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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泰奥多勒斯·梵高牧师和他的妻子安娜结婚，安娜来自荷兰一个正直而节俭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文森特出生于1852年，并于该年夭折。文森特·威廉，这个未来的艺术家，诞生于1853年。继第二个文森特之后，他们又先后生了安娜（1855年）、提奥（1857年）、伊丽莎白（1859年）、薇莱米恩（1862年）和柯奈留斯（1867年）。
文森特诞生之际，他父亲三十一岁，是津德尔特镇的荷兰革新教会牧师，该地是北布拉班特省一个和比利时接壤的小镇。梵高牧师在1849年被召往那里，其时他二十七岁。由于他的薪水微薄，使得他的家庭无力于奢侈的花费。虽然他是个英俊的人，并对宗教抱着至深的信仰和虔诚，但他的布道缺乏感染力，他的演讲没有生动感，大概是这个因素，最终他从未脱离过布拉班特这个不重要的教区。
安娜科妮·莉娅·梵高卡本特斯
，文森特的母亲，是一位面容平庸的坚强女性，勤勉而多才多艺，在写作、图画、水彩画、缝纫等方面均有造诣。她的父亲是一个订书匠，被授予“御前装帧师”的称号。直到三十二岁，安娜才以一个未婚女子的身份嫁给二十七岁的泰奥多勒斯·梵高。她是三姐妹中最迟结婚的一个，姐姐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斯特里克牧师的妻子，妹妹则嫁给泰奥多勒斯富有的弟弟文森特。
文森特的祖父，文森特·梵高长老，自1822年起就在布雷达附近担任新教的牧师，家里以热烈的赞美之辞描述他：年轻时，他为学校里的伙伴树立了一个“品行优良和意志坚毅”的榜样，并赢得了诸多奖品和奖状；成年之后，他成为一个具有“巨大智力”和“非凡责任感”的“杰出”人物。家庭如此地强调成就和名望，这使小文森特意识到家庭也期望他能有相同的作为。有一次文森特抗议说：“我希望我们只是为了家里的安宁而努力，自食其力，而不是去谋求高的地位。”
文森特·梵高牧师有六个儿子，其中仅泰奥多勒斯步他后尘进入教会。而其他人就知名度和成就而言，都胜过泰奥多勒斯。三个成为成功的艺术品商人，他们是：亨德里克·文森特（“海因”），科尼里厄斯·马里尼斯（“C·M”）和文森特（“桑”）。约翰尼斯成为一名海军副中将，这是荷兰海军中最为显贵的职位。威廉是一名文职官员。此外，泰奥多勒斯还有五个姐妹，其中两个嫁给军官，另三个却终身未嫁。梵高家族的大多数成员，生活都比这个小镇上的牧师家庭过得舒适，无疑，这种生活也很为小文森特称道和羡慕。
文森特像他朴实无华的母亲，而不像他外貌英俊的父亲。他属于中等身材，体格强健，蓝色的眼睛，一头红发，而雀斑并没有随着青少年时期的度过而消失。他的母亲声称他是家中唯一身体强壮的人，在文森特的回忆中他的少年时代是不快乐的，父母经常挑出他的“不规矩行为”，因为在他置身的道德环境里，有严格的纪律规范。早年，父母甚至不许孩子们离开牧师住宅的花园。据他妹妹伊丽莎白说：“兄弟姐妹对他都像是些陌生人，对他的青少年时代也同样陌生。”
和文森特相比，弟弟提奥则继承了父亲儒雅英俊的特征，并被看作是个模范儿童。
在文森特的童年时期，北布拉班特还远没有被荷兰同化。早在十六世纪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荷兰起义之前，它是布拉班特公国的一个部分，这个区域一直延伸到布鲁塞尔南部。1648年，根据明斯特和约，它被割让给了重新组成的荷兰共和国。但是和荷兰主要的七个省份不同，它由荷兰的两院制国会控制，而不是由它自己的公民实施自治。北布拉班特成了全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直到十九世纪初叶，才获得和全国其他地方相同的行政地位。甚至到了梵高的童年时代，它还继续保持低于北方各省的生活水准。
由于和老布拉班特公国的历史渊源，北布拉班特不同于荷兰的其他地方，这里，天主教占压倒的优势。在梵高牧师的小教堂里，仅有极少的人前来聚会，而其他人都加入主导着这个城镇的庞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这两群人之间的仇视没有消除，作为一个新教牧师的性情孤闷的儿子，由于属于不受信任的少数，可能比大多数人遭受了更多侮辱的嘲讽。
津德尔特周围的布拉班特农村是一片由小农场、未利用的沼泽和松树林组成的土地。虽然在经济上依赖于像土豆、黑麦、荞麦这样的农作物，但它的土地并不是特别肥沃，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土地才被利用。它的居住者是农夫，他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住着阴暗的茅屋。年轻的文森特借助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自己从家庭和城镇生活所产生的隔阂感中逃遁出来。他总是赞美他幼年时代的环境，这环境对他的影响从未中断过。有一次他引用克伦威尔
的一段话，这段话也适用于他自身：“土地的灵魂似乎渗进了人的灵魂。通常，生机勃勃、热烈而又深厚的信仰似乎是从贫穷而阴郁的农村产生的；可能一个国家都是，可能一个人。”
他感到自豪的是，在他心中，始终保留着对布拉班特的田野和灌木丛的记忆。在那里，他虽然独处而不会感到寂寞。
对爱的渴望使他将这个安静平和的农村当做是慈爱的、哺育万物的母亲；他引用了索维斯特尔
的话，称这块土地是“养育你、滋润你的一切，是你所挚爱的一切”。
他爱在其间作徒步穿行，玩味其中的花和树、鸟和昆虫，并与它们建立亲密关系，这在若干年后对他的绘画产生效用。
文森特像迷恋这块土地一样地迷恋故乡的人们。“一个人的乡土不单单是指自然环境，”他写道，“还必须要有追求和感受同样东西的心灵。唯有如此才是乡土的全部，唯有如此你才有在家的感觉。”
他在“单一的布拉班特模式中”
发现了这些人的心灵，他们是些贫困、营养不良的农人，在土地上耕种，在织机和纺车上劳作，而住的则是阴暗的茅舍。他们并不美丽或英俊，也许是由于漫无休止的劳作和贫乏的食物，他们的脸上显示着苦难的印记。在瞻仰他父亲一个亡友的遗容时，他谈论说：“哦，它是如此之美，对于我来说，这所有的特征体现了家乡特有的魅力和布拉班特人的生活。”
也许，正是在这样的人中，他首先开始在别人看到丑陋的地方看到了美，这种感知影响了他的绘画风格和内容。他把自己和这群粗野的、不幸的、底层的人们等同起来，视他们为美丽，因此，他觉得自己更能被接受，也更值得称赞。
