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唯一真正的智慧，存在于远离人类的孤寂中，只有经受苦难才能获得，只有穷困和苦难才能打开人的心灵，使之看到别人隐藏的一切。”最早，这是一个名叫依格加卡加克的爱斯基摩僧人说的话，北极探险家克努德·拉斯穆森
将它记载下来，又被约瑟夫·坎贝尔
引用在他的著作《上帝的面罩》中。“人类遭受的‘深重和持久的’苦难，然后，”他写道，“引导或者可能引导人们去获得一种经历，这种经历被懂得它的人视为他们生命的顶峰，而且还是不可言喻的。”他相信这种经历“是所有宗教的终极目标，是所有神话和习俗的基本范畴”。“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苦难，”坎贝尔断言，“……因为神话最重要的主题不是追求的痛苦，而是启示的喜悦，不是死亡，而是复活——哈里路亚！”
如果把“宗教”和“神话”两个词换成“艺术的创造力”，则这些箴言可以由文森特·梵高来写，或者可以是针对他写的。由于幼年的经历、父母亲的教诲、宗教的信仰，他深信苦难、悲哀以及孤独的价值。早在里士满布道时他就提到：“经过巨大的苦难，达到更巨大的欢乐。”坚持与西恩这样的困苦者一起相守，使他更加信守他所珍视的“生命就是忧郁”的观念。“我宁可感受我的悲哀，也不愿忘记它或对它无动于衷。”他解释，他对提奥说他发现自己的平静是“‘出于对悲哀的礼拜’，而不是耽于幻想”。
对于一个表亲的死他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使我们沉浸于悲哀，然而又总让人重回喜乐的事情之一；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在另一场合，当提奥谈到患病不是苦难时，文森特回答说：“不是，因为‘悲哀比欢笑为好’。不是，当上帝用手臂支撑我们的时候，病着并不是坏事，尤其是当我们产生如果不生病就不会有的新想法和新意图时，我们会获得更清晰和更坚定的信念。”
甚至早在成为画家之前，当父亲告诉他“悲痛并无害处，而是让我们用更神圣的眼睛来看事物”，文森特评论说：“这是真正‘静默的悲痛’，是纯粹的金子。”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经由文森特的手，这悲痛会转化为纯金般的艺术。
摆脱忧郁、孤独、绝望和恐惧的渴望，是文森特成为艺术家的强大推动力之一，并激励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迸发出生气勃勃的巨大能量。他的画成为他的伙伴、情人和孩子。“对我而言，这项工作是一种绝对的需要，”他写道，“我不能再拖延了，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在乎；也就是说，我一旦卷入其他事务，乐趣便烟消云散，当我不能继续我的工作时，便会变得沮丧。”
另有一次，他注意到，努力工作是避免“忧郁地凝视深渊”
的方法。“若是没有令人醉心的工作吸引我，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忧郁，你将会明白，我必须用技能工作，再工作。我必须在工作中忘掉自己，否则我会被压垮。”
绘画不仅使他的苦难更可以忍受，而且文森特还把苦难本身视为一种美德，推动他去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在寄自海牙的信中，他说：“如果短暂间，我感到内心升起了对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对成功的渴望，每一回我都恋恋地返回到烦恼和忧虑中去，返回到充满困苦的生活中去，但我认为，这样会更好些，在困顿中我学会了更多……”
他认为，困难会激励一位风华正茂的艺术家朋友泰奥菲尔·德·博克
的工作，就像激励自己一样：“如果他落在荆棘丛里的时间不比落在花丛中多，我该为他感到遗憾，就这么简单。”
苦难和期待减弱它的渴望，以各种方式激励了文森特的发展。例如，他对孤独的抗争和他对亲近的恐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势力，它们在他的创造进程中交替地产生作用。一方面，他期望和其他画家携手合作：“因为，如果每一个画家各自为营，就几乎会陷入孤闷的绝境。”
而另一方面，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从忧虑中产生的自我封闭。“我赞成新近我在左拉的作品中读到的：‘如果现在我有什么价值，那是因为我是孤独的，我厌恶傻瓜、懦夫、玩世不恭的人、又笨又蠢的嘲笑者。’”
