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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文化史和情感问题的亲密关系是一部被压抑多年的秘史，由于大众读者对“启蒙理性”的推崇而退守书斋，成为部分学者接力传递的小众知识。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的诞生是身体机能和身体实践的觉醒，是心灵内在秩序和无序逐渐展现自身的过程。人的理性在此刻经历了一个变化，不再是与身体相分离的精神禀赋，而是源自身体的自然机制，也因此与情感产生了复杂的纠葛。
从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叶，不论物质性身体还是观念理性，都没有战胜对方的动力和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学者与文人对两者同样重视，构想了双方实现自发和谐的愿景。道德哲学和美学、社会学、政治学，无不围绕着身体与理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展开，文学作品也核心地参与这场讨论。“情感”在有关身体与理性关联问题的探讨中扮演了一个核心角色，“情感”正是两者可以协调一致的征兆，也凸显了两者难以完全兼容的难题。随着19世纪实证主义和之后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进程，身体与理性的冲突对抗愈发激烈，至今没有和解的迹象。但与“启蒙”相连的18世纪恰恰是两者势均力敌且试图对话与和解的时期。西方步入现代性的时刻，正是万物悬置的时刻。
这篇相对简短的弁言致力于对情感、文学情感研究和18世纪的意义做出初步陈述，旨在对本书涉及的关键词汇做出提纲挈领的梳理。如果绪论和正文中的铺陈和细究是一座密林，那么这篇弁言就是敞亮的林前空地。
何谓“情感”？这种不可言说之对象正是情感研究的难点所在，我们只能说“情感”是人们对事物的直接而主观的评价，是人们所谓主观性的最重要征兆。感官知觉捕捉到的信息对人体产生某种影响，呈现为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与判断和评估过程相结合，也经常呈现为某种行动力或行动倾向，这种与判断和行动相连的主观感受就是情感。我们可以说“疼痛”是一种感觉，与此相伴生的恐惧或憎恶就是情感，因为恐惧和憎恶代表人对外界事物的主观反应和态度。这种主观反应可以直观显现为观念，也可以经由更曲折的过程转化为有关情感的观念。比如许多人即使不反思自己所处的心理状态，也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愤怒或恐惧等情感，但也有些人一时难以定义自己的主观感受，只能陷入沉默或借用通行的语言模式和文化脚本来尝试表达。焦虑和抑郁等词可以被认为是难以名状情感的替代性表达，难以穷尽主观层面的感受，也经常导致后者的屏蔽和异化。未与观念和语言相连的感受很难称之为“情感”，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愤怒”这个表述，与“愤怒”相似的生理变化和应激行为还是可能发生，但没有转化为观念的“愤怒”很难称得上是主观性感受，与日常语言中对“情感”的理解相悖。
无意识的情感与主观性情感类似，也体现了身体对内部或外界环境的评估和反应，但也有重大差别，因此不同的学者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命名，将其区别于主观性、观念性情感。情感神经学开创人之一勒杜（Joseph LeDoux）在1996年提出情感发生的两条回路：一条从丘脑通向杏仁核，快速简易，直接产生身体反应；另一条从感觉皮质通向杏仁核，进程较慢，与意识相通，形成情感观念。二十年之后，勒杜建议将由下皮质回路引发的人体抵制外界威胁的自动反应称为“防御回路”（defensive circuits），与依赖前额叶回路和顶叶回路生成的主观性“情感”进行区别。
在哲学领域，德勒兹使用“情动”（affect）这个词汇来表示身体强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凸显了身体与外界不间断的物质交换过程，不会凝结为观念或成为稳定意识的一部分，也不会被语言和社会规范捕获。Affect 一词源于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用affectus 表示情感，即与身体“努力”（conatus）的强度变化相对应的观念。德勒兹借鉴斯宾诺莎，强调情感与身体强度变化的关联，并对斯宾诺莎将身体与观念相连的早期现代观念做出了后现代的改造。
不论我们使用“情感”这种日常观念（在英语中可以对应feeling，emotion，affect 等词汇），还是特指无意识的“情动”，都必须将其追溯到物质性身体与环境交互后发生的物质性过程。有时候想象的事物-比如一个虚构人物或意象-也会激发情感，但视觉或听觉想象的机制与视觉和听觉本身非常相似，需要依靠感官和身体性经验才得以成立。没有身体和感官，“缸中之脑”无法产生和体验人类日常语言所定义的情感。