毋庸置疑，梵高太太自己的兴趣激励了文森特的绘画热情，而文森特叔叔的艺术修养及其私人收藏推动了文森特去观摩这些杰作，并了解创作它们的画家。家里把文森特叔叔尊为梵高兄弟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赞扬他功不可没，卓有成效地将古皮尔公司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艺术连锁商店。殷实富有的文森特叔叔退休了，住在靠近津德尔特的普林哈格，那是布雷达的一个富裕郊区。作为侄子的文森特频频造访他，文森特叔叔成为这个少年最喜爱的亲戚。在他的普林哈格宅邸中有一个出色的艺术画廊，“在那里，”文森特的弟媳梵高邦格
写道，“文森特和提奥获得了对绘画世界的第一印象。”
也许，科尼里厄斯叔叔和海因叔叔也影响了文森特在绘画上的兴趣，科尼里厄斯经营着阿姆斯特丹一家很有声望的画品商店，这家商店以他的名字冠名，文森特有一次提到，他有“你在海牙［古皮尔公司］从来没见过的绘画和版画”。
海因叔叔在鹿特丹有一家艺术品商店，后来他成为古皮尔公司布鲁塞尔分部的负责人。
文森特存世的最早画稿作于八到十一岁之间，题材包括画得很细致的花、树叶，以及桥、狗、牛奶罐，还有哥斯林柱等习作。其中的一幅农舍作品和一幅水彩风景画显露了一些人们在他后来的成熟作品中发现的特色。无疑，文森特童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使他得到他的叔叔们——有所成就的艺术热爱者，以及他父母亲的赞许。
由于父辈的好学，由于《圣经》的启迪，由于牧师公馆的安静隔世，在如许环境的熏陶下，荷兰牧师们的子弟往往能成为有学问和有才能的人。文森特去公共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始于他八岁生日的前三个月。由于担心和农家孩子相处会使他变得过于粗野，不久，父母就让他退学，在家里由家庭教师授课。在十一岁之际，他的父母将他送入泽文伯根的扬普罗维利寄宿学校，这所学校距津德尔特十四英里。两年后，转入另一所距津德尔特十七英里的蒂尔堡市的寄宿学校，待了十八个月，刚好在他十五足岁前夕离开。和其他许多具有卓越天资的人一样，文森特认为在学校里他“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无论文森特所受的正规教育多么有限，他对阅读的爱好和对知识的渴求，使他成为一个在语言、文学、世界纪事、艺术历史等方面博学多识的人。他在写作上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能，据说这是来自母亲的遗传，以致他的书信集几乎和他的绘画同样出名。而他自我强加的人际隔绝，有助于他获得知识，因为书籍就像大自然一样，是他的人际关系的替代品。
梵高家的经济状况迫使文森特在十六岁的时候外出谋生；在文森特叔叔的帮助下，他被古皮尔公司雇用。古皮尔公司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海牙以及纽约均有分部，除了卖画外，公司还制造和发行画的复制品。年轻的文森特首先被派往海牙分部，H·G·特斯蒂格是这个分部的经理。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留守在商行里，他是个勤勉的工作人员，他的举止和衣着都很传统。1873年5月，他被调遣到伦敦分部，这时，他甚至给自己买了一顶大礼帽，它是当时商人一致的标记。
二十岁这年，他在伦敦，这是关系到他命运走向的重要时期，他恋上了房东的女儿厄休拉·罗耶。厄休拉在父亲逝世后，和母亲从法国南部迁来伦敦。她们办了个日托学校，并接纳寄宿者；文森特在1873年8月搬来此处，其时他不满二十一岁，这对母女的亲密关系给文森特留下至深的印象，他渴望自己也能够拥有如此魅人的亲情，他写道：“我从没看过或梦想到她和她母亲之间的那种爱。”在暗恋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向厄休拉倾诉自己的爱慕，只是发现她已经订了婚，他被拒绝，他“做了所有的尝试”，想说服她放弃她的未婚夫而转向他，但是失败了。由于对拒绝的极度敏感，使得他之前不敢接近她，而现在又使他陷入了长期的忧郁状态。他后来写道，这一经历让他“羞愧了许多年”。
虽然文森特还继续住在罗耶家中，但他却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常和雇主争辩，性情变得越来越乖张异常。他把对厄休拉的愤慨转移到艺术生意上，他宣称自己厌恶将毫无价值的艺术品去卖给那些不知情的顾客。他对宗教的热忱却在与日俱增，花很多时间阅读《圣经》和作画。在1874年10月，他的雇主将他调往巴黎分部，希望暂时变换一下环境能对他有益，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伙伴，一个名叫哈里·格拉德韦尔的英国人，《圣经》是他们共同的兴趣。1875年1月，文森特返回伦敦，可是他的状态毫无改观，到了该年5月，他再次被调任巴黎，在该年的十二月，他不顾雇主的反对，丢下繁忙的生意，返回荷兰和父母亲共度圣诞节。到了1876年，他的状态进一步恶化。他的郁郁寡欢，他的情绪低落，以及他对宗教的着魔，迫使他的雇主在4月1日，即他二十三岁生日的第二天，将他从公司解雇。
由于在肯特郡海岸的拉姆斯盖特找到一个新职位，在一所男童学校担任斯托克斯先生的助理，于是文森特重返英格兰，他渴望能够接近厄休拉，然而又害怕靠她太近。学校不发他薪水，仅提供膳宿。不久，这所学校迁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的职责之一是向住在贫民区的学生家长收取学费。这一经历加深了他对贫困者和受压迫者的关注，他已经把自己和他们等同起来。从那时起，他还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恩人，这一自我形象将影响他以后的所有活动。
1876年7月，文森特转入艾尔沃斯的一所男童学校，担任类似的职务，艾尔沃斯是伦敦的郊区，学校由声望很高的琼斯先生主持，他是卫理公会的牧师。文森特对宗教深为着迷，他渴望帮助别人，而琼斯先生作为一个榜样，引导他考虑去做一名牧师，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本书第一章描述的布道。
圣诞节，文森特照例又回到父母的身边度假，在经过一场家庭谈判之后，他决定留在荷兰。从1月到4月，他在多德雷赫特的布鲁斯凡布拉姆书店任职，在那里他的充满负疚感的忧郁更加浓重了，而他耗在研究宗教上的精力，比用在销售书籍上的多得多。一位那时候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事布拉特先生写道：“他过着绝对孤独的生活，他在岛上四处徘徊，却总是孤身一人……在店里，他几乎一言不发，总之，他是一个隐士。”
文森特把他的“深重的沮丧”归咎于他的不断失败，
