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叙言

如今算来应近十年了，某日报上看到“锦沧·骥文轩”举行陈辉镜州君之篆刻展，数年没闻问，印象中仪表仍然西装笔挺、头丝煞清，遂赶在闭幕前一日参观。展品所作“词林菁华印存”，工整朴茂秀劲间，弥漫清丽多姿的精雅之气；再后来读其作《心经》《二十四节气》诸谱，显现的素养与艺风，深受其师钱君匋先生的陶染，别具一格。就在赏读“词林菁华印存”之际，却一下子想起了钱先生回忆自己年轻时期，沉醉于宋词“几不能自拔”。早在一九三五年，先生在《青年界》杂志上撰文《爱读书十种》，首列印谱《赵悲盒手刻印存》《十钟山房印举》《吴昌硕手刻印存》《徐三庚手刻印存》，说明“对于刻印，在我的青年时代最为努力。当时常在手头的书，即为上列四种。我刻印的作风受它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次举诗词四种，《白香山词谱》《绝妙好词笺》《花间集》《郑板桥集》，写道“对于旧诗词，在我的青年时代是同刻印一样喜欢，当时因为家中有了上列的木刻版本的书，遂成为我青年时代爱读的书。近来我常把词应用到新的乐曲中，把郑板桥的题画诗常常移题在我的画上”。

也因此，先生毕生治印多达两万馀方，现在能赏读多种印谱，有《钱君匋印存》《钱君匋精品印选》等十几种，其扎实的创造性的印学谱系，大都呈现个人作派的印艺之美，篆法、章法极具浪漫个性，奏刀富有力度，拾得天趣；并喜好刻款记事，篆隶楷行皆入边款，尤其汉简、草书作铭，所撰诗文概见学养，潘伯鹰赞曰“余观君匋之印，取资极博，不惟师古印而已”，无疑印作有师法痕迹，然变革面貌明晰。纵观整个篆刻史，先生创举“巨印”“组印”和“款刻长跋”，形成“铁三角”似的印艺专长，创作热情与艺术力量交相辉映而鹤立印坛，诚如叶恭绰论其“体裁之倡造，艺事之精能，皆昔所未常有”，更在一般之上的格调，独步二十世纪印林，当以印人传，讵能速朽焉。

而我常在“枕边书”-《钱刻鲁迅笔名印集》《长征印谱》中流连忘返，于李一氓题签的《钱君匋刻长跋巨印选》，则是欢喜无尽，多少读出一些唐人风以及宋词的雅尚气息。再探再究，婉约豪放兼顾，师秦汉玺印之神、效晚清诸家之髓，且以诸家方法逐渐融合为“我法”，匠心独运，技巧臻妙，表现形式纷呈，跌宕风流之间所氤氲的诗韵词意，多有真善美之意境，可诵者为盈为实，颇得几许迷人心趣。因而我曾写过如下文字：

既是在最残酷日子里还伺机偷握利刃治印，“拟古玺”“仿诏版”“摹缶庐”“师悲庵”“效牧甫”，神游于前贤清寂灵动的意匠情态，刻后称“惬心之作”不过瘾，动不动就呼“力作”。一九六八年如何危势当然知道，刻了一印还抑制不住地抒发“以急就章法出之，大有铜器凿款风韵”；六十六岁还在奉贤干校劳动，竟“刻兴迭出，为刻印之最佳时期也”；一九七五年春节被工宣队抄走书物，每早八时至晚十时被囚写交代，历时三月馀仍刻印不止，自赞“老辣跌宕，斑剥破碎，颇具汉印神髓”，“古拙浑成，已到炉火纯青境界”，洋洋自乐心绪，跃然字句。

至于先生言及之“境界”，叶绍钧（圣陶）有谓：“君匋的同乡王静安先生论词标出“境界”两字，我就换说，没有境界的大概不成其为诗。我读君匋的诗，大多是有境界的。”如以先生刻款长跋墨本，诵其所作诗文，在我欣赏，总觉雅韵欲流，更迷恋长跋巨印，如“云黯风凄寂照西”“一途寒雨入潇湘”“雪行三省到黄花”“爱随流水一溪云”诸品，创作天赋在侧款记述中全面展现，极富诗境和浪漫韵律，斐然成章。这使我兴味盎然，何尝无有“境界”之享受。赵景深品评钱氏之诗，说“他是把情感含蓄着，低徊曲折着传达出来的。拿旧式的话来批评，他的诗是很有神韵的；拿文学史的话来说，有一点近似王维，还有一点近似韩偓，但却更多近似柳永、苏东坡等北宋词人”。境由心造，诗有境，境入印，乃治印即是从心底里自然流露的诗，我想。确实钱先生治印早已为诗作所阐述，而印作赋存感情丰瞻、想象活跃的诗之意境。

