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由自给自足的农业向有组织的经济过渡时起,收入不平等就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问题,根据个人经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自下而上的基层视角中,收入不平等是最明显的。我在奥沙瓦长大,与其他蓝领家庭的孩子一起玩耍的经历让我明白,社会并不是简单地分为富人和穷人。白领和蓝领家庭之间的差异不是“富人”和“穷人”这么简单的字眼就能够描述的。我父亲是汽车行业的熟练技工,但从未在当地最大的雇主——通用汽车公司找到工作。在一家小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工作,意味着收入远低于在通用汽车工作的同行。虽然到处都是蓝领,但在奥沙瓦,有些人领子上的“蓝色”更深。
的确,在我家周围,通用汽车通常代表“有钱人的汽车”。我们和通用汽车员工家庭的孩子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有不止一条牛仔裤,有牙齿保健计划和度假屋。通用汽车员工的收入水平是由工会推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设法从企业获得了高额的收入。我的高中同学很少有去上大学的动力,同样的七年时间,我通过努力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一名通用汽车的装配工人获得了高收入,并在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中积累了15个百分点的收益,结婚、买房和组建家庭。1981年,加拿大银行经济学博士的起薪低于通用汽车装配工人的起薪。
对于这种相对收入,有一种解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用汽车的薪酬政策就代表了今天所谓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最初,工会是为反对收入不平等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而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美洲的汽车行业肯定代表了一场重大胜利。
然而,也可以说,通用汽车的高工资其实是一个强大的工会给一家几乎没有反抗动力的公司施加压力的结果。自满,或者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风险”,很容易在一家大公司中出现,因为公司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规模大到不能倒闭。这样的公司可能会顺从工会的要求,避免罢工引起的财务后果,因为公司知道如果遇到麻烦,政府会给员工提供帮助。没有必要谴责工会或管理层,重要的是结果如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汽车销量的锐减将一些大型汽车企业推向了灾难的边缘,这证明通用汽车在让劳工满意方面做得过了头。在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已经十分脆弱时,通用汽车仍被认为“大而不能倒”。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制订了一项救助方案。该计划的设计和实施由一个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工作组负责,我作为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贷款小组的负责人也在其中。这段时期对奥沙瓦来说实在令人沮丧,我对参与制订这一解决方案也很难表示感到自豪。
如今,尽管仍然保留了一些汽车组装和零部件供应商,但奥沙瓦早已告别了昔日的工业辉煌。近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未来几年将出现温和的复苏,经济会有所调整,生活也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