但他没有看到，这种潜在沮丧才是导致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他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他栽培了失败，然后又进行自责。
由于谋生的压力，由于他最喜爱的亲戚文森特叔叔的鼓励，文森特怀着对绘画作品的迷恋进入古皮尔公司。但是做生意非他所长，他的自暴自弃行为最终导致他被解雇，然而也使他得以脱离这种令他生厌的生存方式。作为一个和自身阶层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他将自己和苦难的人们融为一体，觉得去迎合阔绰的顾主很不自在；作为一个视自己为丑陋的人，这种感觉由于厄休拉对他的拒绝而加深了，要他身穿礼服，摆出富人惯有的温文尔雅，无疑如坐针毡。作为一个爱和大自然亲近互动的人，整天在城市的店铺里工作，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受罪。他身上有着无穷无尽和躁动不安的能量，需要借助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活动来宣泄，可是却被这种呆坐的工作遏制了。
猜疑伴随着沮丧而来，他对他的雇主和买主的动机产生怀疑。“那些展览会，那些画品店，每一样东西，所有的一切，”他写道，“全被那些拼命捞钱的家伙所掌控。”
此外，他抱怨大多数以昂贵价格买画的人都是投机商。“也有真正的、严肃的鉴赏家，但是这或许只占生意总额的十分之一……这是真正出于对艺术的信仰。”
最后，这种愤懑延伸到他的叔叔们身上，因为他们是靠画品的交易致富的。例如，在文森特本人成为一个画家的时候，他宣称：他“宁可过以手糊口的生活，也不愿落入梵高先生们的支配之中”。
他决定放弃艺术生意，沿袭父亲的脚印，去成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既能帮助别人，同时又能从讲道台上俯视他们的人，也许，他会感到负罪感少了，卑下少了，丑陋也少了。作为一个以基督的博爱精神和人们维系关系的人，他的猜疑和愤懑会被减弱。他的父亲成了这项事业的理想楷模，这样一个人“比大海还要美丽”。甚至连伟大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与这样的引路者相提并论；他父亲的生活和他最敬仰的画家——伦勃朗和米勒的很相似，但更有价值。
通过努力，去成为像他父亲和其他宗教前辈那样的人物，他可以去继续他们的工作。“就目前来看，”他写道，“……在我们家中，总有人在传布福音……我热切地祈求和真挚地希望，父亲和祖父的精神能够长驻我的心中……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像他们的生活。”
孩子们将自己的父亲理想化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这种理想化没有比牧师的孩子来得更为强烈。牧师是神圣的父亲，具有旁人没有的超凡品质。特殊的衣着，特殊的神态，是他们和其他父母的区别之处，在位居天国的神秘上帝和尘世的普通会众之间，他们充当着桥梁，其时，他们始终精心修饰他们的仪表。孩子们到了青年时期，这种理想通常被非常现实的评价所替代，抑或转化为彻底的对抗。虽然幻想破灭的体验是痛苦的，却产生了一种有益的作用。独立的部分代价是，年轻人在他自己和他童年所依赖的父母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无疑这样的情况对文森特同样发生了。但是此刻，在他二十五岁左右，由于对爱情的忧郁渴望，由于不顾一切地追求更好的生活，促使他再一次回到儿时父亲令人敬畏的形象中去。
1877年5月9日，为了准备参加阿姆斯特丹大学附属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二十四岁的文森特来到阿姆斯特丹。他跟从一个犹太学者，门德斯·达·科斯塔医生
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下榻在海军中将约翰尼斯叔叔的家里，约翰尼斯叔叔当时负责阿姆斯特丹的海军工作。文森特抱着对成功的热望开始了学习，但是到5月底，沮丧情绪又死灰复燃，他无法将心思专注在课程上。他再度责备自己，声称他的“邪恶自我”使他成为一个招致别人痛苦的蒙羞者。门德斯·达·科斯塔写了一段描画他那不幸学生的话：他垂着嘴角，露出一种“难以形容、如阴霾般的伤心绝望”，
并且说话的语调带着浓重的忧郁。
在以后的六个月里，文森特不再专注他的学习，他认为对于希望成为一个正直牧师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在糟蹋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他今后的主要工作——安慰人们的痛苦——毫无帮助，而教会对这些科目的强调，正是它缺乏人性的证明。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一年之后，文森特自知没有可能获得神学院的入学资格，他的家庭原谅了这个失败者，认为这是由于让他脱离学校太久的缘故，故而也不指望他能顺利入学。鉴于文森特的学养和他在通信中运用法语和英语时表现的娴熟（也许德语也是如此，因为他在英格兰曾经教过男童德语），这样的解释似乎是不充分的。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忧郁和缺少推动力，才使他不能有效地从事学习。当他更接近神职人员的现实状况时，他发现，在他帮助苦难人们的愿景与神学院培养的成功牧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的结论是：从事宗教事业与投身绘画生意、经营郁金香球根的买卖并无什么不同。
文森特回到父亲的牧师公馆，现在父母已经迁居埃顿。他决定做一个纯粹的福音传道者，去帮助穷人，去传布《圣经》。他希望在担任这个职务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和教会中有权势的上层作密切的接触，他觉得他们的存在是毫无价值的，而去和穷人以及被压迫者建立一种关系，他认为是值得的。
1878年7月，他父亲和从英格兰来他家访问的琼斯先生一起，陪文森特来到布鲁塞尔，为的是帮他确定一所福音传道学校。文森特申请入学并被获准。8月，他回到那里，开始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课程，然而在三个月的学习期将要结束之际，福音传道委员会拒绝给他一个正式的工作任命，理由是他没有遵守有关规定。一个同学说：“他不懂什么是服从。”