曩昔他的朋友汪静之，也赞同其诗作有以海水为背景和家乡风味的两个特点，但又探寻另两个特色，“是由君匋所学的绘画与音乐两种学识所造成的”。钱先生能画，能音乐，又能诗，手中握着艺术园里三朵最美的最迷人的花- 绘画、音乐和诗歌- 所以诗中有画有音乐，三种艺术已融合一片了。当欣赏先生印作，从表现内容到形式上“有声有色、惟妙惟肖”，不仅刻花卉印面，如“昙花”，还刻朱屺瞻、王季眉绘“梅兰竹菊”四面画跋；且擅刻款，像脍炙人口的印作“钟声送尽流光”“夜潮秋月相思”之画格隶书长跋，沉雄静穆，并不失秀逸之趣；“气象万千入画中”五面阳文长跋，拟“始平公造像”遗意，刻于印顶及四侧，清峻奇古；“隐隐笙歌处处随”“青山下酒诗千行”皆四面狂草长跋，奏刀似笔，笔流异彩；“一路滩声奔乱石”更是气韵激越，仿佛薄醉的钱先生于万籁俱寂时所刻，宛若使用彩笔和调色板这样，在绘画- 不，是写诗- 那样子，抑或在作词谱曲。果如是乎，先生向往治印要躲到极宁静之地，最好深夜，手执一卷，读到心领神会，立刻奏刀，必有所成。因此，我常见他利用闲话时，磨去不满意之印而拟重刻，却又极少见其当面刻印。

很多年前，在图书馆查阅《文学周报》《民国日报》《小说月报》《宇宙风》诸刊时，见到多篇钱先生早年写作的新诗、随笔和散文，较早就有结集，像《水晶座》（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素描》（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战地行脚》（烽火社1939年12月）。有一回，偶然见一九三〇年代《青年界》“本刊撰稿人”诸位照相内，先生相片赫然在目；《音乐教育》“本刊撰稿者面影”亦刊有钱先生与萧友梅、程懋筠、刘雪庵、萧而化、缪天瑞、贺绿汀等照相，我观先生照相，甚有“文艺范儿”，让我体会他毕竟是一位集诗文、书画、装帧、音乐、鉴藏、出版、翻译、教育于一身的篆刻艺术家，所治印当然亦复如是，蕴含非常浓郁的文艺家气质，广受欢迎。

由此，栖居申城的海上文人纷纷向他索取篆印，一九三二年《新时代》月刊“文坛消息”一则“钱君匋新年中忙于刻图章”：“美术家钱君匋近日为郑振铎、杜衡、蓬子、曾今可、戴望舒、郑祖纬……等人刻著作图章，甚忙碌。”一九四六年《立报》“艺文坛”报道“艺术家钱君匋，日来为文化界叶绍钧、茅盾等刻章，忙碌非凡”。听老辈说，钱先生的勤奋刻苦是出了名的，又充满激情。如他说：“我先后结识许多画家、书法家，他们都喜爱我刻的印，热情地要我为他们奏刀，我一向有求必应，在不知不觉中刻了数以千计的印章。”后来专门选集的除《茅盾印谱三十印》《钱刻巴金七印》外，另编成《钱君匋刻书画家印谱》《钱刻文艺家印谱》，所收的仅是很小一部分，起码还能增加三倍之数。从中完全能够感悟其善良情意，慨然应诺出于至诚，忙中奏刀发自热心，可视为文坛友谊模范。现今放眼望去，堪称独特不凡。当他在整理时深情地说，真像坐对旧友，晤言于室，许多难忘往事，他们的声音笑貌，不断地浮现眼前，在艺术上给我长进不少，没齿不忘；人间能得这么多知音，真觉高兴、荣幸。

