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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近代中国饱受屈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提出了诸多方案。回顾这段以“屈辱-抗争”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改良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但都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黯然退场。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确定了中国未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也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教育思想。本章将从教育对象论、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论、教育途径论和教育方法论等五个方面来探寻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农村教育思想，探索“觉醒年代”中的思想光芒。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指导思想对未来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宣称“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他在同期发表的《Bulshevism的胜利》中满怀激情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9月、11月，他又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也发生巨大转变，如学者所言：1923年至1924年，“他在教育思想上也彻底放弃了资产阶级教育观及‘教育救国’论，认为中国只有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提出教育要服务于政治革命，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教育侵略”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力量，“劳工神圣”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集体共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派遣华工赴法“以工代兵”，进入“战胜国”行列，这一喜讯跨过大洋传至中国，即刻举国欢腾
。人们开始注意到“劳动”以及“劳工阶级”的重要地位。同年，蔡元培提出“四民皆工”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喊出“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
“劳工神圣”的响亮的口号，其思想大大推动了劳动观念和劳动价值观在中国的转变与实践
。五四运动使“劳工神圣”的观念广泛传播。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刊发《“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通过列举各国历史上的5月1日的工人示威运动，进一步将“劳工神圣”这一观念推至高潮
。自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彻底完成了对“劳工阶级”在革命中重要作用的完整认识。
随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已充分认识到劳工大众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认为广大劳苦民众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但是广大劳苦民众始终处于黑暗、被压迫和愚昧状态，教育是唤醒他们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深刻凸显着平民教育思想。
蔡元培在1927年发表的《<浙江最近政纲>审查报告》中明确提出，“普及义务教育，使学龄儿童一律入学”“提高女子教育……男女同校”“励行平民教育及平民识字运动”
。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平民政治”“平民文学”等口号，在教育上同时也提出了“平民教育”的口号，逐步形成平民教育的思潮和平民教育运动
。这一时期众多学者开始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平民教育是现代社会民主思潮在教育上的反映，此时期活跃于社会舞台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及鲁迅等人号召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和国民觉悟，反对封建专制，在教育领域则演绎或表现为平民教育，并由此引发了平民教育思潮
。平民教育这一思想的核心观点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村教育的对象、目的和内容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农村设有社学、义学、私塾等多种教学机构，负责启蒙教育。1905年，清光绪帝下令“废科举，兴学堂”。由于清政府仓促废除科举制，旧教育体系的解构迅速引发农村教育断层，旧学已破但新学未立，“旧学体系瓦解”和“新学内容疏离”给农村教育事业造成巨大冲击，再加上农民传统观念转变艰难、经费不足、师资匮乏等现实因素，农村教育更加举步维艰
。同时，过快废除科举使循序渐进中的教育普及失去了制度的推力与保障，并造成新式教育的贵族化倾向
。
农村教育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转型期，传统“耕读传家”的社会土壤被破坏，农村地区无科举可考，传统教育被废弃，农民因教育前途和教学内容的顾虑而普遍难以接受新学，契合农民农村日常生活实际需要的新式教育又难以提供，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新旧教育之间紧张的两难冲突。
在早期革命斗争中，面对错综复杂的世情和瞬息万变的时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主张，形成了富有见地的农村教育思想。他们主张紧密围绕平民，尤其是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农”，充分利用教育补习机关，通过“识字”“戏曲”“新剧”等宣传载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革命教育、阶级教育和农民生计教育，最终达成为革命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目的。
（1）教育对象论形成的双重背景。
近代经济变迁使20世纪早期的中国产生了具有鲜明农民底色的工农阶级，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从关注平民开始，进而发现“工农”。特别关注“工农”是早期领导人农村教育思想的突出特征，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受到中国近代经济和思想变化的双重影响。
经济上，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主要形式。但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商资本的侵入、本土买办阶级和官僚资本的壮大，使得国外工业社会的商品大量向中国倾销，小农经济的稳定性被破坏。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外资工厂由于需求增多扩张招工，另一方面农民迫于生计选择进城做工，这使得一部分农民成为被资本压迫与压榨的无产者，这些农民与最初的劳工合流，成为具有农民底色的工农阶级。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具有本土特色的变化，并在革命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
如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政治及教育论述中常常将工农二者结合起来，如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说道：“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
思想上，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均受平民教育思潮深刻影响，并做过相关论述。陈独秀在“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盟约下致力于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
，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呼吁教育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型。他说：“我们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趋势……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无论贵族的平民的都好，因为人们不受教育，好像是原料不是制品；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因为资本社会里贵族教育制造出来的人才，虽非原料，却是商品。”
李大钊格外强调教育的平民化，重视其平等性。在《平民主义》中，他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平民的社会”，认为在这个“平民的社会”中，工人、农民和其他人，妇女和男人都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是“自由平等的个人”。基于平民社会理想，他提出“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中平民教育观念具有普遍性。
