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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忧郁是人生财富

“唯一真正的智慧,存在于远离人类的孤寂中,只有经受苦难才能获得,只有穷困和苦难才能打开人的心灵,使之看到别人隐藏的一切。”最早,这是一个名叫依格加卡加克的爱斯基摩僧人说的话,北极探险家克努德·拉斯穆森 将它记载下来,又被约瑟夫·坎贝尔 引用在他的著作《上帝的面罩》中。“人类遭受的‘深重和持久的’苦难,然后,”他写道,“引导或者可能引导人们去获得一种经历,这种经历被懂得它的人视为他们生命的顶峰,而且还是不可言喻的。”他相信这种经历“是所有宗教的终极目标,是所有神话和习俗的基本范畴”。“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苦难,”坎贝尔断言,“……因为神话最重要的主题不是追求的痛苦,而是启示的喜悦,不是死亡,而是复活——哈里路亚!”

如果把“宗教”和“神话”两个词换成“艺术的创造力”,则这些箴言可以由文森特·梵高来写,或者可以是针对他写的。由于幼年的经历、父母亲的教诲、宗教的信仰,他深信苦难、悲哀以及孤独的价值。早在里士满布道时他就提到:“经过巨大的苦难,达到更巨大的欢乐。”坚持与西恩这样的困苦者一起相守,使他更加信守他所珍视的“生命就是忧郁”的观念。“我宁可感受我的悲哀,也不愿忘记它或对它无动于衷。”他解释,他对提奥说他发现自己的平静是“‘出于对悲哀的礼拜’,而不是耽于幻想”。 对于一个表亲的死他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使我们沉浸于悲哀,然而又总让人重回喜乐的事情之一;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在另一场合,当提奥谈到患病不是苦难时,文森特回答说:“不是,因为‘悲哀比欢笑为好’。不是,当上帝用手臂支撑我们的时候,病着并不是坏事,尤其是当我们产生如果不生病就不会有的新想法和新意图时,我们会获得更清晰和更坚定的信念。” 甚至早在成为画家之前,当父亲告诉他“悲痛并无害处,而是让我们用更神圣的眼睛来看事物”,文森特评论说:“这是真正‘静默的悲痛’,是纯粹的金子。”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经由文森特的手,这悲痛会转化为纯金般的艺术。

摆脱忧郁、孤独、绝望和恐惧的渴望,是文森特成为艺术家的强大推动力之一,并激励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迸发出生气勃勃的巨大能量。他的画成为他的伙伴、情人和孩子。“对我而言,这项工作是一种绝对的需要,”他写道,“我不能再拖延了,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在乎;也就是说,我一旦卷入其他事务,乐趣便烟消云散,当我不能继续我的工作时,便会变得沮丧。” 另有一次,他注意到,努力工作是避免“忧郁地凝视深渊” 的方法。“若是没有令人醉心的工作吸引我,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忧郁,你将会明白,我必须用技能工作,再工作。我必须在工作中忘掉自己,否则我会被压垮。”

绘画不仅使他的苦难更可以忍受,而且文森特还把苦难本身视为一种美德,推动他去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在寄自海牙的信中,他说:“如果短暂间,我感到内心升起了对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对成功的渴望,每一回我都恋恋地返回到烦恼和忧虑中去,返回到充满困苦的生活中去,但我认为,这样会更好些,在困顿中我学会了更多……” 他认为,困难会激励一位风华正茂的艺术家朋友泰奥菲尔·德·博克 的工作,就像激励自己一样:“如果他落在荆棘丛里的时间不比落在花丛中多,我该为他感到遗憾,就这么简单。”

苦难和期待减弱它的渴望,以各种方式激励了文森特的发展。例如,他对孤独的抗争和他对亲近的恐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势力,它们在他的创造进程中交替地产生作用。一方面,他期望和其他画家携手合作:“因为,如果每一个画家各自为营,就几乎会陷入孤闷的绝境。” 而另一方面,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从忧虑中产生的自我封闭。“我赞成新近我在左拉的作品中读到的:‘如果现在我有什么价值,那是因为我是孤独的,我厌恶傻瓜、懦夫、玩世不恭的人、又笨又蠢的嘲笑者。’” 就像一个禅宗高僧,文森特能够包容相互对立的思想,并设法将它们结合起来,以使自己的工作受惠。他曾经一度和其他向他灌输新观念的画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另一些时候,沉溺在孤独之中,他的思想和创作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左右。