现在想来，钱先生性情质朴笃厚、纯真率性，且富老辈特有的虚怀风范，那是一种纯粹的非功利性的谦逊，常聆听“早已没有敝帚自珍狂热”的他总结篆刻历程，简约真挚，“受秦汉玺印和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影响较多。虽在漫长岁月中，已逐渐形成自己的面貌，但总觉得未能陈言务去，没有达到突变的地步，这和我的天资、功力都有关系”；又说“自信贱体还扛得动重量级批评，更渴望从中汲得养分，诚诚恳恳，洗耳恭听”，这些都是他老人家由衷的话，不是虚伪矫情，“我一样有爱听好话的毛病，可生着两只耳朵，至少用一只听听批评”，曾界说批评为“明灯、手杖”，绝不是“风标、应声虫、宴会辞令”。其艺术清醒在于认识自我，说过“祖父辈有赵、黄、吴三大师，父辈有虹庐、白石等，同辈如钱瘦铁、来楚生、乔大壮、陈巨来、沙孟海、方介堪、王个簃……无名能人，更是藏龙卧虎”。还告诉我，一回求书者奉承他的草书超过于右任，他只得摇头说：“于先生是大江，我只是小溪，哪能相提并论。”更有恭维钱先生的印超过赵之谦者，他亦无奈地答：“我做悲庵先生的小学生还不够格呢。”

先生蒐集珍庋名家刻印，起于一九四二年，不顾时值昂贵而罗致诸家治印原石，尤于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的作品，“爱之入骨”，每遇积久愿望之实现，便“狂喜之极”。后编有《豫堂藏印甲乙集》《丛翠堂藏印》和《钱君匋获印录》等，并于“赵、吴、黄”兼及文彭、邓石如诸家治印风格特色、艺术道路、鉴赏辨伪，乃至篆刻史等专业的学术研究，所阐述的“高峰”之论，广博精深，观点独到，无出其右者。承示放言高论，实获会心，谈及汉印成就可与唐诗、宋词和元曲比肩；而汉代以降，由于对篆字趋于陌生，使隋唐宋元印文殊少艺术趣味；待到元代赵孟頫、吾丘衍等提倡呼吁，印章文字之美才重获重视云云。

当其纵论清代印坛，精辟透彻。丁敬创浙派“承继汉印的衣钵，形成淳朴古拙的风格，黄易、陈鸿寿等发扬光大，蔚为大观，至赵之琛已成公式，生气寂然”；邓石如所创皖派“吸收“祀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等体势与笔意，形成雄浑圆劲的风格，至吴熙载，用刀如笔，已登峰造极，再至徐三庚，以让头舒脚为能事，习气已深，遂成强弩之末”。当分析赵之谦治印，就如剥笋那般手法，一层层地展示至核心，像“有笔有墨，和仅有刀与石的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文字的选择和组织，常是苦心经营，所以能够结构谨严，变化无穷，在分朱布白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由浙入皖，他的刀法能够在巧中见拙，朱文劲拔凝练，白文沉雄朴茂，绝无尘俗之状，而有隽永之味，真正做到“书如佳酒不须甜”的意境”。正因为有如此“史”的理解与“艺”之见识，难怪先生底气十足，要在里面“打几个滚”而出。

有次与先生闲话他与叶潞渊合著的《中国玺印源流》，以及论文《中国玺印的嬗变》《篆刻的古往今来》，不免感叹“短文章，大手笔”，具有研究的穿透力。他却盛赞从前黄宾虹为其印谱所作序言，寥寥百馀字，由周秦古籀起，叙至邓完白、赵为叔，时称极盛，犹如一部篆刻演变史略，解说得通透清白。马公愚序亦百来字，从发源、递嬗、大盛，亦谈取材，说到浙皖二宗及赵悲庵，既言简意赅又微言大指，于印学史通前彻后。而潘伯鹰序则更为概括直言，要其规模运用，大抵出入“古玺、汉印、赵之谦、黄士陵四者之间”，于我读来，钱先生恰恰如是取法乎古也，而其胜盖出于不为师法所囿，自辟新境，即使年逾八旬后，尚不肯罢休。

