声传来，还有羊的叫声、妇女的锐叫声、鞭炮声、小锣声，他的眼睛都会湿润，这些音色声响都能给他带来无穷的感动，他会把这种感动的情绪凝结在笔端，传递给张兆和。我们说，这种感动和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然之子”对百汇万物的天然感应和细腻体悟是密不可分的。这可以说是沈从文作为一个天才作家的禀赋使然。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沈从文作为一个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教养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对故乡的百汇万物是有一种重新观照的。但是这种审视并不是像五四乡土小说中的那些归乡知识分子，采取自上而下的批评视角，与其说沈从文是在批判这些故人故事，不如说他通过对它们的重审，重新发现了自己，这是一种自我的发现，或者说自我的一种精神洗礼。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要比前面的批判更加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夜泊鸭窠围》，这也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篇。你看他写道：“我欢喜那些在半天上的楼房。这里木料不值钱，水涨落时距离又太大，故楼房无不离岸卅丈以上，从河边望去，使人神往之至。我还听到了唱小曲声音，我估计得出，那些声音同灯光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簰头在取乐，就是有副爷们船主在喝酒。妇人手上必定还戴得有镀金戒子。多动人的画图！提到这些时我是很忧郁的，因为我认识他们的哀乐，看他们也依然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总有点忧郁。”沈从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忧郁？这个忧郁的内容层级其实是很复杂的，像鲁迅的归乡一样，回到故乡之后，当他看到这些人、这些事还跟几十年前一样，甚至跟几百年前都一模一样，他们的生活如死水一般，这个忧郁就是很典型的启蒙者对于被启蒙者的一种由上而下的观照和审视，这是一种忧郁。那么在沈从文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忧郁？当他看到这样一些人和事的时候，他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和共情？如果是一个启蒙者的视角的话，他是会把自己抛却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外的，是置身事外的。
但我读了《湘行书简》，感觉沈从文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情感完全倾注在了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他把自己完全扎进去了，跟他们有一种共情。他说：“三三，木筏上的火光真不可不看。这里河面已不很宽，加之两面山岸很高（比劳山高得远），夜又静了，说话皆可听到。羊还在叫。我不知怎么的，心这时特别柔和。”读到这里的时候，作为读者的我，心里是一阵阵发紧的，我不知道大家读下来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他的心在此时会特别地柔和？可以想象一个远在外地的游子辗转颠簸了那么久，特别是想到沈从文在北京最开始的那几年是非常不顺利的，在他的窄而霉斋中忍受着饥寒写作，还备受冷眼，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要找郁达夫求助等。当他现在回到故乡，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他看到这些人事的时候，他这种柔和的情绪我觉得不能仅仅用启蒙那一套批判性的思路去解释，里面还掺杂了很多复杂的情绪。这一点大家可以在静下心来阅读的时候仔细揣摩。
在另外一篇书信中，他写道，“这个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情”，这其实写的是一个老水手，这个水手已经年纪很大了，“牙齿已脱，白须满腮”，沈从文说他活脱脱就是一个托尔斯泰，为了多挣100文钱，他和船主一直争执不下。沈从文看到他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上面的问题。这是很典型的启蒙主义的思路，就是说你们这些草民怎么老是为这些蝇头小利争吵，怎么不想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活？
但是他的思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就在同一天—1934年1月18日的下午，他紧接着写了第二封信，他把它命名为《历史是一条河》。他写到自己坐在船头，看着山头的夕阳，看着水底的各色的圆石子，觉得特别感动，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的人，他是那么温暖地爱着。他说这条河才是真的历史，他这样写道：“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觉得这其实是沈从文非常重要的一种历史观的凸显。就如同我们讲中国的史传传统中，绝大部分记录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是对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人物的历史，但是对于这些草民、芸芸众生，他们的历史在哪里呢？他们的绝大部分都不会进入到“历史”（这里指的是被撰写出来的历史）中，他们永远都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在沈从文这里，我们看到他在这条千百年来从未止息的河流中发现了历史，这不是帝王将相、金戈铁马的历史，它就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条河边的芸芸众生的生活。最初沈从文还在思考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这样活，而到了这时，他说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而是我们应当来尊敬他们来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你可以说他们是顽冥不化，也可以说是愚昧麻木，但是他们始终是尽着自己的那一份天命，为生活而努力而打拼。显然沈从文在这些最底层的水手、妓女、小商贩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庄严与郑重。在我看来，这正是沈从文对以往正统的精英主义历史观的一种反驳，他看到了正是这些生如蝼蚁，但却异常坚韧的草民构成了人类社会得以延续下去的重要力量。所以我认为《湘行书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其中因为掺杂了沈从文重返故乡后的很多复杂的情绪和感受，显出了含混多义的复调式结构。
