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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来到小木屋后的头几天，可以说，他们的饕餮大餐几乎囊括了所有令人充满食欲的食物——早餐有麦片、法棍、可颂、火腿、蜜瓜、李子和其他许多水果；午餐包括面包、奶酪、金枪鱼、沙拉和酸奶；晚餐依旧什么都不缺，他们可以从鱼肉、鸡肉、蒸粗麦粉、土豆和豆类中任意选择，还有猪肉、米饭和蔬菜，餐后甜点则是杏仁蛋糕。前已述及，这个实验只是一个小型实验，因此参与实验的“小白鼠”总共只有十人。他们可以尽情地享用这些美食，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是，在吃之前，他们必须把每一份食物和零食都让布莱特利称一下重量，而且不允许交换，这样，布莱特利就会清楚地知道，谁吃了什么食物，吃了多少。
实验从第三、四天才真正开始。参与者被分成两组：第一组名叫“蛋白质富豪组”，第二组则被称为“蛋白质贫民组”。其中，“蛋白质富豪组”的桌子上摆满了鸡肉、猪里脊肉、火腿、鲑鱼等鱼肉、酸奶、奶酪、牛奶和其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蛋白质贫民组”吃的东西则蛋白质含量很低，他们吃可颂、华夫饼、面条、土豆、蒸粗麦粉、水果、蔬菜，喝橙汁和水（两组皆有）。实验过程中他们依然可以敞开肚子吃，直至吃饱了不想再吃为止。
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第五、六天，所有人又都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吃饭。和最初的两天一样，这次的大餐全体成员可自助享用。到此，数据采集结束。
辛普森和劳本海默随后在柏林开展研究时，分析计算了布莱特利此前详细记录的数据，随即得到了第一个实验证据，证明即使人类已经文明开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会与迁徙中的摩门蟋蟀具有同样的行为。对人类来说，蛋白质的作用和效果同样具有普适性——我们会一直进食到蛋白质摄入量足够为止。
单纯从能量的角度来看，我们每天需要摄入的能量分别是女性约2000千卡，男性约2500千卡，这个数据会因性别、身高体重和运动情况不同而不同。众所周知，很多人因摄入量超标而导致超重，这一点也是诸多营养学研究的核心原则。通俗地讲，1千卡就是1千卡，无论它来自什么食物，它就是1千卡。如果摄入的比身体消耗的更多，体重就会增加；反之，如果想减肥，就要减少摄入，比如只吃原先的一半。
瑞士山区小木屋里的那项研究却表明，我们人类的行为方式根本不同，这一点对实践（比如减肥）有着深远的影响。该研究揭示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只吃一半”这么难，为什么许多减肥专家口中的“只吃一半”理念经常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虽说纯粹的能量摄入很重要，但营养绝不仅仅扮演着能量运输者的角色。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1千卡也就不只是1千卡那么简单了。
数据表明，来自“蛋白质富豪组”的成员，第三、四天的饮食行为和第五、六天是不一样的。在执行高蛋白饮食计划的那两天，他们的能量摄入比后面两天减少了38%。这是很真实的数据，没有任何人建议或强迫他们少吃点，一切都是他们的自发性行为。
对所摄入营养物质的分析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能量摄入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实验参与者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让自己的蛋白质摄入量保持恒定。换言之，吃高蛋白食物的人不会一直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而是相对快速地完成进食。这是因为他们所吃的食物富含蛋白质，以至于他们对蛋白质的需求比平常更快地得到了满足。显然，“蛋白质富豪组”吃的东西很顶饱，以至于这些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愿”减了肥。
很明显，“蛋白质贫民组”的成员有着截然相反的行为：他们吃得更多了，第三、四天的能量摄入相较于最后两天增加了35%。这一发现在我看来意义重大，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当今时代的人们面对超重时如此挣扎。究其原因，他们吃得太多了，但这一饮食行为和“蛋白质富豪组”的成员没有什么不同。数据显示，“蛋白质贫民组”的成员明显也试图将蛋白质摄入量维持在恒定水平。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就不得不大吃特吃，因为提供给他们的餐食中蛋白质含量实在是太低了，为了满足身体对蛋白质的需求，他们除了比平时吃更多外别无选择。也可以这样说，他们需要获取身体运转所必需的蛋白质，但是在这条“取经之路”上却遇到了来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重重阻碍，而他们必须把这些东西也一起吃掉。
从传统热量定律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对照组的行为非常奇怪，根本解释不通，甚至是矛盾的。但一旦把这一问题放在“蛋白质效应”的框架下，便立刻解释得通了。两个对照组的行为不仅可以解释，而且还是可以预测的：和其他很多动物一样，人类不仅在为自己寻找能量这件事上没有辨别能力，而且还受一定量的蛋白质需求所驱使。但我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如果吃的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么我们对蛋白质的需求将很快得到满足，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会不由自主地放下筷子或是刀叉；反之，如果我们的食物中蛋白质含量很低，那么我们就会本能地多吃，直至满足身体所需。就这样，我们摄入过多，不知不觉中也胖了。
我们解释了蛋白质对饮食行为的影响，那么这一点和当今时代越来越庞大的超重群体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一点对一份高效的减肥食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