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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大量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技术进步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结构调整或工作岗位流失的主要驱动力。我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企业需要适应技术，这意味着需要解雇现有工人，创造需要不同技能的新工作岗位。技术变革一直存在，这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推动了现代经济中的生产力增加，并导致了就业岗位的不断流失。然而，正如前三次工业革命期间所经历的那样，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革引发了痛苦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财富最初主要流向资本家，而流离失所的工人的生活则被颠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普遍抵制技术变革。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历史上技术变革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但更流行的观点将其归咎于全球化。在实际层面，全球化的效果看起来与自动化的效果相同：企业必须适应国际竞争，否则就将面临失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将部分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同时解雇在本国雇用的员工；对于工人来说，是因为外国的竞争还是新技术的运用被解雇并没多大区别。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使得对二者进行区分变得更加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这正是国际贸易应有的运作方式。正如经济学家所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特性。考虑一下两国之间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此时，不管效率多么低下，一切产品都是由国内制造的。例如，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汽车工业，而居民的餐食将仅限于在本国种植的作物。
国家之间不尽相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自然资源和不同的劳动力条件。因此，当我们思考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时，每个国家都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然后进行贸易，以满足各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因为拥有所有必需的原材料而专门生产汽车，而另一个国家则因为拥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而专门生产葡萄酒，然后两国进行贸易。
当贸易开放时，实际情况是，一家效率高、成本高的国内企业将面临另一国企业迫使其停业的风险。以两个同时生产汽车和葡萄酒的国家为例，当贸易开放时，一个国家的汽车工人失去了工作，而另一个国家的葡萄酒工人也失去了工作。那些流离失所的国内工人在寻找新工作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失业状态，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因此加剧。同样，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内企业可以不断成长。
理论上，那些被效率低下的国内企业解雇的工人可以在其他不断发展、效率高的国内企业找到工作，但前提是他们的技能可以迁移。现实是这样的迁移很难快速进行。效率低下的国内企业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试图与外国生产商竞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内企业的工资会被挤压，政府甚至可能需要采取行动来救助压力重重的国内企业。寻找新的平衡可能是一个漫长、痛苦并且混乱的过程。至于收入不平等，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汽车工人和葡萄酒工人的相对工资。
贸易谈判代表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逐领域地讨论这一调整过程的复杂性。这就是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需要很长时间，以及很少有贸易协议能够达成的原因。达成协议后，被涉及的企业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来适应。想象一下，当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桌上的所有国家都试图在相关话题上寻找共同利益时，情况会有多么复杂。
以上解释忽略了参与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好处，即两国消费者为所有东西支付的价格更低。回到我们关于两国贸易的例子，在贸易得到许可之前，两国消费者购买的一切商品都很昂贵。即使是国内经济中效率高的企业也只是在规模变得更大时，才可以降低成本，从而降低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此外，许多外国商品也因为缺少贸易而无法获得。
为了从根本上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人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考虑价格效应。一旦国际贸易开始，高效的国内企业的规模就会扩张，从而变得更加高效。这意味着对消费者而言商品的价格更低。效率低下的国内企业倒闭后，它们的产品被来自成功的境外企业的廉价进口商品所取代，境外企业本身也因出口量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高效。两国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降低了，这实际上意味着，消费者突然变得更富裕了。商品（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价格降低后，消费者就会有资金剩余，这样就可以把钱花在其他事情上，这在两个经济体的每个领域都能够促进生产扩张，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贸易自由化在两国都导致了企业的成功和失败，对其劳动者和收入不平等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经济学家所称的“替代效应”及其复杂性使贸易谈判变得困难，这也是那些因国际贸易开放而受到伤害的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原因。尽管这种困难对受影响的个人来说意义重大，但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广泛宏观经济效益相比，显得十分渺小。这两个国家购买力的增加，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效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效应很少出现在贸易谈判或餐桌辩论中。尽管“收入效应”是一条相当重要的渠道，但由于很难追踪结果，因此也很难被证实是由国际贸易引起的。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再次以两个国家的贸易为例：假设一个出口汽车，另一个出口葡萄酒。一旦汽车和葡萄酒在两国都变得更便宜，消费者就有了更强的购买力，并将额外的钱花在房屋装修、外出就餐、服装购买和度假上，简言之，就是用来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不幸的是，很少有人接受这样的论点，即这些在住房建设和维护以及餐饮等领域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实际上来自汽车和葡萄酒贸易的增加，但事实确实如此。这种就业机会的创造是由贸易引起的购买力增加所推动的。相反，关于国际贸易的辩论焦点在于，那些在一个国家的汽车制造业和另一个国家的酿酒业中失去工作的人。
贸易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从汽车行业失业的工人可能永远不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现象就会明显加剧。或者，被解雇的汽车生产工人最终可能会成为建筑行业的电工，收入更高。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承认，电工工作的存在是由于新的国际贸易带来的整体收入增长。事实是，抵制贸易并坚持每个国家都应该制造自己的汽车，就像有人坚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种植蔬菜、自己修剪头发一样。可如果事必躬亲，我们就没有多少时间去做自己擅长的工作，进而限制我们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
人们普遍认为，当今人们的购买力水平并不取决于国际贸易分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即使实施了贸易限制，侵蚀了通过国际贸易赚取的收入，这种水平的繁荣也会持续下去。和往常一样，人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替代效应”上，即贸易限制被认为有助于压力重重的本国企业重新焕发生机，然而实施贸易限制就会失去之前取得的“收入效应”。这一事实从长期来看更加重要，但却被忽视了。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对在国外生产的家用电器征收关税，试图迫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国内，这可能会创造或恢复一些国内就业机会。然而这么做也会提高国内每个家庭的家用电器价格，从而削弱购买力，并导致许多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作岗位消失。
这些示例已经经过了简化，现实世界其实更加复杂。全球化使企业能够在生产各种东西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提高专业化程度，降低成本，这直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产品和零件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专业化企业生产，并通过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全球供应链”。
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一家企业要么是在国内生产产品，要么是在海外生产产品。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一个给定的产品可以分解成许多组件。其中一些组件很容易制造，而它们本质上也是商品，因此在工资较低的国家生产这些组件的成本可能会低得多。由于这些组件十分简单，质量很容易得到保证，企业不需要在国内为生产同样的组件支付高昂的工资。
生产产品的其他组成部分则可能需要高技能的工人、使用专业的设备，因此更自然地由高薪工人在国内完成。每个组成部分的资本密集度也在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组件是由机器制造的，所需工人很少，那么无论机器的生产操作在世界何处进行，其成本都是大致相同的。强行推动劳动密集型的工序向工资水平更高的本国回流，只会迫使企业提高资本密集度，尽量使工人的生产效率抵得上增加的劳动力成本。换言之，强制实施此种举措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其实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少。
供应链的优化配置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需要在恰当的国家将必要的生产力和技能水平与恰当的工资水平进行匹配。这种特殊性也使所有供应链都很脆弱。如果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在贸易上取得了成功，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那它就不会一直是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而是会沿着价值链向上移动。这样一来，本国企业就要寻找低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将其纳入供应链中劳动密集的部分。这也会让它们发现，将部分供应链定位在外国的成本优势已经被充分削弱，此时把这部分生产带回国内是有意义的，这一过程被称为“业务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