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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国内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各界纷纷求诸社会建设与改良运动，希冀通过发动民众的力量，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中国历来以农立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占人口多数，在列强匪患的掠夺、地主劣绅的剥削和天灾人祸的打击下，中国农村积贫积弱，农村社会凋敝，农民濒临破产。危急的农村局势和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农村问题成为社会改良与变革的焦点问题。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将乡村建设作为社会变革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深受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探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为解放教育铺垫了道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场以农村为主阵地的变革运动在先进思想和进步人士的驱动下逐步发展起来，这标志着中国教育发展也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时代
，教育开始摆脱封建时期“学在官府”的垄断特性，普通民众也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在新民主主义思潮启蒙下，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亲历农民的贫乏与苦难后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初期便决定效仿苏俄革命道路，依靠工人运动来解放中国，遂将工作重心放在工人教育上。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转变以及农民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开始基于中国国情重新思考革命路线，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路径。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开始将农民运动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支点，通过农村教育挖掘广大农民潜力，扩大革命队伍规模，加速中国革命胜利。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出台了《农民运动决议案》
，着力建设乡村教育基础设施设备，通过保障教育物质资源并构建教学基础条件向农民开展平民教育。1925年《农村教育决议案》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1926年《农村教育决议案》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各地农民运动高涨的省份，如湖南、安徽、江西的农村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运动实际进行乡村教育建设的基本方略形成了。
面临动荡的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村教育，在教育史上留下了理论与实践的宝贵财富。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屈辱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专制主义落后思想荼毒着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在中国大地上“开民智，启民思”。
出于党和国家发展任务的需要，中国农村教育政策在不同时期有相对应的历史特征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革命情势的阶段性影响，农村教育方略中的目的与性质也与革命任务紧密一致，此时农村教育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性。毛泽东认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革命理想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通过激发人民主体力量进行彻底的人民解放革命，因此党的农村教育方略带有较强的无产阶级特性，主要以“教育”为工具提升农民政治素养，增强农民的斗争意识，发挥劳动者改造世界的潜能，以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由于长期受到地主劣绅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农民缺乏斗争意识和必要的组织性与凝聚力，正是这些因素掩盖了农民作为中国民众主体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在长期与农民的交往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时代背景和阶级基础赋予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巧妙地结合中国革命情势将革命主阵地转移到农村，以此发动广大农民力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教育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培育方式，在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决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农民阶级、农民土地、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工农联盟及农民干部的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为农民运动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思想层面上为农民大众提供了思想斗争标杆，为党的革命力量注入了新鲜血液，将马克思主义农村教育与实践教育进行理论化结合，传播了先进的革命思想，而且深化了农民爱国主义意识并坚定了农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在革命宣传与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农民革命潜能，在农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为积极建设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
二是生产性。农村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识字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农业生产教育、科学教育等
。在急迫的革命形势下除了对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阶级意识进行直接的教育引导外，中国共产党还关注农民农业生产技能，通过引入和传播科学的粮食生产和培育技术为农业生产提高效率，为农业发展提供知识储备和技术支撑，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例如，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农村教育决议案》
，要求“政府用最快速的时间，筹办一个全省农业展览会，搜求中外所有与农业知识技能有关之农具及农产品，尽量陈列以供农民改良农业之参考”
。农业生产是农村经济的命脉，也是农村教育的重要板块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环节努力把握重点、分清主次，通过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灌溉技术奠定生产基础，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乡村建设。