与此同时，情感的建构性-其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也不容忽视。研究情感的科学学者和人文社科学者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他们的观点也有重要差异。认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指出，情感不只是身体变化的主观投射，其与认知也有重要交接，这里的认知包括非反思的直观认知，也包括以语言和社会规范为媒介的规训式认知。美国神经心理学家拉塞尔（James Russel）指出，所有观念性情感都与某种被直观认知的感受相连。观念性情感的生成过程有一个出发点，即“核心情感”（core affect），所谓“核心情感”，就是“可以有意识通达的作为最简单原始（非反思性）情感的神经生理状态”，这些情感会沿着“激活程度”（activation）和“愉悦程度”（pleasure）两个轴线变化。“核心情感”没有明确的目标，“不具有反思和认知的性质”，是直接被给予的。不过，“核心情感”与原因和对象绑定之后成为“被归因情感”（attributed affect），语言在这个环节中发挥了“元情感”的作用，使得切身感受与普遍范畴相连。拉塞尔将完整的情感表达称为“情感篇章”（emotional episode），强调其建构性，说明情感不仅依靠神经回路，也是一种文化脚本。
心理学学者舍雷尔（Klaus Scherer）在《何谓情感》一文中同样将情感视为“篇章”，认为情感由“五个或其中大部分有机系统里同时发生的互相关联的状态变化”构成，显示了对外部和内部刺激是否符合生命体需求的评估。
换言之，情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主观感受，而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集体性建构。
与情感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中的情感构建理论更强调社会对心理的塑造作用和情感认知的社会性，注重情感生成中情境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同样认可情感的直观基础，但将其与个体的直接感受拉开距离，凸显了情感经验的形塑和规训作用。民族历史学学者舍尔（Monique Scheer）明确地提出情感是一种实践，包括启动、命名、交流和管理等诸多环节，并勾勒了“社会结构对身体的渗透”以及两者在情感生产中共同发挥的作用。
这个观点在1970年代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已经非常显著，如本书正文中的第一章所述，与舍尔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维瑟雷尔（Margaret Witherell）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在情感科学看来，无意识情感与观念性、建构性情感之间虽有交集，但不会互相干扰，也不会互相转换。勒杜就主张将表达主观状态的情感词汇与“位于非由主观控制行为基底的神经回路”相区分。
但精神分析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主观情感和无意识情感关系的认识不同，在这些领域看来，无意识是一个与语言和文化辩证相通的领域，两者的互动和转化会使得肉身经历及其情感生涯发生变型。
我们以弗洛伊德的“压抑”（repression）理论为例初步说明人文社科领域如何看待情感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跨越。《压抑》（1915）一文延续了弗洛伊德早年有关歇斯底里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研究。他表示，某些心理驱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情感会被阻挡在意识之外，但这些驱力和情感的表征会产生与自身相关但距离足够远的衍生物，后者就可以“自由通抵意识”。
比如某些禁忌性欲会转变为一种对特定事物的恐惧而进入意识。这种压抑机制告诉我们，无意识情感（情动）与意识是相通的，但只能以一种类似隐喻和象征的隐微方式出现。
总之，“情感”源于身体与物质和社会环境的交接，会因为神经运作的性质与社会脚本的限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以不同形式浮现于观念。有时候，观念与身体性情感之间有着紧密的契合，赋予人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是主体性的唯一源泉，却是其重要根基。但在其他情境下，情感却呈现出一种不可知的特性，是意识中的异己之物，使人产生与自身的疏离与隔膜，取消主体性。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对宽泛意义上的“情感”-包括观念性情感和无意识情感-做出一个充满悖论性的定义：一方面，情感是主观世界显现自身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直观感知而进入意识；另一方面，情感又是不可知的，无意识的情动有时与意识隔绝，有时曲折地通向意识，其间会受到物质环境、社会性语言规范和权力结构的多次中介。身体的讯息与观念建构之间有着许多不完全敞开的通衢，正是这些通道使得被建构的情感成为符号，既不能被遮蔽又无法被揭示。因此，情感也是主观世界边界模糊，受到语言和社会干扰形塑的一个表征。总之，情感是自我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自我瓦解的缘由。