就像一个禅宗高僧，文森特能够包容相互对立的思想，并设法将它们结合起来，以使自己的工作受惠。他曾经一度和其他向他灌输新观念的画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另一些时候，沉溺在孤独之中，他的思想和创作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左右。
绘画是一种活力，使他将孤独转变成了独处，独处为他的幻想、沉思、学习以及阅读提供了必要的时间。1880年，在决定做一个画家之后，他给提奥的第一封信中，强调了这种自我封闭倾向的重要性，给出了既合理又有洞见的解释。他说，他的糟糕外表、他的贫寒生活以及他的被忽视，“有益于保证必需的独处，这种独处能使人集中精力学习任何想要专注的东西”。
作为一个孤独的圈外人，这种处境更能激励他去创造一种全新的不同凡响的风格。就像弗洛伊德自豪于他的犹太人个性是一种宝贵的能量来源，让他“准备去接受一个孤独的对立局面”，
而文森特则称孤独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必需部分。在海牙，他的表姐夫莫夫，一个卓有建树的画家，还有特斯蒂格
，一个他曾在其手下工作过的画廊经理，都对他冷漠忽视，他申明成为一个被遗弃者的好处：“虽然有人也许敌视我，不可改变，永远如此！但我的职业和我的工作必然为我展开新的关系，因为没有被冻结、硬化，没有被旧的偏见搅得索然无味，所以这种关系是更为生机勃勃的。”
他怀念莫夫，渴望和有经验的画家一起工作，但是“独立奋斗也确实不是件坏事，一个人从自己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不是来得很快，但是它会在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记”。
它还更容易产生真挚、深刻的思想和感情。
虽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注定会成为一个无家可归者，可他还是不断地寻找一个适合于他的环境：在作为画家的十年间，他在十一个不同的地方居住过，因此在他面前呈现的是五光十色的人物、思想和风景，极大地增长了他的见识，并使之被充分地运用于绘画。然而，他自我封闭的癖性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和别人的关系只能短暂维系，他从不会毫无原则地附和任何人或任何想法，那只会成为一个模仿者而不是创新者。
像很多在忧郁中徘徊的人们一样，文森特试图在一个梦幻般的内部世界寻找安慰。他承认这种倾向是起因于他的感情问题，他也知道，这使得他有能力去成为一个画家。经过几个月的沉思默想，他的想象力驾驭他自由驰骋，使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勾画，然后将它转化为行动。“事实上，可能存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变得有点心不在焉，带有几分幻想；有些人则过于神情恍惚，过于沉耽于梦幻。”1880年，当他对外宣称他志在成为一个画家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大致就是我的状态，这是我自己的错；也许毕竟存在一些借口——因为某种原因，我全神贯注、心事重重、烦恼异常——但这是一个人克服得了的。有时候梦想者跌落到深井之中，但是有人认为，从那里出来以后……一个似乎一无是处、干不了任何事和任何工作的人，终于找到了目标，变得活跃起来，有了行动的能力——他所展现的自我与他最初被人看上去的大相径庭。”
文森特的梦想除了鞭策他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往艺术的道路外，还给了他至深的内心感悟，从而使他的梦想有可能迸发出创造力来。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必须去观察和描绘前人从未注意和表现过的东西，对于这点，幻想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E·H·贡布里希
写道：“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人，那些梦想家，他们的反应可能不如更有能力的人那样严格和坚定，但他们教会我们把岩石看作是公牛或把公牛看作是岩石的可能性。”