三是大众性。历史上教育机关都为剥削阶级所把持，广大工农群众无权受教育，也无钱受教育。受五四运动时期各类新思潮的影响，原本属于贵族阶层和统治阶级专利的文化教育开始惠及农村大众。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教育者开始着手创办工农教育，做出了实绩
。过去中国农民在封建思想打压下长期远离文化生产与实践，游离于文字符号体系之外，最终造成了其文化素质低下、思想观念陈旧的现实状况，严重影响农民理解革命内容和培养革命意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但农民阶级由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低下，表现出狭隘、保守、涣散、迷信、愚昧、盲从等固有的缺陷
，因而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养群众纪律性刻不容缓。为此，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民生产生活展开文化教育，以期降低文盲率。例如，各级政府利用农民空闲时间，采取开办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冬学等多种形式，组织农民识字和学习，并编写了各种教材
。农村教育将原本束之高阁的文本知识以新的形式呈现在农民面前，让文化大众化的福利惠及每一个农村百姓，引导农民主动用知识武装思想，用思想引领革命，在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同封建残余落后观念断绝关系。
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除了中国共产党在努力进行农村教育实践外，部分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也纷纷投身乡村建设浪潮。其中，乡村教育改良派的乡村教育运动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在乡村危机的现实召唤下，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仁人志士共赴中国广大乡野，以期通过乡村建设，振兴中国社会，从“新农业，启农智”的角度出发挽救民族危亡。无论是乡村改良派的改良路线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都旨在深入农民生产生活，将农村教育作为社会变革契机，在知识大众化建设的浪潮中普及新兴观念。
其一，教育内容涉猎广泛。教育内容不只拘泥于知识文化教育，还涉猎农业生产、卫生宣传、军事武装等。为普及先进知识技术和文化观念，满足乡村整体发展需要，教育内容还紧贴农民生活实际。如，改良派代表晏阳初认为解决农村“愚、贫、弱、私”的问题根本上要通过实施“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来改变，认定这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方法。并非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贴膏药式的方法可比”
。革命派代表彭湃则倾向建设农村教育自循环体系，体察农民关切，通过设立农会为农民学校指定校舍，代请教师，将地主“批耕”土地的利润收益作为教师薪金。在教授记数、识字和生产、生活日用知识的同时传授革命道理，动员农民办农会
。
其二，教育形式要农民化。教育者在教学形式上秉持“教化农民先农民化”的理念，要主动贴近农民生活，与他们一同劳作，了解其生活和生产习惯，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生动教学，以提高民众学习效率和容纳度。例如：陶行知把“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口号，宣扬“博士下乡”“科学下嫁”
。中国共产党更是着重运用“农民的语言”传授教育内容，辅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内容传播
。例如：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彭湃为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到农民家中和田地里一边帮农民干活，一边向农民讲述其生活困苦的原因以及解脱痛苦的方法，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他还把革命道理用方言编成歌谣演唱，到农民赶集的地方讲演，为吸引农民，借助魔术表演向农民做生动的政治宣传
。总之，中国共产党和乡村改良派的农村教育实践都是在恶劣政局形势下对乡村建设的大胆尝试，凝结了爱国图存的精神信仰和强国富民的时代愿景，力求通过科学设计，以系列乡村教育建设方案丰富农民的知识世界和生产实践。
虽然中国共产党和乡村教育改良派在教育措施上有相互融通、相互取鉴之处，但因政治立场的差异，其教育理念和建设成效存在较大差别：
一是对教育对象的认识存在差别。乡村教育改良者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大多从“人性恶”的角度剖析教育对象，认为农民的顽劣程度大于教化程度，忽视了农民勤勉、踏实、善良、正直等正面品质，因此教育者应该在教育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而作为教育对象的农民则居于次要地位。不同于改良派自上而下的教育实践道路，中国共产党将农村教育中从事一线生产劳作的农民定位为能动主体，结合马克思主义农村教育理论挖掘农民自身的精神潜力和革命价值，通过教育激发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是对抽象人性论的根本性超越。
二是教育目的不同。改良派的教育目的仅仅停留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劳动力，改善农民生活，而忽略了宏大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下潜在的压迫性根源。不同于改良派的农村教育方略，中国共产党农村教育的目标是使农民的视野超越当下日常生活而唤醒其阶级自觉意识，通过农村教育这一直接手段激发农民阶级独立意识和革命斗争精神，在提高广大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革命素养，让农民有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自觉意识，牢牢将革命武器掌握在自身手中。中国共产党农村教育的革命性质直击社会结构带来的阶级压迫根源，真正促进了农民身体和精神的全面解放，加速了中国的整体解放。
三是农村教育策略差别。改良派的乡村教育运动忽视了对农村教育、农村生产生活实践更具决定性的影响因素需要根本性改变，乡村教育运动以教育为唯一的推进路线，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变革推进乡村发展，具有深重的“改良”烙印，缺乏整体性视角。而中国共产党则采取整体性推进方式对农民生产生活实践进行挖掘，针对性展开农村教育，将农村教育的发展与农民的政治解放运动、农村的土地运动密切结合在一起
。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民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和个性解放，最终实现农民全面发展
。政治解放使得农民能够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农业生产和农村教育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农民不再忧虑地主豪绅的剥削与压制，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和学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系统的农村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上至苏维埃中央政府或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至分区、县、乡、村，使农村教育的推行具有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证，能够落到实处
。除了体制上的层级化完善，《农村教育决议案》还对农民教育的方针、组织、师资、经费等作了规定，强调农村教育主要目的是“一面可使农民于教育中养成其革命思想；同时，也要增进其农业之知识与技能”，即服务革命、服务生产