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提出了许多情感理论，它们都认同情感与五个方面的变化有关-评估、自动生理变化、行动趋向，肌肉运动表征、主观感受-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常错综复杂，并不能用简单因果表述。在直观性和建构性之外，情感还有很多其他面向，可以成为分类标准。比如，可以根据有没有明确目标和对象（比如对谁或什么生气）对情感进行区分，有学者认为无对象情感可以被称为“情绪”（mood）；
倪迢雁在《丑陋情感》（UglyFeelings）中对减少愉悦度的消极情感进行分类，从其中分离出一类“否定性”情感，即没有对象或试图否定对象的情感。
“情感”的精确定义和分类方法没有定论，只能根据具体的聚焦点进行调整。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最关键的可能不是确定最为复杂合理的情感分类系统，而是以情感问题为契机，考察主体构成、社会情境和话语系统之间的错综关联。简而言之，就是考察处于社会情境和话语系统之中的身心互动机制。观念性情感在直观性和建构性之间滑动，始终不会僵化地停留在某处。因此，文学情感研究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1．我们如何判断话语中的情感？18世纪英语中有许多或古老或新兴的情感范畴，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8世纪的三种核心情感，即同情、忧郁和恐惧。情感范畴作为话语构建，与某些直观情感经验对应，因此大部分读者可以从人物行为、表情和叙事者所用的情感范畴来辨别人物所承载情感，并能达成一致。不过，这些情感范畴并不一定对应情感经验，也与早期现代的身心理论、道德哲学、美学、医学、性别话语、历史学、“社会科学”（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等话语对接，可以被分析、还原为建构情感经验的过程，展现情感的社会建构性。与此同时，有很多情感经验并不一定用情感范畴表达，我们在18世纪小说中发现许多主题和形式上的特征，都暗示-而非表达-情感。比如菲尔丁小说中的全知叙事暗示了同情理论，斯特恩小说中的身体姿态描写与“活力论”中的身心互动机制相关，而感伤小说和哥特小说在直接阐发情感的同时，也通过家庭婚姻叙事暗示有关女性情感机制的革新观点。
2．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如何考察文学作品干预社会机制并产生政治效应的方式？从情感研究的视角出发，就是要研究文学语言如何构建身心关系，如何与同时代其他形塑身心关系的社会制度与话语系统交接并就此提出对读者有影响的独特洞见。对文学形式十分敏感的新历史主义阐释框架总是尝试在文学形式和相关话语体系之间建立关联，说明文学形式和体裁的演变与话语体系及其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互文关系。文学情感研究也同样遵循这个原则，但回到上面的第一点，“情感”作为研究主题和对象不稳定，有时是直接的心理刻画与情感表征（表情、声调等）书写，有时是暗示性的景物描写，有时是身体姿态描写，要把这些形式特征都与对探讨情感的跨学科话语系统并置在一起，考察它们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的关系，这应该就是文学情感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意义，也是其独特的挑战。
有关18世纪的论述汗牛充栋。18世纪经常与资产阶级主体性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关联，但这个时期的主体性观念其实非常复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89）中考虑何为“人格”的问题，初步提出主体性问题，思考人何以具有同一性：“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它有理性、能反省，并且能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是同一的能思维的东西。”
一百年后，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呼吁人们走出“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学会“公开地运用”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又将自我意识称为“源始统觉”，即“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巩固了人的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在当代现象学理论中指的是自我觉知，即自我的“被给予性和可达性”，这种觉知是所有意向性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我觉知不依赖反思，但反思有助于形成更清晰连贯的自我观念，加强主体性。
