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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所推动的，蒸汽机用更强大的力量取代了人类或动物的劳力。那场革命使许多人从艰苦的体力工作中解脱出来，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失去了工作。这项新技术的发明者和早期采用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并带来了股市的繁荣。老牌企业经历了一场大洗牌，尤其是在欧洲，相较于未采用蒸汽技术的企业，采用这项技术的企业可以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这些具有竞争力的新企业大多是位于北美洲的新经济体。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这类企业刚刚起步，因此在北美洲采用新技术比在欧洲更容易。对于欧洲的老牌企业来说，放弃旧技术、投资新技术，是一个破坏性大且十分漫长的过程。
经济学理论使得这种技术更迭过程听起来很容易。新技术可以生产同样的布料，而且比旧技术生产出来的便宜得多。布料价格下跌，使价格更实惠。在为服装制造商提供新技术和设备维护的同时，新的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而且，较低的布料价格意味着每个人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购买力，从而使得人们在所有其他商品上的支出增加。这些额外支出的增加为整个经济体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结果是，在这项技术引入时失去工作的人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新的工作。从历史上看，每一次这样的创新最终创造的就业机会都多于被破坏掉的就业机会。
以上描述只是理论上的。而在现实中，新旧技术的更迭过程需要很长时间。被技术取代的工人必须削减开支，经济增速因此放缓。技术进步导致的价格下跌通常被视为一件好事，因为这可以提高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然而，当工人普遍流离失所时，支出可能会急剧减少，价格和工资的下降可能会在整个经济中普遍存在，或者说，通货紧缩就开始了。通货紧缩会放大个人和企业的债务负担。当一家背负巨额债务的企业的产品价格下降时，该企业就更难偿还债务了。有抵押贷款的人也是如此，通货紧缩经常会导致工资下降，而需要偿还的抵押贷款却保持不变。此外，当企业破产，或者家庭成员因为失业而停止还贷时，银行将会面临倒闭的风险。
换句话说，通货紧缩和债务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减少了支出，本质上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疲软状态，也就是经济萧条。其他经济领域的新增长，以及与新技术相关的全新工作岗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在经济中找到新的位置。
1873—1896年，我们经历了现在所称的维多利亚大萧条。正如我将在第七章中所述，维多利亚大萧条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的，股市繁荣和崩溃是导致萧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首要因素。
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于20世纪初电气化的普及。电的普及推动了许多其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电视剧《唐顿庄园》中精心描绘了人们看到新技术时的反应，每当我们看到剧中人物的表现都会觉得滑稽可笑。厨师帕特莫尔女士和小帮厨黛西之间关于电冰箱相较于传统冰箱的优势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经济对新技术的调整适应，因为正常的生产活动和劳资关系退居到次要地位。比那场冲突更加致命的是西班牙大流感的全球暴发。经济学家警告说，可能会有下一场萧条随之而来。然而战后出现的是“咆哮的二十年代”，在这个时期，幸存者的喜悦与快速的工业创新相结合，导致了乐观情绪的高涨和股市的狂热。
乐观主义背后的现实：一个由汽车、电影和消费品组成的全新世界，正在向全球发达经济体开放，尤其是美国。股市狂热，投资者借贷并将更多赌注押在新的经济繁荣上，股价出现了惊人的上涨。最终，所有的股市泡沫因为缺乏新鲜氧气而破灭，只需要一点点怀疑，股市就会由涨转跌。1929年秋天，伦敦和纽约的股市泡沫破灭后，全球经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陷入了大萧条。经济收缩了好几年，出现了大范围的通货紧缩。这几十年进步的最终结果，似乎是出现了大量等待救济的新失业者。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今天，中央银行和政府将使用其政策工具来稳定经济，防止通货紧缩。尽管美国当时已经有了中央银行（加拿大则在1935年设立了中央银行），但当时的人们对宏观经济状况还知之甚少。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供了第一本经济学家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指南。他主张通过政府借贷来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以阻止经济收缩和物价下跌。这一建议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不幸的是，当政府支出达到实质性增加时，其目的并不是修复大萧条造成的损害，相反，这些支出被用于购买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的物资。凯恩斯的思想在战后成为主流，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得以广泛实践。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计算机芯片推动的，电子和IT（信息技术）相结合使得生产自动化以及组装和配送物流的远距离协调成为可能。新技术使企业能够加强供应链之间的物流，从而实现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并使生产线遍布全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工人直接被这些新技术所取代，因为这些新技术提供了人们无法想象的产品和服务：从大幅淘汰了打字服务的个人计算机，到替代了电话亭的手机，再到互联网本身。
计算机引发了工业自动化的重大进步，计算机芯片进入从汽车到恒温器再到冰箱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屏幕背后，维护硬件、开发代码和提供集中服务的IT服务无处不在。而全球股市则再度出现了泡沫，部分原因是这场新技术浪潮，还有部分原因在于过高的杠杆和纯粹的投机。
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并未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而是出现了其他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工人面临“无就业复苏”，而且只有部分经济体实现了复苏。制造业的增长大部分发生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个特例，在1989年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盘后，该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得相当低迷。
尽管如此，上述情况已经比大萧条时要好得多。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相比，我将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更好的宏观经济结果归因于更明智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许多中央银行都在追求通货膨胀目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供的建议有助于使二战后的经济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全球通货膨胀成为问题时，人们开始对他的理论产生怀疑。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建立一个更简单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可以简单地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增长来保持低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理论的真正动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正在撰写《不确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理论开始极度关注控制通货膨胀问题，并将其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在这个框架内，过去观察到的工业革命期间价格下跌的趋势，将自动被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所抵消；这使得经济增长能够跟上新产能，而不会像过去几次工业革命那样经历通货紧缩。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这项政策会产生地震般的副作用，在2008年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杠杆率上升、房地产市场崩溃，以及世界各地多家金融机构倒闭。全球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大衰退。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到希望：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没有维多利亚大萧条那么持久而严重，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球适应性调整也更温和。这一进展表明，货币和财政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有效。与此同时，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变革步伐都在加快，这表明随着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我们面对的风险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