。在充分满足农民需要的基础上设计对应的教育制度，顺应民心所向。可见，中国共产党侧重于“以面带点”的发展模式，善于从整体上把握农民思想动态，满足农民实际需求；利用乡村资源和阶级势能，充分激发教育活力和革命动力；在政治制度和科学方法上多措并举，从整体视角出发改善乡村教育局面，打造农村教育革命模式，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教育实践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1919年，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一场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核心是“爱国、民主、进步、科学”。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探寻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中国教育发展也由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时代。此后，教育不再是贵族阶级或特权阶级的专属物，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开始享有受教育权
。五四运动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有益成果，推开了我国近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门，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平民化。
平民教育运动是五四运动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为探寻改造中国道路而开展的运动。平民教育的真实精神就是求得社会各分子的真正平等和自由。平民教育思潮的共同点是重视平民主义教育，启迪平民爱国民主的自觉心。在平民教育思潮指引下，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创设平民教育社团，例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平民教育社”，其宗旨是“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是五四运动时期提倡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和救国图强的一个典型社团
；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邓康）、廖书仓等发起组成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在北京城乡群众聚集之处讲演
。
1919年，平民教育的宣传出现了高潮。2月，李大钊发表文章，主张普遍建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给工人以教育。3月，蒋梦麟发表文章，称平民教育或曰“民权教育”，指出“此次世界大战之结果，平民主义已占胜势，世界潮流，且日趋于平民主义”
，称中国应步趋世界潮流，加强平民教育、发达人权教育。“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1919年4 月1日下午，平民教育演讲团在邓中夏等人率领下在北大东便门外蟠桃宫举行了第一次露天演讲，3日下午和5日下午继续举行演讲，其讲演题目各种各样，如“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国民应尽之责任”等，他们的演讲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1920年3月，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邓中夏的倡导和建议下，不断扩收新会员，扩充讲演团的队伍，并适时更新演讲主题，增添新的内容。除在城市讲演外，讲演团还到卢沟桥、长辛店、通县等地的工厂、农村进行演说，开展社会调查，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
1919年10月，北京高师部分师生共同创立了平民教育社，该社本着“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开展刊发《平民教育》杂志、约请文化名流和著名学者进行专题演讲和编译书籍等活动，力图将平民教育思潮放在中国整个新教育运动中去研究
。
同时，国语运动的持续开展促进了课本国语化，中小学“国文”改为“国语”、全国的各种文学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科学教育提倡教学法改革、教育机会再分配男女可以同校，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主动深入农村调查，切身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难和农村缺乏教育设备设施的发展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农民运动方兴未艾，农民革命组织纷纷建立，农村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主要通过演讲的形式来宣传国民常识，开展平民教育、启蒙教育，其演讲的受众对象既有城市的平民，也包括乡村的百姓及工人。“所交接底人，如认为有输入吾们主义之必要时，不管他是人多人少，我们就要与他攀谈、提倡阅书报社等多种具体措施将平民教育的实践推向每一个团员所到之处。”
1920年初，北京大学开办的“平民夜校”，是“北大平民教育”对外的一个代表。1月18日“行开学礼”当天，便有来宾“七八百人”到场观礼
。刚开办两个月，夜校已招收了350名学生，“年龄最大的三十八岁，最小的六岁。程度最高的高小四年及中学一年的程度，最低的不识字”，“因其程度高下，分作三级十六班，男女老少共学”
。此后到校参观者也连日不绝，使得夜校方面“几有迎接不暇之势”，不得不登出启事，以“每星期一、三、五……为接待参观之日，凡有欲参观者，请按上定日期来校，以便接待”
。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将工农群众视为教育对象，积极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普及教育工作。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发展农村教育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开展工人教育实践。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和张国焘等人受组织委托，去长辛店铁路工厂与史文彬等工人代表接头，筹备开办工人学校。
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旨在“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它招收附近工人和工人子弟入学读书，学生读书不收学费，办学经费靠募捐解决。该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开设，课程略同于普通国民小学；“夜班”为工人而设，但入学的“多青年工人”。学习科目有科学常识、社会常识、铁路常识和国文、法文等，教员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派遣，除有两名常驻教员外，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经常去讲课。“夜班”的国文识字课本由教员自己编写，他们把工人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用字编成课本，讲课时先教认字，再讲道理，使工人既能学到文化知识，又能学到革命思想
。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认为农民问题已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要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就需要开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民思想的解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设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动组织讲习所等，向他们宣传阶级斗争的思想；应该在一切工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从而把工人教育和工人运动合为一体
。