（2）从工人教育到工农教育。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是革命斗争的最主要形式，故对工人的阶级革命教育与文化教育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二人教育思想的重点内容。他们发表了系列文章分析号召工人这一庞大革命教育对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极富远见地预测了今后世界将是“劳工的世界”
。他在《劳动教育问题》中进一步提出“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
。陈独秀同样高度重视工人和工人教育，他认为产业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
，是无产阶级之“中坚”
，因此“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在《劳动者底觉悟》中，他明确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
。在《告劳动》中他进一步提出将“阶级的觉悟”和“革命手段”作为两大教育内容
。
随着社会局势的迅速变化和革命斗争的持续深入，陈独秀和李大钊逐渐认识到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在农村教育对象上逐渐认识到“工农”作为革命教育对象的重大意义。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明确指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他在悉数揭露和深刻分析了农民的苦痛后，提出要利用“教育及宣传”的方式引导农民加入国民运动
JS。李大钊对农村展开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农民和农村教育问题的论述十分深刻。他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他号召“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在北方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农民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情况，明确提出实行“耕地农有”的政策
。李大钊是中国农村建党第一人，中国农村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直隶（河北）安平县台城特支就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基于平民尤其是工农的教育需求和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教育目的、内容、途径和方法层面都形成了有针对性的论述。
不同于资产阶级对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的改良认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认为该时期农村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扩大政治基础，为革命政治斗争服务。陈独秀、李大钊二人身处觉醒年代和革命年代，他们带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救亡图存。因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主张教育要服务于政治，把教育作为拯救国家的工具之一。一方面人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国家太平、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给人民更好的生活。
（1）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成为代表政治进步的主流社会思潮。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积极开展革命，都强调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但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后者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张教育要面向工农阶级，让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进而推动这一时期的革命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任务。
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认清本质。教育能够帮助人民认清社会本质。李大钊提出：“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二是坚定信念。教育要坚定推翻反动的统治力量，坚定不移地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中国教育要走社会主义方向，并批评了教育脱离政治而独立的思想：“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乡村建设派和乡村教育运动先驱者所倡导的乡村教育实践不同，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们对工农教育的提倡没有仅仅停留在生活生计层面（他们也通过多类教育形式帮助农民识字和发展经济），而是直面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鲜明提出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才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核心和关键，要从根本上发展农村教育，必先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变革。这凸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独特思想。
（2）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对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有产者走向了无产者，走向了具有农民底色的工农阶级。正是这一时期教育对象的转变，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标得以明确。民国时期主张的民生主义虽然包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状况和社会福利，但土地纲领中没有包含农民彻底摆脱封建桎梏和“耕者有其田”的实际内容，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没有切实得到保障，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关注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与民生主义不同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主张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他们开始关注身心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农和劳苦人民，因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一方面主张利用教育来满足劳苦人民的知识需求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主张教育为知识分子习得未来就业所需技能，为将来的生计打下基础。
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一是要让劳苦大众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阶级地位，树立阶级意识，使其通过革命彻底地翻身当家作主。陈独秀反对私产制度下支持资产阶级的教育，他指出：“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
二是要丰富其精神世界，提高其知识素养。李大钊把工农惨遭剥削的现状看得十分清楚。他说：“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世界潮流已竟〔经〕到了这般地步，他们在那里，还只是向人家要什么真主，还只是听官绅们宰割蹂躏，作人家的良民，你说可怜不可怜呢？”
他强调：“现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都主张缩小工作的时间。从前还主张八小时，现在有主张六小时的了。在我们懒惰的人看来，多以为省出来的时间，只是为休息休息，那知人家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工农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来丰富精神世界、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
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主张教育为人民服务，关注底层劳苦人民的切实需求，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群众基础，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一时期的教育符合革命需要，也满足了广大劳苦群众和平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因此该阶段的教育定位是恰当的，充分发挥了教育对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助推作用。
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服务目的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主张通过对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唤起人民觉醒的意识、唤起人民的革命意识；对民众进行阶级教育，唤起人民的阶级意识；对民众进行知识文化教育，唤起人民的素养意识；对民众进行需求教育，唤起人民的生活意识。通过这四大教育内容，来达到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双重目的。
