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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趋势也会影响利率。当经济相对稳定，在不受压力或干扰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平均利率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自然关系。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两者大致相等。这直接意味着，如果预计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下降，那么利率也将下降。
对这种关系的解释并不复杂。我们观察到的利率由两个部分组成：通胀率和减掉通胀率的基础利率（或称实际利率）。在通胀率稳定在2%、利率为3%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即减掉通胀率后的利率为1%。当经济受到干扰时，实际利率可能会出现波动，但在波动之后会向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率”回归，就像不倒翁那样回归平衡。这种利率通过维持储蓄和借贷之间的平衡来稳定整个经济体系。
假设家庭是储蓄者，企业是借贷者。当利率高时，家庭储蓄会更多，为企业借贷提供了更多资金，但因为利率高，企业的借贷也会减少。高储蓄和低借贷的结合会导致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后，对储蓄的吸引力就会降低，对借贷的吸引力就会提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借款，可供出借的储蓄越来越少，利率又会自然回升。在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储蓄和借贷会达到平衡。
企业通过借贷来扩大业务规模，这直接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因此，当实际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借贷和投资就会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较低的利率将导致较少的储蓄，这意味着可用于借款的资金减少，因此利率将回升，借贷和投资将减少，储蓄和借贷恢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将恢复正常状态。在这种平衡状态下，经济增长和自然利率会保持一致。此处再次强调，考虑到经济总是由于种种原因发生波动，因而这种一致性并不能时刻体现，而更多是在较长时间内的平均情况。
自然利率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但经济学家有估算其数值的方法。我们在市场上观察到的利率包括“溢价”。例如，如果想要申请抵押贷款，可能需要支付实际利率加上2%的通胀率；但如果需要的借贷期限为五年而非一年，就需要额外支付1%的利率，因为出借人希望避免因利率上升而遭受损失。如果企业希望发行五年期的债券，它也要支付同样的溢价。此外，考虑到企业存在贷款违约的风险，还需支付额外的风险溢价，风险溢价的多少则取决于企业的信用评级。
20世纪70—90年代，“婴儿潮一代”正处于30~50岁，他们参与劳动力市场，促进了经济增长。因为“婴儿潮一代”正处于人生的借贷高峰期，所以自然利率和实际利率也被推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观察到的利率上升得更高，因为同期的通胀率也在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利率上行压力的两个来源（即自然利率和通胀率）达到顶峰，此后利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起初，出现利率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通胀率的下降，但在过去十年中，“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是致使利率保持在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老年人在临近退休时倾向于增加储蓄，而由此带来的更多储蓄，意味着有更多资本可出借给企业用于投资。与此同时，企业则因整体经济增长放缓而倾向于减少投资，因为经济增长放缓会降低可能的投资回报率。稳态利率（也被称为自然利率、中性利率、r*）会随着经济增长趋势的下降而下降。
过去二三十年里的利率下降，大部分都是经济的自然规律在起作用。事实上，在过去的150年里，低实际利率一直是常态，而非意外。在19世纪下半叶的近40年，以及一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长期名义利率（未剔除通胀率的利率）一直低于5%。“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实际利率增长，而20世纪70年代世纪大通胀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名义利率的上涨。
这意味着，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倾向于认为高利率是正常的，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历史经验主要基于当时的人口情况和通货膨胀情况。我们的下一代正在迅速了解到，低利率才是常态。我们正在回到一个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时代，利率正在恢复“正常”。
过去20年来影响利率的另一个因素是金融中介机构，即银行业的创新和竞争力。从本质上讲，利息就是不耐心的代价，它是人们当下就购买东西（而不是等存够钱后再购买）所需支付的额外费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借贷能力可以被人为控制时，消费者准备支付更高的利率来满足他们当前的需求，而不是先储蓄，等有足够的钱后再消费。然而在那之后，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借款程序已经从保守的、家长式的、高度受约束的系统，演变为一个基本由家庭自主管理的自助信贷体系。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并且技术进步使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更有效地管理信用风险。人们不耐心的超前消费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实际利率的制约。
让我们把这些概念转化适用到可观测的现实世界。如果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经济增长率为1%，通胀率为2%，那么名义（或可观察的）经济增长率将为3%。平均来说，企业会有3%的收入增长，政府也会有3%的税收增长。如果稳态实际利率为1%，那么我们支付的利率（即所谓的名义利率）将会是3%（即1%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加上2%的通胀率）。长期借贷的利率将更高，高风险借款人则需要在前述利率的基础上额外支付风险溢价。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观察到的利率十分复杂。
即使如此，这些复杂的利率还是被自然利率这个共同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些利率的背后，是自然利率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自然联系。从短期来看，这些因素会出于多种原因而独立发生波动，因此对于粗心的观察者来说，它们之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并不十分明显。但它们是相互绑定的，就像一群参加学校旅行的孩子，被一连串6英尺
长的绳子连接在一起。这些“孩子”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增长率，因为它已经开始阻碍整个群体的发展，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起到这种消极作用。
全球经济增长趋势不会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事实上，在未来的10~20年，经济增速会在艰难发展中进一步放缓。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利率体系之锚的自然利率也将维持在较低水平。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将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可能供不应求，这一问题在实施限制移民政策的经济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可能需要相互竞争，以吸引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将对医疗系统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要求包括紧急诊疗和辅助生活等，政府财政也将因此遭遇压力。
单个国家或许可以通过增加移民来推迟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速放缓，但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却无法这样做。此种情况下，技术进步会成为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