不过，文森特还是接受了一项试用，去博里纳日做一个福音传道者，由于这是一个贫穷的地区，所以对宗教顾问的资格审定不是太严格。博里纳日在比利时的南部，是靠近蒙斯的一个脏乱而惨淡的产煤矿区，是一片贫瘠的不毛平地，其间耸立着一座座荒凉的煤丘。目前，对文森特而言这还算是个理想的职务。他的忧伤和失望被淹没在人们的贫苦生活中，被淹没在阴郁的农村里。在他眼里，这令人沉思的景象变得美丽起来，并激励他去行动。这块土地就像他自己的祖国——荷兰的那片灌木丛生的荒地，无疑，这里“朴实而温厚的”
人们，唤他想起可爱的布拉班特农民。
在帕图雷日村作了短暂的逗留后，文森特获得一个任命，到附近的瓦斯姆斯村去工作六个月，在那里，他的任务是讲授圣经，但他的充沛精力却主要用于帮助穷人和病人。他不再继续生活在孤独之中，现在，他成了矿工和他们家人的护理和教师，并被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当他来到帕图雷日村的时候，当地的牧师注意到：“他衣着得体，举止庄重，在身体外表上显示了荷兰人爱整洁的全部特征。”
可是，不久他就离开寓所，搬入到肮脏的茅屋中。“他的脸通常比矿工的还要脏。”当矿工们起来反抗残忍的矿主，将要酿成暴力冲突之时，据说是文森特用他道德上的感召力使他们恢复了自制。为了帮助这些饱受凌辱的男人和女人，他倾己所有，捐出自己的钱和衣物，为此把自己搞得憔悴不堪以致病倒。但他却被谴责表现了一种“过分的近乎于丑态的热情”。也许，正是这种表现和他不修边幅的外表，导致了他被免职的结局，虽然1879年7月，宗教委员会在拒绝继续任用他时，仅仅责备他缺乏演讲的才能。
委员会的解释有几分是真实的，即便是文森特本人，也清楚自己的弱点，像他父亲一样，他布道时，语言的表达不甚流畅达意。总而言之，此刻他确信，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福音传道者，和成为一名成功的牧师是一样的，要求他是一个“体面的人”，一如梵高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而这种体面被他谴责为虚假和伪善。“失败”可以让他放弃这一目标，转而去寻求更理想更适合他才能的生活道路。至少，这样的观念导致的部分结果是：他在开始怀疑教会的同时，也开始对父亲产生怀疑，他需要逐渐摧毁对父亲已有的认同感，以便去进行其他的追求，现在文森特在父亲身上找到的只有令他生厌的东西。
文森特搬到附近的库斯梅斯村，和一个名叫弗兰克的福音传道士同住。虽然教会当局已不再承认他，但他还是继续为镇上的民众服务了一段时日。对宗教的怀疑越来越令他困惑，他以阅读狄更斯和斯陀夫人等人的著作来代替阅读《圣经》。几个月后，他放弃了福音传道，从这一领地退出，在深沉而无诉的苦痛中度过了将近一年。从1879年10月到次年7月之间，他那支平时闲不住的笔，竟然连一封信都没有写。最后，在1880年7月，他突然宣称：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画家。
在为时漫长的沮丧期中，当这一决定萌发之际，提奥明显地指责他是懒怠。对此文森特不以为然，他清楚这是他在尘世能为自己找到的唯一出路：“这是一种奇妙的‘懒怠’……但我不确定有些做法是不是对，比如，为了对抗这样的责难去做一个面包师。这确实是一个果断的回答……然而同时也是一个愚蠢的回答。”
精神病学者也许满足于将这个不好动的懒怠期诊断为具有精神病特征的抑郁反应，但是却忽视了它对文森特的未来以及对绘画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在此期间，他用自己的忧郁激活了他的创造力，忧郁集合了他性格中的多种因素，忧郁使他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农民画家文森特的姿态而崭露头角。埃里克·埃里克森
称这样的冬眠期为心理社会性延展
，其间一个人“可以在他所处的社群的一些层面中找到适当的位置，这位置是被严格界定的，而且也似乎是特地为他设立的。在寻找它的过程中，年轻人会获得一种具有内在连续性和社会同一性的自信意识，成为他作为一个孩子向即将来临的蜕变进行过渡的桥梁，并会调和他对自己的认知与社会对他的认识”。
文森特以自己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时期：“作为蜕变期，对鸟类而言，这时候它们只是变换羽毛而已，但对我们人类，那样的逆境和灾难是个艰难的阶段。有人会留在其中——沉入这蜕变之中而不能自拔，也有人会重新出现。但是不管怎样，蜕变期决不会当众展示，那是绝对不引人欢喜的事，所以这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隐匿自己，好吧，只能任其如此！”
一个曾经把自己看作是丑陋、没有爱、孤独而不受欢迎的小男孩，在他的冬眠过程中，是怎样转变成一个负有使命感并对自己的巨大潜能充满信心的画家？至少，部分答案可以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找到：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个性的各个方面被逐渐得到矫正，从而在这个新身份中以完整的面貌展现。
在很大程度上，文森特的斗争，是基于他的自我形象与他被认为是荷兰人和梵高的看法之间的不一致，然而，几乎没有人过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在具有荷兰道德和绘画传统的荷兰背景中，文森特·梵高才有可能出现。
荷兰主要由一个三角洲组成，它由流入北海的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的淤泥冲积而成。它是一片非常平坦和低洼的土地，故而被称为“下沉的船”和“渗出的洼地”。结果，它成了一个用人力来调节的国家，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建造和维持复杂的工程系统，如堤坝、运河、低洼开拓地、水闸、水库、以及泵站等系统。人们还必须警惕潮水上涨所引发的危险，浩大的水量顺着海潮涌入荷兰的江流、运河和湖泊之中，导致大气潮湿，天空难得晴朗，一年之中，有二百天以上是雨天。荷兰生活中的这些艰难事实造就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养成一种奋发工作和忠于职守必须有的美德。
一个弱小而不设防的国家是无法抵御外敌入侵的，荷兰长期处于外国的统治下，但是荷兰人最终还是赢得了解放，得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地位。此外，荷兰的地理环境和荷兰人的性格的结合，使得荷兰的商业、航运业、工业以及银行业兴隆起来。结果成了一个由中产阶层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他们的财富积累达到很高的价值。而它的农业耕地和畜牧场则被分割成小块，需要一个庞大的农民阶层努力工作，尽管他们劳作不辍，但却守着贫苦的生活。