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在社会改造中实行义务教育。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提出“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主张。而在这以前，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并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指出其在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任务是：应为所在地方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并发刊通俗的日报、月报、小册子；对于青年农人亦应特别注意；又应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受普通教育。决议案指出要开展六项教育运动，其中第一项就是要开展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特殊教育运动，可见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主张把工农教育放置在各项教育工作的首位
。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党的三大后，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工农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既重视文化科学及农业知识教育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农会、补习班不断在实践中建立，农民教育得到普及。可见，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之始就关注乡村的劳苦大众。
1921年，全国建立了三处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分别是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广东海丰农民协会、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其中，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成立时间最早，广东海丰农民协会是声势、规模最大的协会，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是全国第一个工农联合的革命组织。
（1）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
在反动军阀的统治和土豪劣绅的剥削下，农民们的生活痛苦不堪，终年不得温饱。1921年4月，沈定一（号玄庐）回到衙前，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当地的农民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才能改变现有的悲惨生活状况。
1921年9月，衙前农民运动在浙江省的萧绍平原爆发，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农民运动。沈定一为此次农民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年9月27日，以贫苦农民李成虎为首的衙前农民在东岳庙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衙前农民协会，并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农民协会成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农民进行抗租减租，如《衙前农民协会宣言》第一条所言：“基于本村农业生产者还租的利害关系，求得勤朴的生存条件”。农民协会发出告示，做出“三折还租”的决议（即按原租额的三折交租）；规定改大斗为公斗（每斗十五市斤）量租；反对交预租，只还当年租，并且还要看年成好坏还租；等等。减租制度的制定，使农民负担减轻，维护了农民利益，广大农民群众纷纷响应减租斗争。
农民抗租减租斗争触发了地主阶级的警觉，为继续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的优势地位，地主们勾结军阀镇压此次农民运动。反动军阀政府肆意抓捕抗租减租的农民、解散农民协会、严禁农民进行集会演说等，逮捕了几名农民领袖，李成虎在狱中遭受酷刑而死。至此，轰轰烈烈的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了。
衙前农民运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它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旗帜鲜明地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立地位”，明确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并且明确指出，造成农民生活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都是有产阶级形成的结果”
，因而，要求得解放，必须“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势力，叫他们有产阶级的人，在我们面前屈服”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所不及的。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农民运动的先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事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实践，为党以后从事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
（2）彭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彭湃是一位出生于地主家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将日本农民运动的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领导农民发动起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领袖。
1922年，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彭湃已在海丰县组织了总农会。总农会设教育部，并在农会的《临时简章》中将“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列为主要任务之一
。
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开办农民学校，具体实施“农民教育”。农会为农民学校指定校舍，代请教师，通过向地主“批耕”土地作为学田，交由学员父兄耕种，收入除缴地租外，充作教师薪金。这就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保障了“读书不用钱”。当时开设的农民学校设有“日班”与“夜班”，主要包括两部分教育内容：一是教授记数，识字，生产、生活日用知识，写信，珠算和写农作物及农具的名字；二是传授革命道理，动员农民出来办农会
。除农民学校外，海丰各村乡还举办了半日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和其他教育事项。同时，各乡开办了小学，农民子女可以免费入学。
1921—1923年，在广东海丰、陆丰地区，彭湃先后创办了10多所农民学校，将革命教育厚植于面向农民群体的文化教学中，以期“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
。
1925年5月，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农村教育决议案》，规定了农村教育方针和农村教育设施原则。1926年5月，为了促进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程度和增强农民的战斗力，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教育决议案》规定了农村教育的具体计划、经费问题，要求政府今后对于地方学款之支配，应以十分之五以上用于农村；教师问题，要求政府立令各县速办一间农村教育师范学校；农业展览会方面，要求政府快速筹办一个全省农业展览会，搜求中外所有与农业知识技能有关之农具及农产品，尽量陈列以供农民改良农业之参考。同时，指出农民协会应积极提倡教育，兴办成年农民补习学校、通俗讲演所及农村小学等。教学之课程，成年农民补习学校及讲演所，应有国文、信札、卫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政治常识等课程或讲演材料，农民小学除普通小学课程之外，其与农业有关的知识及显浅之革命理论，应宜随时灌输，故宜特别增设三民主义浅说、国耻小史及农业常识等科。