接下来，我再讲第二个大问题。我们在讲沈从文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掉沈从文背后的女性张兆和，而且但凡提到张兆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些偏见。我们都知道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的时候，经历过精神上极度痛苦的阶段，乃至自杀的经历。很多人认为这是张兆和对他的不理解所导致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未必完全妥当。我们讲婚姻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置身在婚姻当中，特别是置身在和沈从文的婚姻关系当中的张兆和，她很大程度上是被沈从文的身影遮盖掉的。张兆和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者说张兆和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沈从文精神的发展、裂变，包括最后做出那样一种选择的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是有待大家去挖掘去思考。
有一张照片是1935年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第一个孩子龙朱，旁边是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的一张合照。接下来我们着重要讲的“飘零书简”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它的产生有什么样的背景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沈从文在教育部和杨振声、朱自清从事教科书的编纂，但随着北平沦陷，重要的大学包括文化机构全部要向西南大后方撤离。沈从文就只身一人跟随着北大清华的老师逃出了沦陷区，一路辗转飘零，最后到达昆明。张兆和当时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虎雏，身体非常虚弱。于是两人约定好，沈从文一个人先走，家眷留在北平，后面再寻找机会团聚。“飘零书简”就是沈从文离家之后，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这段过程持续并不长，1938年11月，张兆和拖着两个儿子，包括沈从文的九妹一起，辗转到达昆明，和沈从文相聚。《从文家书》中选的“飘零书简”以张兆和的书信居多，从中也可以看到张沈二人在真正的婚姻生活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1937年10月5日，他们刚刚分开不久，因为分隔两地，又处在沦陷区的战时北平，作为家庭主妇，张兆和要考虑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而她更担心孤身一人在外的沈从文。在信中，她忧心忡忡地写道：“我想着你那性格便十分担忧，你是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十分爱好要面子的，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希望你现在生活能从简，一切无谓虚糜应酬更可省略，你无妨告诉人家，你现在不名一文，为什么还要打肿脸充胖子？我这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你的面子糊好了，我的面子丢掉了，面子丢掉不要紧，反正里外不讨好，大家都难过。”
看得出来，这里面是有张兆和的一点小抱怨的，这两人本身的出身背景、成长经历差异就很大：张兆和虽然系出名门，但在生活的磨砺下，养成了对待家用处处精打细算的习惯，而沈从文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北漂”青年进阶到绅士阶层，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再来看10月25日这封信，她写道：“你有你的本色，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总不免勉强，就我们情形能过怎样日子就过怎样日子。我情愿躬持井臼，自己操作不以为苦，只要我们能够适应自己的环境就好了。……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紧接着她又说：“一个写作的人，精神在那些琐碎外表的事情上浪费实在可惜，你有你的本来面目，干净的，纯朴的，罩任何种面具都不会合式。你本来是好人，可惜的给各种不合式的花样给spoil了……”这几封信都由张兆和之口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那就是已经跻身绅士阶层的沈从文在外面应酬比较多，也会比较沉迷于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让太太穿高跟鞋、烫头发等。我前面已经讲过，沈从文从一个湘西的小军爷，到北京做了卖文为生的“北漂”，到最后跻身进和胡适、徐志摩成为朋友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其实非常不容易。那么沈从文对于自己努力打拼而获得的地位和身份又是怎么看待的？就像很多学者提出的，为什么他一方面不停地追求社会身份的进阶，一方面又不断地强调自己始终是一个乡下人？这里可以提供一个细节，陈西滢在关于“新月社”的回忆文章中曾回忆说：“我与志摩说话时，一个人开了门，又不走进来，脸上含笑，但是很害羞，这就是从文，他只是站在房门口，与我们说话，不走进来。”（陈西滢：《关于“新月社”》）这段描写相当形象地呈现了沈从文在他们的绅士圈子当中若即若离的态度，“在而不属于”的边缘性，一种游离的状态。张兆和作为沈从文身边最亲近的人，她在书信中对沈从文的这些抱怨，或多或少也佐证了沈从文的这种矛盾，为我们认识沈从文的多维度、多面相的人格提供一些材料。