为了打破这种地理、历史、社会的局限，需要具有共同目标和特性的人们合作奋斗。只有这样，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度里，国民才会没有摩擦地在一起工作，并防范被国外统治者并吞。孩子们被灌输的是对文化传统的信仰，一种以勤勉为荣的精神，以及一种凌驾于感官享乐之上的成就感。为了维持这块土地，需要顽强执着、严肃认真以杜绝草率轻浮；感情的表达受到克制，而刚毅的行动得以提升。在这片泥泞的土地上，清洁和整齐是有责任心的民众的必要品行，而荷兰妇女更是重视干净和端正，但是，窗子和门槛的洁净状况却始终没有被延伸到人的身体上——这是荷兰人幽默的自嘲。
处于生命早期的荷兰儿童，很少有人例外于荷兰人的传统规范。自然，进入青年期，他们往往会呈现反叛精神，而在实际的需要和孩提时代被灌输的道德的推动下，长大成人后，会再一次学会接受这种传统规范。梵高的反叛来得较晚（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他的青年期被延迟了），但是却持续到最后。
“荷兰人”这个词暗示的是辛劳的工人，他勤于行动而不善言语；又使人联想到崇尚实际的人，他自豪于准确看清事物的本质，他坚定、忍耐而又高效；还使人联想到这样的人，他的行事以精细的观察和深思熟虑为基础，而不是凭一时的冲动。连续不断地和规则在翻来覆去变化着的海洋、大河、田野、奶畜作斗争，需要一种无穷无尽的给养，这就是有备、诚实、勤奋和一丝不苟。
荷兰人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人：他不相信没有根据的论断。他避开幻想，把它留给他羡慕能有这种自由的法国人。“总有空间去容纳又一只驯顺的绵羊”是一句谚语，意思是说荷兰人需要相互协作。不过他是独立的、崇尚个人主义的，宁可把自己隔绝在家庭的隐秘之所，也不愿到公众中去寻找快乐。然而，强烈的实用主义意识迫使他在实际和重要的措施上进行合作。他的无数规则表明，如果要想拥有他所珍视的秩序，就需要取得外界的支持。
强烈的好奇心吸引他将“鼻子”伸入到邻家的事务中去——这个特性也许有助荷兰人为了他们的自我生存而相互保持一致，从而去为合作付出必须的努力。他严于律己甚至谦逊，他鄙视自我美化，但对他的国家保持一种沉默的骄傲，这种骄傲是建立在成就感和抵制自我菲薄的基础上的。同时他臆想事情在别处也许会好一些，故而他留神听取外国人的声音，尽力吸收消化外国的思想观念而又不丢失自己身为荷兰人的本色。
虽然国民是绅士（deftig，荷兰语），是威严和谦卑的结合，但是荷兰人的形象也有更负面的方面。奋发工作和坚定不移也许会以固执和褊狭的形式出现。以行动为导向的反应，由于情感和想象在其中瘫痪，所以也许会导致愚钝和教条；缺乏热情的不折不挠，也许会变成玩耍的快乐和感官满足的蹩脚替代物；注重细节，也许会变成对琐碎小事的纠缠不休；爱好清洁、整齐，也许会演化为可笑而拖累人的庸人自扰。市民的自信感，会变成纯粹的自以为是；当农民还在把头弯向地面时，他的尊严和谦卑也许不会阻止他把脑袋仰向天空。梵高开始在他父母、亲戚以及同胞身上看到他们常有的这些分裂出来的消极面，对此，他毅然决然将它们从自己身上摈除。
不论这种正面和负面的描述是否准确地刻画了绝大多数荷兰人的个性，荷兰的文学作品则证明它构成了这个民族的自我形象。对文森特·梵高更重要的认知是，他自己抱有这种对荷兰人的看法，他在他的家庭和他本人身上辨识到这种荷兰人的形象。但是他童年时代受到不同寻常的事件的冲击，其影响因十九世纪下半叶荷兰社会的动荡而增强了，他不可能再接受这样的形象，但也不可能彻底抛弃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身上的荷兰特征与反对它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才使文森特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
文森特受到荷兰传统的熏陶，被赋予了赖以获得成就的必要特质。他是一个勤奋的工作者，潜心修炼他的技能，而天赋本身（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是不足以使他如此专注地沉入其中达十年之久。荷兰人不畏失败的执着是力量的另一种来源。像其他典型的荷兰人一样，文森特是个崇尚实际的人（虽然外表上有时看不出来），他不赞成过度沉湎在想象之中。他谦逊，他崇尚苦行，他沉默寡言，他厌恶炫耀和吹嘘自己。他严于律己，虽然当他没有处于极度抑郁之时，他也承认自己的优点，他有强烈的渴望去为合作而努力。
他身上的这些荷兰人特点，是在父母和荷兰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但这些特点因为他童年时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而被增强，有些甚至被夸张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作为一个青少年，他为自己的祖国和同胞而自豪，但当他长大，便开始对他们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他大声宣称反对他们的心胸狭窄、伪善、自以为是、贪婪和学院派作风。在他的绘画生涯中，他遵循着类似的然而更难以捉摸的道路前行。他的早期作品所表现的是荷兰人的特色，到后来，他的创作与这种风格相背，反映了他对国人的反思。
作为一个荷兰革新教派牧师的儿子，几乎没有必要去强调加尔文主义对他影响的重要性。加尔文派教义在荷兰的推广，加强了由荷兰的地理和历史地位发展起来的民族特征。约翰·加尔文虽然是一个具有绝顶智慧的宗教天才，然而他靠冷峻的理性和严格的信条而生活。相应的、遵循其教诲的、严谨的革新派教会，特别适合那些沉溺幻想需要被劝阻的民众的政治和经济需要，这种沉溺可能会导致他们忽视自己的职责。而它的前身，罗马天主教会，其宗教画像、精致的仪式和神秘的倾向，是不甚适合结出合作之果的，这种合作是困难的地理条件所需要的。天主教鼓励情绪上的充电，赞同以幻想的方式激励行动，于是工作可能会成为奢侈淫逸和肆情享乐的从属物，这在南方那片温柔的土地上是更能被接受的。与之相比，加尔文教派则坚守上帝的旨意，鼓励苦行，努力于工作。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点
