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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种经济构造力时刻都在变化，并可能同时达到压力临界点。像地理板块一样，经济构造力彼此碰撞、叠加，产生压力。发生经济和金融地震的风险会因此大幅上升，这显著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经济构造力单独作用于经济时所产生的效果有序、易懂，甚至能够预测。例如，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他们通过建立模型捕捉到了一些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预期影响。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假设所有的消费者都是一样的，因此只捕捉“平均”的消费者行为。虽然这显然有严重的局限性，但是经济模型只是为了粗略地接近事实，因此在经济学家建构可以理解和使用的模型时，简化假设至关重要。不过，也有更丰富的模型会考虑到工薪家庭和退休家庭之间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在将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预测消费者总支出前，先赋予两组家庭不同的相对权重。相较于仅基于一种“平均”家庭的模型，更丰富的模型可以更好地说明人口老龄化将如何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学模型是以统计学上的平均数为基础的。例如，一个常识是，当利率上升时家庭借贷增速就会放缓。但放缓多少、速度多快，答案则取决于其他情况，并因家庭而异。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经济学家称之为“弹性”的单一数字概括了所有这些可能的结果。这一数值根据历史上（比如过去10~20年）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经济体的借款总额虽然对某次利率上升的实际反应可能与特定弹性数值不相符，但从长期平均情况来看则是相符的，与预计弹性对应的结果被认为是最可能的结果。经济学家需要承认经济模型的预测结果并不十分准确，也应充分提供一些关于不确定性的暗示。这些暗示可以是把预测结果像天气预报那样表示为概率，也可以表示为可能出现的结果范围。在后一种情况下，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越大，可能出现的经济结果的范围就越广。
以这种方式体现不确定性是适当的，但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广泛运用。想象一下，如果一家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次年的利率可能在1%~4%；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则信心十足地提出次年的利率将会是2.5%，那么第一个观点是诚实的，它向观众提供了包含相关不确定性的预测，并把不确定性留给了观众，而第二位经济学家则把不确定性内化，并直接向观众提供简单易懂的数字。不出所料，最常被新闻媒体引用的会是充满自信、观点简单的第二类经济学家的预测结果。人们本能地不喜欢不确定性，自信的专家则会让人们感到舒适。而且，即使次年的利率是3%，即第一位经济学家的预测比第二位经济学家更精准，也很少有人还能够记得一年前他们的预测情况。这种现状是不幸的，因为第一类经济学家实际上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在做出金融决策时所承担的风险，他提供的专业知识本可以引导人们做出不同的决定。第二类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听起来更令人安心，但无论人们能否意识到，他的观点实际上使人们承担了更多风险。未来，更完善的家庭风险管理实践将要求自信的经济学家详细阐述自己的预测结果，并解释相关上行和下行风险。
对多种构造力的分析会使不确定性问题更加复杂。因果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不确定性，同时考虑来源不同的不确定性意味着经济预测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会变得更加广泛。此外，如果预测者试图对更遥远的未来进行展望，其所预测的可能出现的结果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上述预测只是纸上谈兵，现实世界则更加复杂，因为作用于经济的多种构造力也会相互影响。经济学家将这些动态的相互影响称为“内生性”。在一个经济模型中追踪所有这些内生性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困难的。一个模型越是复杂和贴近现实，其统计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就越是难以观测。事实上，我的观点是，当多种长期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同作用于经济并相互影响时，经济本身就可能表现得不规律、看起来不稳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下，模型的预测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价值。
我的观点源自数学上的混沌理论。顾名思义，这一数学理论是指当被人们充分了解的动态过程相互作用时，它们经常会产生非常不稳定的预测结论，以至于本质上来说是混乱的。日常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喷气式飞机在晴朗的天空巡航时，可能因为机翼曲率与空气阻力的相互作用而遭遇到无法解释的湍急气流。机翼曲率对于飞行所需的升力至关重要，但它与空气中的阻力相互作用，会对飞机的性能造成一些微小的随机性影响，而这是不可能事先预测到的。
医学方面的类似情况是，病人身患的疾病早已得到充分研究，但却与另一种公认可控的潜伏病症发生了相互作用，结果导致病人意外死亡。例如，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突然死于心力衰竭。这一不幸的结果似乎很难在现代医学框架下得到解释，除非我们认为影响健康的多种力量之间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也是我们无法理解或通过建模预测的。
就经济而言，即使我们了解了每一种影响经济前景的力量，它们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产生难以理解的结果，因此这在数学意义上是混沌的。
这种推理过程为“黑天鹅”事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黑天鹅”事件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推广的一个术语，他引用的例子包括互联网的兴起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当时，这些都是出乎意料并能改变时局的重大事件。当经济学家宣称经济或金融事件（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黑天鹅”事件时，他们主要是在免除自己没有预见它的责任。正如塔勒布所指出的，并非所有的“黑天鹅”都不可预见，即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然而，一旦事件发生，它就会从不可想象的事件转变为可能重复发生的事件，并且很自然地获得发生的合理化原因。毕竟，人们在事后为未预见的事件提供合理化解释时，有无限的发挥空间。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新解释是，有时经济运行会抛出经济危机等一些看起来完全随机的事件，这是由多种经济构造力在经济运行表面之下以不寻常的方式相互作用而引发的。危机发生后，我们确实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但这并不能使它们变得可预测。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思考一下圣安地列斯断层沿线的构造板块，它们一直在运动，因此地震是不可避免的。预测到“总有一天”这里会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地震对人们来说并没有很大的帮助。然而，一项预测如果能够准确提供地震的震级和发生的时间，那就会成为有价值的风险管理指南。这样的预测将成为有效的警告，提醒人们，无论风险何时发生，他们现在都要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如果足够幸运，只是在一周内经历了两次小地震，而没有遭遇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那么我们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就不白费。
类似地，在经济学中，理解引发“黑天鹅”事件的潜在力量也能指导我们进行风险管理，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预计不会遭遇湍急气流时，航空公司仍建议你一直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这是为了在遭遇突发气流时降低乘客受伤的概率，经验表明这是可行的。
我将证明，理解这五种经济构造力可以更完整地解释经济和金融危机，如19世纪末的维多利亚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学者对这些事件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但经济构造力所起的作用却很少受到关注。相反，目前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危机更直接的触发因素，如由金融杠杆和股市崩溃引发的过度投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由1929年的股市崩盘引起的。我将指出，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20世纪20年代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机会锐减、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物价下跌，而物价下跌与高负债率相互作用使得经济陷入了深度长期低迷。
有了这些从过去经济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我将提出，经济构造力将在未来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企业及其雇员需要寻找管理不确定性的方法，以维系生存并图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