“飘零书简”中还有一封信也很有意思，这是沈从文在1937年11月6日的时候给张兆和写的，他在信中表现出明显有些生气的情绪。为什么呢？因为张兆和迟迟没有南下和他到昆明去会合。当时的情形是：一方面小儿子虎雏还很小；另一方面沈从文收藏的很多古玩文物还有他们的书信都在家里，如何安排取舍，张兆和觉得非常困难；加之当时战事非常紧张，一路凶吉难料，所以她很犹豫。沈从文则一再来信催促，希望她能够赶快到昆明来，两人就因为这个问题争执不下，所以沈从文在这封信中就说：“你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妒忌，不生气。我这些地方顶明白道理，顶明白个人的分际。我近来因为读了些书，读了些关于生理学和人生哲学的书籍，反省自己，忽然产生了些谦卑情绪，对于我们的关系，增加了些义务感觉，减少了些权利感觉，这谦卑到极端时且流于自卑，好像觉得自己一切已过去了，只有责任在身。……我觉得爱你，但不必需因此拘束你。正因为爱你，若不能够在共同生活上给你幸福，别的方面我的牺牲能成全你幸福时，我准备牺牲。有痛苦，我忍受痛苦。”这里面显然是有沈从文在和张兆和的婚姻关系中因为无法把控，也无法达到一种一致与和谐而产生的意难平，所以沈从文和张兆和这样一对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实际上并非是我们所想象的水乳交融、琴瑟和谐的关系，而是有很多的摩擦和分歧、鸡毛蒜皮、油盐酱醋。而且两个人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个性，乃至不同的看待世界万物的方式，都导致了这种摩擦的必然发生。而我们看到，两人在书信中的这种交流，充满着各种真实的情绪，这正是对沈从文另外一种精神面相的勾勒和说明。
读《从文家书》我觉得还有一点不能被忽视，那就是张兆和的另外一重女作家的身份。张兆和的文笔清雅优美，这有赖于她自幼养就的良好的国学功底和五四新文学的教养。她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叫《湖畔》，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民国女作家书系”，张兆和的这本小说集和庐隐、林徽因、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并列其中。这本小说集收录的几篇小说都是以农村或城市少年的青春成长为主题，情节的细密铺排中浸润着成长过程中浅浅淡淡的悲乐。1933年，张兆和还创作过一篇小说《男人》，和沈从文的一篇小说《女人》同时发表在1933年的《现代》杂志上，张兆和用的笔名是“叔文”，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张兆和与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呼应，尽管这种呼应在不少学者看来恰恰是两人文学旨趣不同的体现。我们在读《从文家书》时，会发现沈从文的称呼以及张兆和的落款都有很多种，包括“三三”“三”“三妹”“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称呼就是“叔文”。我前段时间还看到瑞士汉学家冯铁教授写的一篇文章，讨论了作为“管理沈从文文学遗产的女作家张兆和”，文章用了不少《从文家书》里的材料，并对张沈两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种对读，对他们文学创作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进行了有趣的分析，大家不妨读一读。
尽管张兆和的创作并不多，但她是有自己的一套坚执的文学观的，而且和沈从文的文学观非常不同。张兆和晚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老师曾经有过一个对她的访谈，她就坦言，沈从文早年写的那些作品，写下层生活、两性关系的，有很多很不成熟，但也发表出来了，她是不喜欢的。在《从文家书》中，张兆和也很多次跟沈从文讲应该写什么和如何写，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跛者通信”辑中，张兆和常常以自己的一套习得的“标准”给在创作上试图重新学步的沈从文以建议。这种建议显然收效甚微，但也可见出两人在文学创作观念上的差异。张兆和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身份和意识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是被埋没了的，特别是将其置于和沈从文创作的关系中去看时，这个问题会更加复杂，也更加值得研究。
最后我想说的是，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遗稿，也就是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坦荡和真诚。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张兆和这样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我觉得这段话写出来，是张兆和在痛定思痛之后的一种彻悟，是字字锥心的。我特别欣赏的是她不为亲者避讳，也不为自己避讳的态度，她坦承她和沈从文之间确实是有非常多的隔阂和分歧，很多不和谐的声音，而真正地了解了他的痛苦和价值，却是在斯人已逝之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兆和也是一个认真地面对生活，赤诚地面对自己和他人、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女性。“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张充和与傅汉思给沈从文的挽辞中的一句话，我觉得同样可以把这句话送给张兆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