，加尔文派教义还有利于那些从事工业、商业和贸易的人。如果把生意中的利润再投资，或存起来，或用于支持制度化的慈善事业，则赚钱也就成了一种宗教行为。“顶级”的加尔文教徒往往是最富有的。坚持一切由神预定之说的加尔文派教义，总是处处为荷兰富裕的中产阶层与贫困农民和劳工之间的悬殊差别辩护（就像他们的南非后裔波尔人，现在，他们使自己与黑人的关系合理化了）。国民财富积累程度所表示的是接受恩惠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是贫穷的，则这是上帝的旨意。由于慑于触怒上帝，由于害怕蒙受耻辱，懒惰被杜绝了。教会的教义把社会的不公归于上帝的赞同，于是穷苦的农民和像梵高这样把自己和农民融为一体的人，只能将愤懑郁积在内心深处。
很多人希望修正韦伯的论点，乃至直接向他发出挑战。例如，经常有人认为，富裕的自治区市民比牧师以及普通的民众更具有宽容心。然而，就对青少年时代的文森特·梵高的影响而言，这些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大多数自治区市民归属于占统治地位的荷兰革新派教会，荷兰人称它“Hervormde”，它虽不同于它的弱小竞争者——荷兰人称之为“Geeformeede”的刻板的加尔文派教会，但它也绝对不是一个快乐而挚爱的团体。其教义必然导致鼓励人们对威严的上帝作带罪的忏悔，而不是强调和挚爱上帝神秘结合的快乐。梵高在否定革新教派父母的同时，也否定了这个教会，因为它不能满足文森特对这样一种结合的强烈希望，而对两者的否定激发了他，他转而到艺术中去为自己的希望寻找出路。
当文森特以一个画家的姿态出现时，他将自己和“梵高”这个姓分开，而仅以文森特自称。在他成年期的素描和油画作品中，没有一幅签有他家族的姓，他解释这是因为外国人读不出“梵高”这个音。
然而他最早画的有关荷兰人物的草图，根本就无意于向外国人展示，但是签名也还是“文森特”。其实，他是遵循伦勃朗·凡·莱因——他所景仰的伦勃朗的做法，不过还有另一个含义，那就是表示他在精神上和他的父亲、梵高家族以及荷兰革新教会作彻底的决裂。这是到艺术中去寻找自己的出路必须迈出的一步。文森特认为他的父亲固执、愚蠢、冷漠，并且褊狭，他宣称：“我不是梵高。”
至于其他聚钱敛财的“梵高先生们和他们的公司”
，在他看来是同样的可悲。当他意在成为一个牧师时，他的父亲和祖父是他心仪的偶像，而当他成为一个画家的时候，他们在他眼中则变了样，“他们有一些阴暗、沉闷、陈腐的东西，如此严重，以致令人作呕”。
文森特在剪断与父亲精神联系的同时，加强了和弟弟提奥的联系。提奥在1873年进入古皮尔公司，他开始成为文森特与人世间联系的主要纽带。提奥不仅作为兄弟和幼时的伙伴照顾他，而且还像是父亲、母亲、映像、亲人、听众、良师益友、病人以及精神治疗医生。文森特之所以能够和提奥保持亲密的关系，是因为在他眼中提奥不是一个卑鄙的生意人或一个奸诈的梵高先生。“你也是梵高吗？”
文森特问他弟弟，然后他自己又以否定来回答：“我一直将你看作是提奥。”他原谅提奥投身艺术生意，把这归咎于父亲的影响。
在两兄弟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他们分享共同的兴趣，他们相互充实绘画领域的知识而能够避免陷入竞争和对抗的危境。作为一个被文森特憎恶的阶层的成员，提奥用照顾文森特来洗涤自身的“罪孽”。尽管文森特偶尔对自己的求援表示歉意，但他不仅接受了帮助，而且还加以催促，当援助迟缓了他便会抱怨不已。提奥的施予使他有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没有它，文森特必会寻找另一个提奥，或者放弃他的事业，去找一个能维持他生活的工作。
对父亲和教会的舍弃，使他转而皈依绘画世界的理想之父——他们位居十七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伟大名字之列，他沉入到“十七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之中，这个伟大的名称所代表的是一个全盛时期，其时，国家的财富、权势、能量以及创造力等方面均达到了一个高峰。国民期待描绘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土地，这鼓励了一批画家开始画荷兰的风景。于是，从事建设荷兰的生活形态也进入了他们的作品。荷兰在成为一个王国之前，处于没有王族形象的民主政体之下，在阻止宗教绘画的教会的引导下，他们描绘普通的荷兰人，描绘平凡的事物和农村。因为抵制天主教主导下的西班牙的统治，他们还拒绝那些天主教国家的精致而虚饰的绘画，且倾向于避开历史的、抽象的、神秘的题材。荷兰绘画的特点，就像荷兰人本身，是朴素无华的，是他们那种标志性的现实主义，是一丝不苟的。艺术家专注于描绘他的主题和周围环节的每一个细节。与浪漫主义画家删去或淡化与主题无关的背景相比，荷兰的画家在处理主题和背景上是一视同仁的。也许平坦的陆地刺激了画家的眼睛，没有丘陵和山脉的阻挡，培养了它捕捉远处景物的能力，就像放目于遥远地平线的水手，容易发现打破单调的物体。敏锐的观察力也是雄心勃勃的资助人对画家的要求，他们希望为子孙记录他们生活的所有细节。
最重要的是，荷兰画家是表现光的大师，由于荷兰少有光照，使得他们异常珍视太阳的光线，并在作品中大量渲染它们。在现代荷兰博物馆的设计中，即便是小型博物馆，也体现了荷兰人对光线的重视，以及有效利用光的能力。虽然天空经常阴晦，但运动的云层和移动的阳光，产生了一种异常的具有神秘美感的变化效果，这在气候较为晴艳的地方是见不到的。由于单调的景致缺乏强烈的视觉吸引力，这种光影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像国民一样，“黄金时代”的画家的倾向是在作品中避免表现情感，避免表现飘忽的梦幻。只有像吕斯达尔
这类画家除外，他们笔下浪漫主义色彩的天空、田野以及非荷兰化的丘陵，是肖像画家所力图避免的。“黄金时代”的很多绘画，以弗美尔
的整洁的室内装饰画为例，就像荷兰人的门槛和窗户那样清洁无菌。然而，一些像斯蒂恩
那样的画家，却描绘浮嚣、贪乐的荷兰人，描绘他们沉醉吃喝、玩弄爱情的生活，以此来对抗奋发工作、节制私欲的社会风尚。
安东尼·凡·列文虎克
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
，这两位“黄金时代”的卓越科学家，他们在工作中展现了相同的特征。他们还把高超的技巧、对细部和形状的探求以及对光和视觉的专注结合起来。列文虎克完善了显微镜，并且用严谨认真的观察来揭示整个全新的微观世界。惠更斯则通过透镜制作的新技术，改善了望远镜，从而在外部空间发现新的球体，并且发展了光的波动学说，其时荷兰画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描绘光。两个世纪之后，同样的、追求视觉印象的荷兰幻梦，以文森特·梵高的形式而出现。