然而文森特还是对他的梦幻世界有所恐惧，在他的绘画中，他力图以写实来与之抗衡。他杜绝用虚幻的、空洞的以及明显的象征手法来表现他自己，极少有所例外；真的，他嘲笑这样的绘画捷径，对此他称之为“雷东
的方式”
。他的风景画忠实表现了描绘对象的真实地貌，还可以去比较他作品中的那些地方，甚至包括一些特殊的树和岩石，往往和他摹写的自然环境明显地保持一致。在他的绘画中，他遵循的是他自己内在的需要和荷兰的传统。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不存在幻想，凭借他的技法、他的色彩，以及隐秘在写实风景中的象征意义，这些幻想得到了间接的表现。
确实，他愿意把忧伤认同为一种荣耀，那是推动他绘画目标的另一份重要财富。他有如此的能力来解析这忧伤，描绘它，并且在自身梦幻的支撑下转化它。相比之下，一个人一味地排斥压抑感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严重僵化。然而，文森特则用转化他的压抑来重建他的内在生活，他将这种重建投入到他所在的环境中，并融入他的绘画。因此，世间的黑暗消失了，他看到一切笼罩在更为明亮的光芒下。这种形式的精神活动，通常保持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中，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文森特的言论暗示，当这种精神活动发生时，他能清醒地去控制它或理解它。例如，在阿尔勒，当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放逐者时，他决定摆脱这种可悲的感觉；他解释他宁可欺骗自己也不愿感到孤独。“我认为，如果对每一件事情我不是在欺骗自己的话，我的感觉应该是压抑的。”（他对明显无关的一个巴黎事件做了陈述，然后又说：“新闻记者忠告布朗热将军
戴上玫瑰色的眼镜，以迷惑秘密警察，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文森特在普罗旺斯的状态是沉溺在自我“欺骗”之中。他也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但不是为了摆脱警察，而是为了驱散压抑。他在那里的绘画，是从他玫瑰色的视野世界演变出来的。为了使自己感受快乐，他投身去描绘“极度欢快的”普罗旺斯果园，然而，这种欢快的感觉却是虚幻的和短暂的。
文森特善于把他内心的和外部的感知融合起来，对他的绘画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大部分来源于他沉郁的气质。一个人根据内心世界的想象和幻觉来认知环境，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文森特的内心，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倾向，它既有病态的一面，又是极富创造性的。文森特将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区分开来的能力极为薄弱和不稳定，就像后面笔者试图说明的，是由于他童年的问题为他的忧郁性格奠定了基础。为了开创局面，他找到了能够出色表现自己创造状态的方法，他那种把自我感觉和外来认知相互融合的倾向非常强烈。当他面临激起他幻想的外部世界时，这是一份宝贵的资产；它带来了令人敬畏和惊奇的时刻。除了他生命最后几年中的精神疾病发作期之外，他能够清醒地分辨内心的感觉和外来的认知，也在艺术创作中把两者融合起来加以利用。他把内心的想象渗入到模特儿、静物和风景中去，然后作为精神上的复活加以描绘。
当文森特说忧愁胜于欢乐的时候，他没有谈到导致行动迟钝和麻木的深沉的忧郁——“使人绝望的极度痛苦”。准确地说，他谈到他所谓的“积极的忧郁”
或“健康的忧郁”，这是一种有助于创造性工作的状态。将自己投身于工作，是他拯救自己的方法。有一次，当提奥表示了一个“对良好时代的希望”时，文森特回答道：“对良好时代的希望，决不应该是一种感觉，而必须是一个即刻的行动。”
他在每个词下面划了线。
对西恩的幻想破灭后，在他力图逃避这种“致命的”忧郁时，他在德伦特特意寻找一个忧郁的环境。环境虽然是沮丧的，但他能够立即投入工作，因为“在此地，种种事情引起的忧郁通常属于健康的那种，就像米勒在画中所表现的”。
当然，他期望周围的事物对他产生一种“健康的”影响，从而使令人麻木的沮丧转化为“积极的忧郁”。