绘画是一种活力,使他将孤独转变成了独处,独处为他的幻想、沉思、学习以及阅读提供了必要的时间。1880年,在决定做一个画家之后,他给提奥的第一封信中,强调了这种自我封闭倾向的重要性,给出了既合理又有洞见的解释。他说,他的糟糕外表、他的贫寒生活以及他的被忽视,“有益于保证必需的独处,这种独处能使人集中精力学习任何想要专注的东西”。

作为一个孤独的圈外人,这种处境更能激励他去创造一种全新的不同凡响的风格。就像弗洛伊德自豪于他的犹太人个性是一种宝贵的能量来源,让他“准备去接受一个孤独的对立局面”, 而文森特则称孤独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必需部分。在海牙,他的表姐夫莫夫,一个卓有建树的画家,还有特斯蒂格 ,一个他曾在其手下工作过的画廊经理,都对他冷漠忽视,他申明成为一个被遗弃者的好处:“虽然有人也许敌视我,不可改变,永远如此!但我的职业和我的工作必然为我展开新的关系,因为没有被冻结、硬化,没有被旧的偏见搅得索然无味,所以这种关系是更为生机勃勃的。” 他怀念莫夫,渴望和有经验的画家一起工作,但是“独立奋斗也确实不是件坏事,一个人从自己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不是来得很快,但是它会在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记”。 它还更容易产生真挚、深刻的思想和感情。

虽然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注定会成为一个无家可归者,可他还是不断地寻找一个适合于他的环境:在作为画家的十年间,他在十一个不同的地方居住过,因此在他面前呈现的是五光十色的人物、思想和风景,极大地增长了他的见识,并使之被充分地运用于绘画。然而,他自我封闭的癖性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和别人的关系只能短暂维系,他从不会毫无原则地附和任何人或任何想法,那只会成为一个模仿者而不是创新者。

像很多在忧郁中徘徊的人们一样,文森特试图在一个梦幻般的内部世界寻找安慰。他承认这种倾向是起因于他的感情问题,他也知道,这使得他有能力去成为一个画家。经过几个月的沉思默想,他的想象力驾驭他自由驰骋,使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勾画,然后将它转化为行动。“事实上,可能存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变得有点心不在焉,带有几分幻想;有些人则过于神情恍惚,过于沉耽于梦幻。”1880年,当他对外宣称他志在成为一个画家的时候,他这样写道:“这大致就是我的状态,这是我自己的错;也许毕竟存在一些借口——因为某种原因,我全神贯注、心事重重、烦恼异常——但这是一个人克服得了的。有时候梦想者跌落到深井之中,但是有人认为,从那里出来以后……一个似乎一无是处、干不了任何事和任何工作的人,终于找到了目标,变得活跃起来,有了行动的能力——他所展现的自我与他最初被人看上去的大相径庭。”

文森特的梦想除了鞭策他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往艺术的道路外,还给了他至深的内心感悟,从而使他的梦想有可能迸发出创造力来。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必须去观察和描绘前人从未注意和表现过的东西,对于这点,幻想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E·H·贡布里希 写道:“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人,那些梦想家,他们的反应可能不如更有能力的人那样严格和坚定,但他们教会我们把岩石看作是公牛或把公牛看作是岩石的可能性。”

然而文森特还是对他的梦幻世界有所恐惧,在他的绘画中,他力图以写实来与之抗衡。他杜绝用虚幻的、空洞的以及明显的象征手法来表现他自己,极少有所例外;真的,他嘲笑这样的绘画捷径,对此他称之为“雷东 的方式” 。他的风景画忠实表现了描绘对象的真实地貌,还可以去比较他作品中的那些地方,甚至包括一些特殊的树和岩石,往往和他摹写的自然环境明显地保持一致。在他的绘画中,他遵循的是他自己内在的需要和荷兰的传统。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不存在幻想,凭借他的技法、他的色彩,以及隐秘在写实风景中的象征意义,这些幻想得到了间接的表现。