1927年11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1月13日，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11月18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11月21日，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然而，1929年8月24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于30日下午遇害
。
（3）衡山岳北农工会的成立。
衡山岳北农工会是湖南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是全国第一个工农联合的革命组织。1923年4月，湘区委员会选派水口山铅锌矿优秀干部刘东轩、谢怀德带着革命的火种，回家乡岳北发动并组织农民运动。经过积极筹备，1923年9月16日，岳北农工会在刘捷三公祠召开数千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宣布全省最早的农民阶级革命组织——衡山岳北农工会正式成立。衡山岳北农工会成立后，做出不准囤积居奇、阻止谷米出境的决定。新桥大地主胡育嘉、刘碧臣等人不顾人民疾苦，将囤积的谷米偷运到湖南长沙等地卖高价，刘东轩、谢怀德闻讯后率领两千多农民手拿梭镖、锄头赶至晓岚港、梓木港河岸收缴所有谷米，按每元四斗五升的价格，全部粜给农民，所得收入，作为农工会办公经费，打响了岳北农工会斗争的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农民教育的重点在城市，尤其是面向作为城市工人主体来源的破产失业农民。1921年，各地的党组织仿照“长辛店模式”，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掌握斗争本领”
。如：上海党组织在纱厂集中的小沙渡创办了由李启汉主持的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大学革命师生在杨树浦、浦东、吴淞等工人集中的地方办起工人补习学校或工人夜校。
广州、武汉、济南、湖南的党组织也创办了工人学校。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夜校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区区委以湖南平民教育会名义，在1922年初由李立三（李隆郅）等人创办的。
安源路矿工人夜校是影响和成绩最大的工人学校。初办时工人夜晚至校补习者有60余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办学4个多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由俱乐部拟定《补习教育强迫入学章程》，规定凡30岁以内的青壮年工人必须入学接受教育，于是夜校学生人数激增。在此之后又设立了7个分校，还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了6个读书处和30多个公共阅报处。安源路矿工人夜校根据学生不同的文化程度开办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图画、珠算等。为了防备反动当局的破坏，工人夜校对外采用的教材是普通的《平民读本》《工人课本》《补习入门》等，对内则使用《两个工人的谈话》《工人和资本家》等自编教材。教师在讲课中把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和革命思想的宣传融合在一起，即便是教识字的时候，也渗透政治内容，使学生通过学习既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也提高了阶级觉悟和革命意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办工人夜校的同时，还办了工人子弟学校，它是4年制的初级小学，办学经费由路矿当局拨付，学生免交学杂费。安源路矿的工人教育持续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它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教育的成功实践，也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一次成功尝试
。
这一时期始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国共第一次合作局面形成，中国革命出现高潮。为了迎接大革命的高潮，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四大。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决议案，都提出要对工人和农民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引导其积极参加革命的问题。
在《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使我们的宣传能达到青年工人，我们就要组织俱乐部、学校……等机关，以与青年工人接触而得从事宣传”。党的四大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农教育也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
1926年12月，湖南省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村教育决议案》，提出：省农民协会要从速组织农民教育委员会，编写农民学校教材，尽快实现农民教育的普及。决议案一方面强调改革农村原有的国民学校、高等小学和女子职校，并改良私塾；另一方面提出以日班（农民子弟）、夜班（成年农民）和女班的形式举办农民学校，并决定县办农村小学师资学校，解决农民教育的教师问题
。
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在广州前后举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指出今后农村教育要适合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之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
毛泽东、杨开慧于1925年春回湘潭韶山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时创办了农民学校。1926年冬，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势如破竹。
1926年，时任广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毛泽东还专门讲了“农村教育”课程，认为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教材应力求适合农村需要；普及乡村义务教育，并把农村教育与农村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1927年初，毛泽东又在武昌开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继续培养农运干部
。
1927年9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即颁布行动纲领，规定男女在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一律平等，实行普及教育，提高革命文化，强调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发展社会文化，提高普通文化程度
。行动纲领着重突出了乡村社会教育。
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变革的目标转向了广大农村地区，意识到农民是除工人外的另一重要的革命主体。伴随五四运动后文化与艺术大众化思潮的传播与发展，新文化运动开始突破观念倡导和宣传的层面而走向了实践
。在这场文化普及的浪潮中，教育扮演着重要的观念转化角色。从本质定义上讲，农民教育是指帮助农民克服自身固有缺陷、释放发展潜能、实现全面解放的专业活动