一九九五年暮春，先生在瑞金医院装了心脏起搏器，六月下旬移居瑞金宾馆养疴。我去探望，他老人家挺高兴的，然言谈时流露出寂寞之感，希望我有空就来聊聊。在那两三个月里，我隔三岔五去闲话，当时先生大病初愈，决意告别治印，集中精力于书画，在对汉简、草书和大写意之创作变法，期于大成的雄心壮志，以及“难以突破旧我的痛苦”，皆给我留下难忘印象。至入秋先生返回寓所。记得初冬起，先生又遵医嘱居家静养至翌年初夏，这期间，他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自撰“年谱”，也是我请益较勤的时期。有时嘱我检核材料，而我恰耽着旧报旧刊，大多话题是向他请教所经历的文艺界有趣的书人书事，也解答我的一些疑问，记得有早年是否与李金发论争、《中国古代跳舞史》作者诸题。

先生拟订“年谱”时，要把历年创作的篆刻作品按编年记录，从堆积于一大纸板箱里的钤印纸本挑选出需要记录的“力作”“惬意之作”，让我协助抄录印面和边款的文字，他再录进“年谱”。而我自己也在初学辨识古字，每遇不识的印面印款文字，皆往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有时一看难辨，就让我留下材料，或照片和复印件，待检审研究，等下次我再访时仔细解答。我听说刻章的人只需备一本《订正六书通》就够了，在书店见到王个簃题签的新版，立马买了并告诉他，他说这本书不可靠，让我还是看《说文解字》为宜。那时我学墨拓，先从拓砖瓦入手，挑选数纸瓦当请教，先生指点说最好用蝉翼拓法，注意层次感。后来我学拓古泉，他叮嘱掌握干湿、多层扑墨，还鼓励我可学钤拓印章，尤其拓边款，要“狠下功夫”。

我在印学艺术观方面，耳濡目染，受到钱先生学养的潜移默化教导，每每阅读其作，多为其“用刀有雷霆万钧、不可阻抑之势”的治印精神与艺术力量而感动。二〇〇八年仲春至盛暑间，编过一册先生谈艺随笔集《艺术与我》，写了一篇编后记《无倦苦斋钱夫子刍议》。先生善绘书衣，我搜集多年，摄影扫描，积稿甚丰，有志于编集，然无有寸进。同时，业馀哀辑先生印作，作为欣赏者，颇有“撷珍”似的癖好，亦留意阅读其有关印学著述、篆刻创作随笔与鉴赏考订文论，当我检得先生为《豫堂印草》所作自序（《社会日报》1944年），以及刊于《古今》的马公愚序言，似有触动，且鉴于“操之过急”之败，遂决意“慢工出细活”，选编一部能融合创作、藏品、鉴赏和研究为一体的文本，力求普及经典艺术，呈献一种独特的篆刻艺术欣赏阅读，辅以影印篇中所涉及的相关印作和数帧先生治印旧影，而对于专业读者和爱好者来说，作为文献性学术案例，可有系统的参考研究价值。

《礼记·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先生曾刻“豫则立”一印为之勉励。设计即有，就应尽最大努力地系统地辑录相关文稿，每遇见综合性谈艺文章，因已有文本刊出，则节录有关印艺专业部分；在遍寻间亦有感于同篇相继刊出之篇名有异，另多有增订文本，因而有必要查核与厘清；且相同内容而在各文中有重复记述，为维持原文完整，均作保留；凡能检得原刊出处、辑编来源，皆标注为善。也有搜集到如《忆旧三题·一》《对于＜明清藏书印拾遗＞的辨正》等类似佳妙随笔，限于体例篇幅，此告存目。经敬慎选编，先于二〇一四年编讫文图初稿，受到先生公子大绪老师的鼓励，却东躺西躺，辗转至去岁冬去春来，又重作整理润改。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许静主任关注，即把拙编向贵社投稿，荣获批准印行。嗣后，许静主任、乔健老师为本书做了大量的非常细致入微的审读、编校，姚荣先生为之装帧美化，并获得陈辉、钱骏先生给予支持，还得到小波君、纯一君的帮助，书此一并致意申谢。

编校既成，摇曳数笔，僭谈浮泛随感。然在我个人，是一种相对持续的读书与研究，多少也追求一些“方寸聚清音”那般趣味。

时维辛丑仲夏初九日，沈建中于谦约居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