是什么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然而在遗留下来的传记材料中，有关的章节提供了诠释：是几个相互关联、重叠的因素促使了这种转化。例如，他有对成功的热切追求，这源于他的荷兰文化，也源于家庭的榜样和幼时所受熏陶的激励。去工作就是去变“好”，工作使他获得一种良好的感觉，从而减轻了由压抑带来的过失感和羞愧感。忧郁的出现意味着他开始工作，以图减弱它。此外，他用大自然和梦幻来替代他失败的、令他陷于压抑之境的人际关系，这种能力令他获得一种超越，得以避免因为忧郁而行动呆滞。对基督和过往不朽的画家的认同，使他内心产生一种次级自信。（“次级”自信是和更坚实的自信相对照的，后者建立在家长和孩子的良好关系上。）这些对崇高的认同，也为他发泄自以为正当的愤怒找到理由，这种发泄有助于中和他的忧郁。他能用极度冲动和极度敏感的状态来替代忧郁，就像躁郁症患者处于狂躁期那样。
最终，他能够将抑郁症的消极的痛苦转化为受虐狂的“积极的”痛苦，这是和他人建立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受虐狂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抑郁者，他通过展现痛苦来诉求爱，来努力保持或恢复他的希望。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在“纯粹的”抑郁与“纯粹的”受虐狂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体：
概括地说，抑郁症患者承受痛苦而受虐狂者展示痛苦。虽然受虐狂者甚为抱怨他的不幸，但总是倾向于轻视或否认抑郁对自己的影响。情感从抑郁的混合物中分馏出来，而构成忧郁观念的残渣留下。忧郁是传染的，低落的情绪在它的尾迹中蔓延。但是，受虐狂者所爆发的愤怒和埋怨，部分是源于这种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分解；有时，受虐狂者会被指责为欺骗，因为他们夸大了自己的苦难。然而，分解宣泄了极端的痛苦。
抑郁症患者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且为此自责。受虐狂者则用令人不快的举动设法激怒别人，让他们将痛苦置于自己身上。这有利于他抵制内部的忧愁，通过将抑郁的起因逐到外部，他能够表现癖地发出自己对帮助和同情的诉求，他对迫害者所表现的愤怒也自然成为合理，从而消除了自身的过失感。但这些安全阀对抑郁症患者是不起作用的。
文森特是抑郁症和受虐狂之间关系的很好例子。他承受着压抑的痛苦，非但没有被它压垮，反而首先是以上帝的名义，其次以艺术的名义赞美它。他向他的父母、兄弟，乃至向整个世界展示这种痛苦。他摇摆于麻木的忧郁和有所作为的受虐狂式的创造状态之间，相对而言，前者是短暂的。借着对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认同，他以受虐狂者的心态来利用压抑，让自己把接受不幸当做获得同胞赞许和天国永恒欢乐的一种方法。用赞美痛苦，把对苦难的思索遗留下来，而痛苦的感觉得到削弱。他似乎通过拒绝、惩罚、羞辱自己，来接受了这个拒绝、惩罚、羞辱他的世界的残酷要求；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弃绝了这个世界，而维护他和上帝、天国的亲密关系。他和虐待狂们订了一份“契约”，但又公然藐视他们。通过成为一个殉道英雄，他将过失转化为清白，将羞愧转化为骄傲。
文森特是个明显的受虐狂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他的羞愧，他对自身肉体施加的暴虐，他的苦行主义饮食和衣着，他的恐惧成功和他的自毁习性。他父母对他的这种倾向有所察觉，他母亲担心：“无论文森特在哪里，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把一切毁掉。”他父亲说：“他似乎是故意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道路。”
他的反常举止使他成为笑柄，他的悲戚的面容使人报以怜悯的一瞥。一方面，这样的行止表明了他至深的苦恼；另一方面，暴露了他对关注和爱的需求，要想吸引一个喜欢嘲笑他或对他的痛苦感兴趣的观众。
他写道：“我让自己顺从一切，我忍受一切。”
他遵循童年取悦母亲的模式，在他的体验中，他母亲缺少爱心，是冷酷的。很早他就知道，成为受难者比成为胜利者更容易获得赞同。作为成年人，他可以这样剖白：“宁是绵羊，不作豺狼；宁被杀害，不当凶手；宁为亚伯，不做该隐……宁遭毁灭，不事破坏。”