与此同时，因为福柯的标志性贡献，主体性被认为是自我真相的生产，是通行话语系统对个人意识的形塑和规训，是“人在其中与自身连接的一种真相游戏”。
这两种对主体性的理解与subject（主体）这个词的双重意义相通。《牛津英语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显示，18世纪，“主体性”（subjectivity）一词尚未出现，但subject 一词使用广泛，一方面表示某种属性的基底和材质，包括作为知识生产源头的“头脑”，一方面也表示臣服于他者的个体。
18世纪对于主体的认识已经显现出我们在现象学和福柯所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之间的分歧，虽然认可个人具有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特征，但也意识到自我只能在媒介化传播中经由观众和读者的凝视而成型，不完全由个体自身主宰。
18世纪思想中的主体是经验的主体，也是权力的主体，洛克的政治理论和他之前的现代自然法提出的天赋人权也是18世纪主体性思想的重要源头。这种政治权力上的主体也具有其内在含混性，其基础在于个体之间协调权力的机制。1962年，多伦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麦克弗森出版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一书，将洛克的《政府论两篇》（1689/1690）与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相连，视二者为私人财产权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激进平等主张的标志。
这种观点受到剑桥思想史学派政治理论家邓恩和塔利等人的修正。邓恩认为洛克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他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是对“加尔文主义社会价值观的诠释”，塔利则认为洛克实际上是以“公地”为基础想象他的财产权，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共有权-个人对共有之物施加劳动并从而构造对象，使之转化为其财产，但这种对象仅限于获得生存和舒适生活的必要手段-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的前奏。
根据剑桥学派的认识，私人财产权必须建筑在财产和商品流动的基础上，人们必须与他人分享财富，使得自我也变成“在与别人的关系中所拥有的东西”。
18世纪对于身体与理性关系的理解与启蒙时期主体观念的内在悖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人要具备自我认知并在自我同一的基础上拥有政治权力，其首要条件在于在自然身体与精神之间建立融通合一的关系。18世纪并不认为精神的自由是摆脱作为自然一部分的身体，而是主张顺应自然，从自然本性出发构筑可以被自身控制的自由人格。从自然出发，但又不被自然所钳制，这个要求非常高。可以说，18世纪思想的精髓就是在观念理性和感官知觉之间构筑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但对立双方不断发生转化。18世纪有关这种早期辩证思想最为成熟的表达出现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笔下，他在格言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1788）中就已经借魔鬼之口表示：“人并没有与他的灵魂截然分离的肉体……官感是灵魂的主要入口”。
理性成为接收感官经验并从中演绎真理的过程。不过，身体与精神的融通总是有限的，不如浪漫主义诗人想象的那样彻底。理性无法把握自然，必须以自然为媒介实现自身，也因此发现了自身的边界。自然及其最重要的组成-人类肉身-能否与精神和谐联动，能否成为知识的源泉，具有可靠的道德判断？更进一步说，人的基本身体需求与对他人福祉的关心和社会伦理建构的需要是否可以共存？这就是18世纪“人类科学”的核心难题，充分体现了18世纪主体性的悖论。
在对这些18世纪核心问题的思考中，“情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情感标志着主观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有着一道天然的桥梁，可以经由这架桥梁联合在一起。但这道桥梁也是残缺的，身体会颠覆观念和想象的世界，观念会试图同化和规训身体，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引发撕裂主体的情感。当我们将18世纪西方现代性的缘起与情感问题相连，这个总体观点就呼之欲出了，但它也是需要细致论证的。本书尝试以具体语境为依托支撑和丰富这个论点，主要聚焦于18世纪英语小说的分析，从情感视角出发对现代小说的崛起这段文化史重新加以审视。小说与情感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说是18世纪文学种类中与启蒙时期的情感文化有着最直接关联的部分，对情感文化和主体观念中的悖论有着最为深刻的展现。英语文学是我的本行，但这不是重点考察小说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18世纪欧洲情感观念史和18世纪英国小说之间的联姻能使得两者彼此照亮，具体地说明情感观念史与启蒙主体性之间的关联。在研究具体的18世纪英国小说文本时，本书聚焦两类情感，与18世纪主体观的两个侧面呼应。一类是与知性和判断相通，表征个人主体性并为社会伦理奠基的情感，以“同情”为核心，在18世纪语境中，“同情”既是一种具体的利他情感，也是与他人在情感上达成协调一致的禀赋。另一类是限制主体，使其异于自身的难以名状的情感，主要包括忧郁和恐惧。