伦勃朗·凡·莱因的成就达到了“黄金时代”绘画的顶峰。伦勃朗是一个蔑视荷兰传统的革新者，这在他后期的绘画中尤为突出。虽然在光感的处理上，他很为出色，但对他来说，表现人性和人的情感远比表现微小细节更为重要。和他的同时代人不一样，他不重视背景的效果，并以印象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次要对象，这样能更加突显他的主题。他不顾加尔文教派对宗教画的反对，从《圣经》中借用了很多题材。然而这些题材并不是宗教偶像，而是对人类关系的描绘，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情感共鸣。伦勃朗挑战荷兰的法则，他是“黄金时代”唯一画了大量自画像的艺术家。直到梵高出现，还没有其他荷兰人步他所开先河的后尘，梵高的自画像画于他离弃荷兰之后。然而，在挑战传统的过程中，伦勃朗和梵高两人遵循的却是传统。他们的自画像是高度的批评，而不是美化，没有人能够从他们作品中找到自我炫耀的恶劣倾向。
弗朗茨·哈尔斯
是“黄金时代”另一个伟大的肖像画家。他带有一些伦勃朗式的革新倾向。基于他们自身精神上的因素，伦勃朗和哈尔斯在生活和艺术上都蔑视荷兰法则，就像以后梵高做的那样。他们首肯自己的情感，继而将它们宣泄于世界。然而，他们这些类似的情感却毁掉了他们个人的生活，两人都在贫困和不幸的纠缠中度过余生。哈尔斯变得一贫如洗，他的有限财产被债务耗空，虽然他设法靠哈勒姆市的一笔菲薄的养老金生存下来。伦勃朗则在不久之后就成了破产者。
在艺术家、科学家抑或其他公众人物中，伦勃朗和哈尔斯并非是仅有的在穷愁凄凉或流落异乡中度过晚境的伟大荷兰人。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
，在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的流浪中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生命，最后死于巴塞尔。冯德尔
，荷兰的伟大诗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历经苦难，作为一个穷愁潦倒的老人，他以一个靠政府养老金维持生计的小职员身份而终老。德·格鲁特（格劳秀斯）
，国际法的奠基人，由于政治见解被判终生监禁，并被没收财产，后来设法逃离监狱，在法国写下他的重要著作。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则客居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他视自己为世界公民，而不是荷兰人。两位被学术同行拒绝接受的伟大荷兰生物学家：凡·列文虎克被家乡的莱顿大学排斥；博物学家和解剖学家斯旺默丹
，因为拒绝考虑父亲的要求，坚持投身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结果死于贫困。文森特·梵高所走的道路是对这些伟大荷兰前辈的沿袭。
文森特诞生之际，荷兰社会的发展和艺术上的恢复正开始加强，这为又一个荷兰人在绘画世界露其头角创造了时机。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开初，由于英国军事力量的上升以及与法国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荷兰的国力、声望和创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衰退状况。十八世纪，由于颓废之风在富人中盛行，加上国家内部事务的停滞，使得荷兰一蹶不振。十八世纪末，拿破仑的统治及与英国的一场战争，导致荷兰失去了很多海外属地，而且它的航运业和对外贸易业也被中断。
1813年，拿破仑被打败，现今的君主立宪政体得以形成，荷兰开始复兴，不过直到梵高诞生的十九世纪中期，复兴才全面展开。更进步的政治力量开始掌握了国家权力，托尔贝克
，那个时代杰出的开明政治家，制定了适应时代的法律和法令，改善教育体制，推行选举制度。繁荣回来了，国家的灵魂复活了，但是这种繁荣没有惠及农民和工人。甚至可以说托尔贝克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很多人过着仅仅以土豆和咸肉裹腹的生活。男人、妇女和儿童夜以继日地长时间工作，直到1889年，即梵高逝世的前一年，十二岁到十六岁的儿童才被禁止每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
反对这种不公平现象的舆论日益增强，爱德华·道维斯·戴克尔
以穆尔塔图里的笔名写了长篇小说《马克士·哈弗拉尔》。它在1860年出版，其时梵高七岁，这部著作揭露了荷兰殖民者对东印度土著的虐待。戴克尔的抨击对象很容易就转移到了国内。继《马克士·哈弗拉尔》之后，他还出版了辛辣的讽刺杂文集，矛头直对梵高年轻时特别有权势的革新派教会牧师和资产阶级。他成为当时最有争议的作家，并且在诸如梵高这样的自由思想者中间产生重要影响，梵高曾经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及《马克士·哈弗拉尔》。戴克尔出版了他的杂文集以后离开荷兰，在德国度过他的残年。
虽然绘画继续流行，画家的技法臻于完美，但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间，荷兰没有产生独树一帜的伟大画家。1850年左右，约翰·琼坎
在画坛出现，他沉溺在荷兰风景画的传统中。他和布丹
被誉为印象派最直接的启蒙者，一些评论家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和之后的梵高一样，他也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为逃离荷兰而来到法国。大约在1870年初，一个以“海牙画派”
命名的群体崛起，对艺术做出了贡献，他们之中，文森特格外推崇约瑟夫·伊斯雷尔
，一个卓越的人道主义画家。在法国巴比松画派、英国风景画家以及十七世纪荷兰画家的引导下，这些画家回到自然之中，回到“黄金时代”的日常主题之中，但是又增加了现代的元素。安东·莫夫，他的画在荷兰也是被珍视的，是海牙画派的一个杰出成员。但是他的名声鹊起也许最主要是出于文森特的因素，后者是他的一位姻亲，又是他的学生。
文森特崇尚海牙画派的前辈，崇尚十九世纪中期其他以普通大众和农村风景为描绘对象的画家。米勒，这个来自巴比松森林的农民画家是他绘画活动早期格外重要的一个典范：“米勒是‘父亲米勒’——对年轻的画家们而言，在各个方面他都是他们的向导和顾问。”
他的生父将例如赚钱的责任之类的低俗价值观强加于他，而米勒父亲能够“最有效地教会我们看，并且去获得‘信念’”
。还有“父亲德·格鲁
”，他画布拉班特的农民；另外，“父亲柯罗”
，还有其他的画家“父亲”也将进入他的视野，这些可敬的艺术家帮助他奠定了新生活的基础，而对他们的至深仰慕，推动他去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画家。