。在农村深陷社会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农村教育为武器，带领广大农民进行农民运动，通过农村教育帮助农民摒弃糟粕风俗，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强化革命意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新的发展基础。因此，这场表面上看只是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教育运动，实际上深深唤醒了广大农民参与社会变革的阶级主体觉悟，从根本上转变了农民在阶级斗争中的被动立场。事实上，以解放农民思想为核心要义的农村教育顺应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革命要求，符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革命路线以工人阶级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主要模仿苏联的革命经验，以城市为革命阵地，开展工人教育。但在遭遇系列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革命方针，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一转变之路是充满荆棘与坎坷的，特别是要基于农村的具体生活实践进行革命路线的重新设计，首要的便是基于农民阶级的特征对农村阵地组织进行重组。农村教育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存在一些必须克服的问题。
其一，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农村问题时遇到的现实困境是农民阶级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与消极性。农民身上普遍存在的这种局限性与消极性是封建社会压迫下沉重苦难的反映。对此，中国共产党以教育为手段来改变现状，认为农民阶级需要通过“教化”和“启蒙”才能唤起其内在革命动力。面对农民阶级自身存在的革命障碍，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洞察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根除阶级弊端，只有贯彻科学的、大众的、满足农民需要的教育方略才能团结工农联盟，集中力量解放乡村，解放城市，解放新中国，并以此为逻辑开展农村教育。
农民作为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
。只有意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农民阶级本身存在的局限，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找解决途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用合适的教育方针和手段以服务解放事业的发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农民教育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农民参与农民教育的主体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农民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突出，农民教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
。
其二，中国共产党需要确立农村教育方略基线。办教育永远不是孤立地发展教育而忽视其他社会结构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以教育力量带动农村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不仅在文化教育上，而且在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以及卫生教育等涉及农民生活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文化和思想革新，充分发挥教育潜力。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主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壮大组织自身力量，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宣传政治、经济等先进思想，这有助于帮助农民站在宏观角度审视自身境况，激起农民革命自觉性；在教育目的上，中国共产党为了让农民完成自身解放，农村教育实践往往是从整体上谋农民之发展，注重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知识上、卫生健康上全方位地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教育农民，启发农民提高觉悟，提高政治、文化、技术、身体素质，进而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策略主要是把文化教育活动与其政治经济上的翻身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体地位获得相联系
。这一系列工作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采取“以点带面”的策略带动农村社会整体发展。
总体而言，农村教育的困境既是教育政策设计者需要破解的难点，也是激发农村教育完满实践的动力。只有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设计解决策略，才能充分挖掘潜在的社会关系矛盾，更好地让政策方略为实践所用。早期问题解决导向下的农村教育策略设计，以及贴合民众需求并推动民众发展的教育初衷不仅让中国共产党为民执政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也突破了农村教育的现实困境，是农村教育的一次实践典范。
回顾1919—1927年的农村教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教育团结带领工农阶级不断锤炼自身政治本领、开展政治斗争以取得人民解放的决心。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农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斗争、点燃农村革命火种的方式，为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创造了条件
。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教育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培养了革命后备力，壮大了革命队伍，是中国革命得以胜利的基础。
其二，农村教育虽然实践过程艰辛而迂回，但其影响重大而深远。一是通过发展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准
，这既是新文化运动引导下的文化与艺术大众化的现实实践，也是革命思想传播的现实需要，从而帮助农民理解和更正革命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农村教育实践既促进了农民教育的良性发展，也推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即通过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为革命培养坚实的后继力量和动力源泉；三是农村教育使农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主体地位，意识到自身享有的政治权利，有利于农民主动组织和参与农民革命运动，在根据地内进行各级政权的管理，形成农村自治的良性机构，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四是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而改变中国乡村的面貌和农民的命运
。由于革命主体是农民，这就需要通过农民化的教育手段动员广大农民，从思想上为政治斗争提供行动养料，结合社会实践、生产劳作等活动使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挂钩，共同促成其思想转变，启蒙革命斗志，这既是理论联系实践的良好典范，也是特殊时期教育方略的实践创新。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教育切实解决了农村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并通过教育促进了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的农村教育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符合中国特色实践的农村教育路径，为后来农村教育的接续完善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教育领域内的一次重要突破与尝试，有利于战争年代农村教育范式的进一步深入推广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