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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后期随着我研究宗教对个性形成的影响，我早年对梵高的热情又被点燃起来。在以上述视角对梵高进行追踪的过程中，我浏览到有关他的丰富资料，这是在任何其他伟大画家的案例中未见的，似乎为我们广泛研究他的心理发展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尽管有大量关于他的著作问世，但是，我很惊异地发现这样的课题还从未被涉及。而且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走近梵高这个愤世嫉俗的、反叛的、才气横溢的十九世纪的时代产儿，可能有助于去洞察当代的一些愤世嫉俗者、反叛者以及本世纪一些如丘吉尔、海明威这样的巨人，他们努力控制抑郁情绪，似乎也强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创造进程。
即便是对自愿服从精神分析程序的生存者做精神分析也是异常困难的，还往往不可能实现，因此，很自然，连精神分析专家都怀疑对死者进行精神分析的价值。但是，梵高已经把资料和论据留给了我们，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特有的资源；梵高这个非常敏感的创造天才审视自己的能力要比大多数普通人强，他在数百封富有表现力的信中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作了生动的描述。他的信时常显露驾驭文字的娴熟技巧，并且饱含推心置腹的真诚。确实，在早期写给弟弟提奥
的一封信中，他写到他会“告诉你进入我头脑中的种种想法，毫无顾虑地随意而谈，既不隐瞒我的想法，也不会对它们筛选删节。”
——一个和精神分析家描述自由联想技巧时非常类似的陈述。虽然我无法获得解释的回应，这是精神分析师在治疗工作中赖以验证的依据，但梵高那些具有表现力的画能够被用来和他的信进行对照，以检验解释的正确性。
作为一个陷在梵高研究中的精神病学学者，我时常面临的问题是：“他的症结是什么？”尽管这是一个吸引精神病理学专家的问题，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研究者都对此抱有兴趣，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要。无数同样病症的患者早已被人遗忘，而对这种病症的研究可以在存活者身上获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最具有要领性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达到如此卓越的巨大成就。于是，当我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梵高的诸多困扰时，我的着眼点是放在他把这些困扰转化为巨大成就的能力上。我不想把他描述成一个病态怪人与伟大画家的古怪、神秘的混合体；而是旨在把他表述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他的心理冲突贯穿在他成长过程的各个方面，在抵制痛苦的斗争中，他创造性地利用这种心理冲突对他的绘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的结果是留下了大量杰出的作品，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巨大斗争。通过我们自己参与这个动态的过程，也许我们能够分享他的成功。
对人类行为的简单解释似乎往往令人信服，但是具有创造性的活动远比实验室动物的分泌唾液复杂得多。例如，强烈的心理冲突可以推动一个有才能的新手去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具体的冲突和具体的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就像梵高的例子一样。但是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其本身并不能决定画家的伟大。左右列奥纳多·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心理冲突，同样可以影响另一个人去成为一个蓝胡子
。要对创造进程作较为充分的理解，还得借助其他领域的造诣，从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到生理学和遗传学。因此，尽管生理学和遗传学不在诸如此类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我试图追踪塑造他的历史和文化的力量，并展示这些力量如何通过这种冲突、通过他对自己形象的扭曲而改变的。
带着这样的理念，我和妻子走访了文森特当年的足迹——从他出生地津德尔特
到他的埋葬地瓦兹河畔奥维尔，和许多乐于助人的知情者交谈。从1959年起，文森特的侄子V·W·梵高博士
每年都耗以时间和精力，来核对、纠正和拓宽我的观察，并带领我们在荷兰农村旅行。尤为感人的是，他始终如一地鼓励我，推动我，即便是对我的结论并非完全赞同。同样，他的妻子内莉·梵高范德古特女士始终坚定支持着我们，直到她1967年去世。研究梵高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热心学者马克·埃多·特拉尔鲍特博士
，无偿地提供自己多年惊人的知识积累；有时候，他还在臂上夹着一本厚重的文森特作品目录，带领我们在荷兰和普罗旺斯寻访文森特画中出现的真实场景——其中一些地方鲜为人知，只有特拉尔鲍特本人熟悉。我们还有幸在1960年代中期和两位普罗旺斯圣雷米的居民讨论了梵高的课题，他们现在都已去世。一位是夏尔·莫隆医生
，他担任圣雷米市长多年，是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一名教授，在精神分析方面堪称造诣精深，著有多种论述，对梵高作了最为敏锐的心理研究。另一位是埃德加·勒罗伊医生
，他任职圣保罗疗养院院长多年，文森特曾经在这所精神病院监禁他自己，勒罗伊医生和我们谈论文森特的病，并向我们出示医院的原始记录。
我还得到荷兰精神分析学者雅各布·施潘雅德医生
的无价帮助，他不仅审阅了我的书稿，而且校对了我手稿中所有翻译的引文和出于文森特之手的原文，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他承担了自己职责之外的工作。在其他众多的帮助者中，我想特别提及五位阅读过我的全部书稿并给予认真指正的专家，他们是：丹尼尔·门德洛威茨教授、斯坦利·利维医生、马丁·格罗特亚恩医生、帕特里夏·泽尔弗和理查德·卢宾。另外，莫蒂默·奥斯特罗夫医生和我一起复审了书稿的第九章。作为编辑的约瑟夫·坎尼承担了文字润色的特别工作，使得书稿更为流畅易读。最后我要提到的是我的妻子海伦·阿尔梅达·卢宾，她的帮助在本书构思的每个阶段都是如此必不可少。可以想象，没有她的支持要完成这项工作将会十分困难。
因为人脑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器官，人的活动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基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收缩在看起来有特别关联的背景材料上。我还清醒地看到，即便是在专业的评论者中间，对拙著论断可信度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歧见。在我所作的解析中，既包括一些充分可信、深深打动我的，也含有另一些似乎令人生疑，但却甚为有趣的。所以我希望读者最后的评判不是出于个人对真实性的狭隘理解，而是来自一个全方位的宏观视野。
被梵高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以及他对未来的憧憬所打动，以及对这个处于自身时代背景下的创造者的兴趣——越来越成为广泛的热点，促成了这部论著的问世。本书的宗旨并不在于做一个美术鉴赏上的尝试，有些读者也许会发现，从另一角度所作的阐述能使他们感到趣味陡增。我希望借助本书，能为那些早先满足于把梵高的绘画界定在简单的一比一关系上的读者启示一条新路；同时，也希望判断力受到束缚而不能在审美上给予回应的读者能够发现，他们对智力的兴趣已被激起。
另外要说的是，根据梵高本人的习惯，我通常把我们的主角简单称为文森特。
于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