文森特把对父亲的附属转化为对父辈艺术家的仰慕，这些艺术家热爱土地和农民，这使得文森特既将他的依恋留在自己祖国，但又否定他所厌恶的荷兰人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和作为画家的他相悖的。作为一个农民画家和风景画家，文森特将自己从荷兰的资产阶层中分离出来，资产阶层的存在使他烦心。因为他蔑视资产阶层的衣着标准和举止，他被人认为是一个性情乖张者。对于一个性情怪异者，如果他有才能，能奋发工作，那么有什么比绘画的职业更好呢？就像那句他用在法国画家莱尔米特
身上的警句，文森特也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会画画的农民”
。在他自己的阶层中他很不自在，他“满足于为农民所满足的食物、饮料、衣服、床榻”。
这种和农民的同一性，是他画家身份的重要构成。“当我称自己为一个农民画家时，这是真的事实……在那里我感觉自在，”他写道，“在矿工、炭泥匠、织工和农民……的茅舍里，我消磨了如此多的夜晚，这并不是徒劳无益的。”
作为一个迫切需要帮助别人的人，他问道：“在这世上，我怎样才能是个有用的人？我难道不能服务于一些目标，任何好的目标？”他未能成功完成他在正规宗教事业上的使命，他将工作转入绘画之中，他自信伟大的艺术能引导人趋向上帝。“有人在一本书［《圣经》］里写它和讲述它，也有人在一幅画中表现它，”他断言，“……在福音书里有伦勃朗的一些东西，或者可以说在伦勃朗的画中有福音书的一些东西。”
他能这样用绘画作为媒介继续布道，不受他所厌恶的教会价值观的束缚。绘画还为他对大自然怀有的热切的爱提供了一条理想的宣泄途径，在绘画中，他继续保持他早年对大自然的浪漫情怀，用审视人的眼光来看自然界千姿百态的风采。
在熟悉布拉班特的农民、伦敦贫民窟的居民以及博里纳日的矿工的过程中，文森特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情绪。这一特征的核心元素，早在他还是个儿童叛逆者时就已呈现，后来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消失，到了成年的初期，又变形后重现。他逗留博里纳日的期间，如饥如渴地阅读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这把他的革命思想推及到所有缺少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也许是由于他生性羞怯，故而不可能产生具体的政治行动，这需要直接与其他人进行接触。然而在绘画上，文森特·梵高的革命能够找到施展的一席之地。
他个性的另一面，也在农民画家文森特的身份上有了一个避风港。例如，他是易冲动的，多愁善感的，完全没有荷兰人迟钝木讷的特点。“我是个热情冲动的人，往往不经意中做出或多或少的蠢事……”他写道，“但问题在于要力图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充分利用那些完全相同的激情。”
这激情既不能在艺术生意中发挥作用，也不能为教会所接受。而绘画却是一个宣泄它们的理想形式，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原型的表现主义者。绘画还使他沉溺在热烈的冲动中，以这种状态去注视世界，且用自己的手在画布上摹写这个世界，使之成为他的自我，从而表达与世界的亲近，这是他人际关系的替代。
文森特是一个有非凡抱负的人，早在孩提时代就被灌输了成为杰出人物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称之为“绘画之国”的荷兰，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比绘画职业更好的选择。尤为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个重视实际的国度里，他是一个潜在的神秘主义者。虽然他那荷兰人的好恶观让他批评自己“过于空幻”，但他也知道，这一倾向在荷兰的商业和宗教领域里是不可能有出路的，而在绘画中却能找到，他在作品中保留了荷兰的现实主义传统；但他的写实形式却又具有象征意义，故而以绘画作为他宣泄梦幻和神秘热望的途径是十分适合的。
梵高作于荷兰的画呈现荷兰的特色，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他青少年时期，就饱受荷兰过去和当代画家的熏陶。他早期作品是些现实的描绘，包括劳作中的农人、农舍、田野、普通人肖像、街景、教堂和静物写生等。它们中的许多和旧时的荷兰风俗画相近，具有“新奇的手法和道德上的教益”。像许多荷兰画家一样，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视觉感知能力的“制图员”。像他的荷兰前辈一样，他的作品旨在面向普通大众，而不是面对鉴赏家。
文森特的那些早期作品已经显示他是一个具有真情实感、才华横溢的画家。但是，如果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其他东西，如果他没有对这种风格做出反叛，他就不可能成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荷兰画家。他在法国创作的画，带有独特的“梵高”风格，在精神上似是脱离了传统的荷兰绘画，既不像海牙画派的作品，也不像“黄金时代”的作品。它们是凭直觉画出来的，而且一气呵成，有别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荷兰前辈，他们注重对繁琐细节的刻画。他更感兴趣的是抒发情感，而不是注重自然的色彩和自然的比例，尽管他的比例常常惊人地准确。没有其他画家，尤其是没有其他荷兰的画家曾经如此大胆地运用色彩，光的效应是荷兰绘画的灵魂，而在他的作品里，光的效应则是次于色彩效应的。他将非荷兰式的耀眼强光注入他的画中，这种光和他的绘画前辈所珍爱的隐约的微光很为不同。虽然伦勃朗、哈尔斯、约瑟夫·依斯雷尔和梵高早期的作品都表达了至深的情感，但也展现了荷兰式的拘谨；相比之下，文森特后期的作品往往令人感到惊艳。
然而，他对绘画的追求和他的绘画本身，两者都保留了荷兰特色，奋发工作，坚持不懈和仔细观察对他的职业是至关重要的。技巧也是如此，没有它，直观的、粗糙的技法都会导致事业的失败。他还描绘普通的人们、平凡的生活场景和自然界，虽然这些描画时常被扭曲变形。如是，荷兰式的道德教训和他本人坚持的荷兰艺术，隐藏到了他那明艳的色彩和骚动的风格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