确实,他愿意把忧伤认同为一种荣耀,那是推动他绘画目标的另一份重要财富。他有如此的能力来解析这忧伤,描绘它,并且在自身梦幻的支撑下转化它。相比之下,一个人一味地排斥压抑感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严重僵化。然而,文森特则用转化他的压抑来重建他的内在生活,他将这种重建投入到他所在的环境中,并融入他的绘画。因此,世间的黑暗消失了,他看到一切笼罩在更为明亮的光芒下。这种形式的精神活动,通常保持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中,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文森特的言论暗示,当这种精神活动发生时,他能清醒地去控制它或理解它。例如,在阿尔勒,当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放逐者时,他决定摆脱这种可悲的感觉;他解释他宁可欺骗自己也不愿感到孤独。“我认为,如果对每一件事情我不是在欺骗自己的话,我的感觉应该是压抑的。”(他对明显无关的一个巴黎事件做了陈述,然后又说:“新闻记者忠告布朗热将军 戴上玫瑰色的眼镜,以迷惑秘密警察,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文森特在普罗旺斯的状态是沉溺在自我“欺骗”之中。他也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但不是为了摆脱警察,而是为了驱散压抑。他在那里的绘画,是从他玫瑰色的视野世界演变出来的。为了使自己感受快乐,他投身去描绘“极度欢快的”普罗旺斯果园,然而,这种欢快的感觉却是虚幻的和短暂的。

文森特善于把他内心的和外部的感知融合起来,对他的绘画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大部分来源于他沉郁的气质。一个人根据内心世界的想象和幻觉来认知环境,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在文森特的内心,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倾向,它既有病态的一面,又是极富创造性的。文森特将自己与周围的人和事区分开来的能力极为薄弱和不稳定,就像后面笔者试图说明的,是由于他童年的问题为他的忧郁性格奠定了基础。为了开创局面,他找到了能够出色表现自己创造状态的方法,他那种把自我感觉和外来认知相互融合的倾向非常强烈。当他面临激起他幻想的外部世界时,这是一份宝贵的资产;它带来了令人敬畏和惊奇的时刻。除了他生命最后几年中的精神疾病发作期之外,他能够清醒地分辨内心的感觉和外来的认知,也在艺术创作中把两者融合起来加以利用。他把内心的想象渗入到模特儿、静物和风景中去,然后作为精神上的复活加以描绘。

当文森特说忧愁胜于欢乐的时候,他没有谈到导致行动迟钝和麻木的深沉的忧郁——“使人绝望的极度痛苦”。准确地说,他谈到他所谓的“积极的忧郁” 或“健康的忧郁”,这是一种有助于创造性工作的状态。将自己投身于工作,是他拯救自己的方法。有一次,当提奥表示了一个“对良好时代的希望”时,文森特回答道:“对良好时代的希望,决不应该是一种感觉,而必须是一个即刻的行动。” 他在每个词下面划了线。

对西恩的幻想破灭后,在他力图逃避这种“致命的”忧郁时,他在德伦特特意寻找一个忧郁的环境。环境虽然是沮丧的,但他能够立即投入工作,因为“在此地,种种事情引起的忧郁通常属于健康的那种,就像米勒在画中所表现的”。 当然,他期望周围的事物对他产生一种“健康的”影响,从而使令人麻木的沮丧转化为“积极的忧郁”。

是什么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然而在遗留下来的传记材料中,有关的章节提供了诠释:是几个相互关联、重叠的因素促使了这种转化。例如,他有对成功的热切追求,这源于他的荷兰文化,也源于家庭的榜样和幼时所受熏陶的激励。去工作就是去变“好”,工作使他获得一种良好的感觉,从而减轻了由压抑带来的过失感和羞愧感。忧郁的出现意味着他开始工作,以图减弱它。此外,他用大自然和梦幻来替代他失败的、令他陷于压抑之境的人际关系,这种能力令他获得一种超越,得以避免因为忧郁而行动呆滞。对基督和过往不朽的画家的认同,使他内心产生一种次级自信。(“次级”自信是和更坚实的自信相对照的,后者建立在家长和孩子的良好关系上。)这些对崇高的认同,也为他发泄自以为正当的愤怒找到理由,这种发泄有助于中和他的忧郁。他能用极度冲动和极度敏感的状态来替代忧郁,就像躁郁症患者处于狂躁期那样。