有关18世纪启蒙时期有两种分裂的观点：认知心理学家品克（Steven Pinker）在近作《现在需要启蒙！》（2018）中强调启蒙缔造了“理性、科学、人道主义、进步”等宏大理念；
与此同时，许多当代学者秉承概念史家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姆、阿多诺等20世纪中叶思想家的立场对启蒙思想提出批评，认为它缔造了一种带有专制色彩的有关人类理性和道德的神话，也因此一次次走向“自我毁灭”。
但这实际上恰恰是各种思潮涌动、思想多元的时代，与工业资本主义正式确立、自由主义观念正式确立、现代世界格局正式确立之后的19世纪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个时期不应该被简单归于这两种倾向。这是一个“情感时代”，情感的双重性和流动性正是这个时期最恰当的标志。消解身体与理性冲突的尝试在18世纪晚期达到高峰，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旨在消解身体的危机，即抵御对主体性构成威胁的身体性情感，但浪漫主义的美学方案表现出过度理想化的倾向，难以掩盖现代主体内部的裂痕。
以情感为切入口重新认识18世纪，我们会发现对启蒙或褒或贬的态度都基于一种误解-认为这个时期建构起了稳固的现代主体性。实际上，作为“情感时代”的18世纪呈现出一种两面性，主体性是否可能、个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协调是否能实现，在此刻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18世纪不是任何时代的前奏，不必然导向“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崛起，也不必然导向伦理生活的失落。历史的进程由多重元素交织而成，每一时刻都充满矛盾和悖论，也充满难以预测的潜能。
18世纪牵动一条重要的观念史和文学史脉络，帮我们串联起现代性的前世今生；它照亮了今日西方乃至中国社会共同面对的情感、主体性和社会建构的问题，有助于干预今日世界的走向，拓展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方向。
这部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也受益于我在2013年初回国之后得到的新的学术机缘和资源。首先感谢刘意青、韩加明、张西平、殷企平、江宁康等各位18世纪外国文学研究前辈的帮助和鞭策，感谢国际18世纪研究学会安得里亚斯（Lise Andries）和考菲尔德（Penelope Corfield）两任会长的关心，在前辈学者温暖的凝视中，我不敢有片刻懈怠。本书有幸请到刘意青老师写序，是我多年来领受到的祝福和期许的象征。
非常感谢各位学界同道的启迪和扶助，多年来，我在线上线下结识和未曾谋面的师友不胜枚举，他们慷慨的情谊结成了一张结实又通透的承托网，让我不感觉孤单，但也随时可以透气。人做任何事总会迎面遇到“为何而做”的问题，有了这些不同年龄的故友知交，以及与他们相连的更大的人群，我相信文字和书写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呼吸和思绪可以触碰许多灵魂，改变系统里的一个个小点，也改变系统本身。2021年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比较文学系成立，自此中文系与国汉院的比较文学将各展所长，同裳偕行，继续开拓古今中外“四窗”的志业。我对18世纪英国和欧洲文学的研究一直尝试尽力打通观念史、社会文化史和文学阐释，打通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能做的还相当有限，未来的路还很长，比较文学学科在华东师大的发展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契机。特别感谢目光如炬的未来设计师朱国华院长。
与学生们的教学相长永远是最重要的，我有幸与郭然、钱晟、张执遥、崔诗韵、赵少阳、任远、吴繁、姜俐娜、李佳桐、陈鑫、陈晓泳、郭珂濛、严语、王雪聪等后起之秀结下师生之缘，他们对我的帮助都很大，都是未来的学术栋梁。
也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许静、陈斌和乔健编辑一直以来的信任和助力。
最后，感谢家人、爱人和孩子们。爱是最好的成人教育，他们赠予我的情感经历是一切理性思辨的前提，在下着小雪的天气里人们才能思考小雪。希望他们对我学术工作的干扰永不停息。用泰戈尔和聂鲁达的话来说，希望他们一直住在我无限的孤独中，向上升起，与我一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