不久以后他又说：“我有意选择了狗的道路。”
他发现，他的孩子的愤怒，和被遗弃的孩子的愤怒是一样可怕的，若不是害怕比他大得多、强得多的人的可怕报复，就可能爆发出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受苦来满足他们，他使他们预期要爆发的怒气以及他自己的愤怒转化为针对自己。他刺激他们的愤怒情绪，促使他们迁怒于他，于是就轮不到他对他们发火。文森特自豪于自己“被不幸和失败所束缚”。“我不羡慕所谓的幸运者和永远成功的人，因为对此我看得太透！”他写道，“以热罗姆
的《囚犯》为例，带脚镣者的处境当然是最为可悲的，然而，按照我的想法：成为他要比是另一个凌驾他之上、正在辱骂他的家伙好。”
他的受虐狂心理，加上以努力工作为基础的荷兰价值观，迫使他耗费大量时间来学习和实践他的艺术。虽然他经常埋怨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但绘画是他自己的负担。正如1886年他写的：“你能体会到吗？我的担子——每天所必需的工作有多重！要得到一个模特儿有多难！绘画材料又是多么昂贵！你能体会到吗？有时候我力不从心，简直无法坚持下去！”
不久以后，他抱怨他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全都因为超负荷的工作，
这是内心的恶魔强加于他的工作。“精疲力尽”是他以前为一幅弯腰驼背老人的素描取的题目（见图1.3）。
在阿尔勒，他谈到他在技能上“不可忍受的贫乏”。在告知高更来到的那封信中，他对弟弟诉说：“绘画上的千辛万苦，快要耗尽了我的整个生命，那时候我好像没有活过一样。”
在他毁伤自己的耳朵后，他在工作上作这样的抱怨更是不足为怪。他哀叹，绘画使他的消耗“大得超乎常态，甚至可能是心血和脑力”。
然而，文森特那种不能公开宣泄的愤懑，并不是完全直接对着自己，它们大量地被渗透在他为绘画创作所进行的疯狂工作中。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他的画布上跌宕着愤懑的情绪。
他感到缺少爱和遭人剥夺，他相信他父母以及他们精神衣钵的继承者欠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毫不犹豫地要求通常只会给予孩子的帮助。为了画家的职业，他自始至终期望他的父亲，后来是提奥，负责他的供给，他还期望其他的“父亲替代者”——在海牙是莫夫，在巴黎是唐居伊
，在阿尔勒是鲁林
，在奥维尔是加歇医生——在他的每一段生活之路上，为他提供给养。从文森特时常抱怨经济上的拮据，可以推测他的津贴少得不如人意。不过，夏尔·莫隆指出，提奥每月给他的150法郎，相当于一次大战前法国学校一个教师的两倍底薪。
如果文森特没有这种经济上的要求，如果他的父亲和提奥没有这样给予，他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沿着选定的道路去施展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鄙视那些以赚钱为目标的人；虽然有时候他也会说一些觉得应该自己付账的空话，但他期待有人能够为他提供所需。
文森特渴望他和他的绘画能被人理解和认可。“当人们对我稍加欣赏，这时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美好，”他写道，“当一个人从没听到说他这里或那里是对的、是充满情感和个性的，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和气馁，就像力作用在一个减震器上。”
然而，有时候他能够大胆超越这些愿望，以致它们不能阻碍他的创造努力。他能使他的依赖成为合理，例如，通过说服自己，提奥和他是一对搭档，由提奥提供钱并给予激励，而他来提供画作。他甚至可以否认他希望别人认可他的工作，因为他确信自己会被未来的一代所承认，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就不可能发现和描绘这个世界的新美景。
文森特赞同米勒的见解：他“永远不会摆脱痛苦，因为痛苦往往激励艺术家，使他们几乎充满活力地表现自己”。
这时，文森特弄清了自己的想法。他那具有受虐狂倾向的“积极的忧郁”，像爱斯基摩僧人的苦难一样，导出了智慧和启示——一个艺术家的启示，将快乐赋予了许多人，而自己却被快乐所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