最终,他能够将抑郁症的消极的痛苦转化为受虐狂的“积极的”痛苦,这是和他人建立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受虐狂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抑郁者,他通过展现痛苦来诉求爱,来努力保持或恢复他的希望。 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说,在“纯粹的”抑郁与“纯粹的”受虐狂之间,存在着一个连续体:

概括地说,抑郁症患者承受痛苦而受虐狂者展示痛苦。虽然受虐狂者甚为抱怨他的不幸,但总是倾向于轻视或否认抑郁对自己的影响。情感从抑郁的混合物中分馏出来,而构成忧郁观念的残渣留下。忧郁是传染的,低落的情绪在它的尾迹中蔓延。但是,受虐狂者所爆发的愤怒和埋怨,部分是源于这种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分解;有时,受虐狂者会被指责为欺骗,因为他们夸大了自己的苦难。然而,分解宣泄了极端的痛苦。

抑郁症患者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且为此自责。受虐狂者则用令人不快的举动设法激怒别人,让他们将痛苦置于自己身上。这有利于他抵制内部的忧愁,通过将抑郁的起因逐到外部,他能够表现癖地发出自己对帮助和同情的诉求,他对迫害者所表现的愤怒也自然成为合理,从而消除了自身的过失感。但这些安全阀对抑郁症患者是不起作用的。

文森特是抑郁症和受虐狂之间关系的很好例子。他承受着压抑的痛苦,非但没有被它压垮,反而首先是以上帝的名义,其次以艺术的名义赞美它。他向他的父母、兄弟,乃至向整个世界展示这种痛苦。他摇摆于麻木的忧郁和有所作为的受虐狂式的创造状态之间,相对而言,前者是短暂的。借着对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认同,他以受虐狂者的心态来利用压抑,让自己把接受不幸当做获得同胞赞许和天国永恒欢乐的一种方法。用赞美痛苦,把对苦难的思索遗留下来,而痛苦的感觉得到削弱。他似乎通过拒绝、惩罚、羞辱自己,来接受了这个拒绝、惩罚、羞辱他的世界的残酷要求;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弃绝了这个世界,而维护他和上帝、天国的亲密关系。他和虐待狂们订了一份“契约”,但又公然藐视他们。通过成为一个殉道英雄,他将过失转化为清白,将羞愧转化为骄傲。

文森特是个明显的受虐狂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他的羞愧,他对自身肉体施加的暴虐,他的苦行主义饮食和衣着,他的恐惧成功和他的自毁习性。他父母对他的这种倾向有所察觉,他母亲担心:“无论文森特在哪里,无论他做什么,他都会把一切毁掉。”他父亲说:“他似乎是故意选择了最为艰难的道路。” 他的反常举止使他成为笑柄,他的悲戚的面容使人报以怜悯的一瞥。一方面,这样的行止表明了他至深的苦恼;另一方面,暴露了他对关注和爱的需求,要想吸引一个喜欢嘲笑他或对他的痛苦感兴趣的观众。

他写道:“我让自己顺从一切,我忍受一切。” 他遵循童年取悦母亲的模式,在他的体验中,他母亲缺少爱心,是冷酷的。很早他就知道,成为受难者比成为胜利者更容易获得赞同。作为成年人,他可以这样剖白:“宁是绵羊,不作豺狼;宁被杀害,不当凶手;宁为亚伯,不做该隐……宁遭毁灭,不事破坏。” 不久以后他又说:“我有意选择了狗的道路。”

他发现,他的孩子的愤怒,和被遗弃的孩子的愤怒是一样可怕的,若不是害怕比他大得多、强得多的人的可怕报复,就可能爆发出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受苦来满足他们,他使他们预期要爆发的怒气以及他自己的愤怒转化为针对自己。他刺激他们的愤怒情绪,促使他们迁怒于他,于是就轮不到他对他们发火。文森特自豪于自己“被不幸和失败所束缚”。“我不羡慕所谓的幸运者和永远成功的人,因为对此我看得太透!”他写道,“以热罗姆 的《囚犯》为例,带脚镣者的处境当然是最为可悲的,然而,按照我的想法:成为他要比是另一个凌驾他之上、正在辱骂他的家伙好。”

他的受虐狂心理,加上以努力工作为基础的荷兰价值观,迫使他耗费大量时间来学习和实践他的艺术。虽然他经常埋怨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但绘画是他自己的负担。正如1886年他写的:“你能体会到吗?我的担子——每天所必需的工作有多重!要得到一个模特儿有多难!绘画材料又是多么昂贵!你能体会到吗?有时候我力不从心,简直无法坚持下去!” 不久以后,他抱怨他被折磨得“精疲力尽”,全都因为超负荷的工作, 这是内心的恶魔强加于他的工作。“精疲力尽”是他以前为一幅弯腰驼背老人的素描取的题目(见图1.3)。

在阿尔勒,他谈到他在技能上“不可忍受的贫乏”。在告知高更来到的那封信中,他对弟弟诉说:“绘画上的千辛万苦,快要耗尽了我的整个生命,那时候我好像没有活过一样。” 在他毁伤自己的耳朵后,他在工作上作这样的抱怨更是不足为怪。他哀叹,绘画使他的消耗“大得超乎常态,甚至可能是心血和脑力”。 然而,文森特那种不能公开宣泄的愤懑,并不是完全直接对着自己,它们大量地被渗透在他为绘画创作所进行的疯狂工作中。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他的画布上跌宕着愤懑的情绪。

他感到缺少爱和遭人剥夺,他相信他父母以及他们精神衣钵的继承者欠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毫不犹豫地要求通常只会给予孩子的帮助。为了画家的职业,他自始至终期望他的父亲,后来是提奥,负责他的供给,他还期望其他的“父亲替代者”——在海牙是莫夫,在巴黎是唐居伊 ,在阿尔勒是鲁林 ,在奥维尔是加歇医生——在他的每一段生活之路上,为他提供给养。从文森特时常抱怨经济上的拮据,可以推测他的津贴少得不如人意。不过,夏尔·莫隆指出,提奥每月给他的150法郎,相当于一次大战前法国学校一个教师的两倍底薪。 如果文森特没有这种经济上的要求,如果他的父亲和提奥没有这样给予,他就不可能专心致志地沿着选定的道路去施展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鄙视那些以赚钱为目标的人;虽然有时候他也会说一些觉得应该自己付账的空话,但他期待有人能够为他提供所需。

文森特渴望他和他的绘画能被人理解和认可。“当人们对我稍加欣赏,这时候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美好,”他写道,“当一个人从没听到说他这里或那里是对的、是充满情感和个性的,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和气馁,就像力作用在一个减震器上。” 然而,有时候他能够大胆超越这些愿望,以致它们不能阻碍他的创造努力。他能使他的依赖成为合理,例如,通过说服自己,提奥和他是一对搭档,由提奥提供钱并给予激励,而他来提供画作。他甚至可以否认他希望别人认可他的工作,因为他确信自己会被未来的一代所承认,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就不可能发现和描绘这个世界的新美景。

文森特赞同米勒的见解:他“永远不会摆脱痛苦,因为痛苦往往激励艺术家,使他们几乎充满活力地表现自己”。 这时,文森特弄清了自己的想法。他那具有受虐狂倾向的“积极的忧郁”,像爱斯基摩僧人的苦难一样,导出了智慧和启示——一个艺术家的启示,将快乐赋予了许多人,而自己却被快乐所拒绝。 KQ0cfIdxuY5YGwtlLOyPzHkee8wtniv6dQS518yIZ/+t23I/MNFHUlKu3i+rFo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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