（1）工农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
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主张通过工农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让农民觉醒、奋起反抗，从而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陈独秀、李大钊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们带领广大劳苦群众进行革命，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
1921年初，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创办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在该学校中所做的工作如下：“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同时李大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乡间去，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
。他说：“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
（2）工农阶级教育。
自从社会分化出统治者与被统治阶级，社会就变成了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教育的阶级性是由教育本质决定的
。陈独秀、李大钊二人主张通过农民阶级教育，以提高农民阶级觉悟，使其形成阶级自主意识，为实现当家作主做好思想准备。他们主张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才有可能让他们在思想上自觉意识到自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1925 年12月，李大钊在著名的《土地与农民》中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在经济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李大钊准确判断了当时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真实状况，指出中国农民占比最高，“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
；人口占比最高的农民正处于困境，“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
。他判断农业是当时中国的基础性产业，“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
。他还看到中国农村的黑暗，“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
。鉴于以上对于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真实状况的判断，李大钊采用了自己的农村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和“佃农”四个阶层，发现了农民中蕴含着的潜在革命动力，得出了“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的判断
。陈独秀也在分析了中国“无地农民”、“自耕农”、“佃农”及“雇农”的苦难后，肯定了其参与革命的可能，号召“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
。
自此，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阶级教育自然就呼之欲出。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
。不仅如此，还需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力量，只有工农劳动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才是争取生活改善安定的唯一途径。例如：在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中，“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仁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智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
。教育就是要“让他们（农民——引者注）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才能真正的达到除暴安良……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
。
（3）工农知识文化教育。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主张通过知识文化教育，提升农民群体的知识文化素养。他们都认为只有提高了工农阶级的整体素质，才能保证革命取得全面胜利。
李大钊主张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动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他认为人生必需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
。邓中夏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课程设计中说：“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
。
（4）工农需求教育。
工农需求教育是指教育内容要满足工农具体日常需求的教育。陈独秀、李大钊敏锐发现了旧教育普遍脱离实际的症结。一方面，所学非所用。旧教育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
；“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所学无论其为何科，社会皆不能消纳之应用之”
。另一方面，所教非所需。“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
。基于此，陈独秀主张新教育要适应实际需求，对农民群体进行符合实际的需求教育，即“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使教育效力宏博，则幸甚”
。要打成一片，则需“以后办学，务使社会明了教育内容，深知舍教育以外，不足以培成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之人才，及深信教育在社会上之实益”
。要适应农民的需要，则“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为教员者，又宜认真训练学生，作育人才”
。以广东为例，“广州附近丝业颇盛，即应设立蚕桑学校；潮惠富于海物及渔业，即应设立水产学校；北江多森林，即应设立森林学校；倘然把森林学校设在惠潮沿海地方……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了”
。
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农村教育内容包含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反抗斗争教育、生活改善教育等。与同时期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等思想相比，他们都强调了应从农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出发设计教育内容进而满足其生计需要。但陈独秀、李大钊的农村教育主张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教育建设符合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发挥教育的阶级斗争作用，唤醒工农阶级意识，传播革命思想，直面当时中国根本的阶级问题。
“个人主义的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分为两件事……社会上一般人眼中的学生学校，都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不是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面对这种情况，采取何种途径面向工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革命教育、阶级教育、农民需求教育，才能使教育符合工农生活实际呢？如何有效达成教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呢？陈独秀和李大钊找到了“半工半读”的教育途径，以实现教育与工农生活实际紧密结合。
李大钊提出了“工读”与“耕读”相结合的教育思想，旨在改变“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的状况
。李大钊1919年12月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中写道：“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
陈独秀认为，“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
李大钊强调“半工半读”的教育途径，主张“读不误工”和“通俗文学”。首先，他提出只减少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不行，同时还应增加工人工资。“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应该要求一种Democracy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
也就是说，要把剩余劳动时间还给工人们，让他们在这段神圣时间，去读书，去看报，去补习技能，慰安灵性。因为“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一个人汗血滴滴的终日劳作，靡有工夫去浚发他的知识，陶养他的性灵，他就同机械一样，牛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甚么区别。”其次，李大钊主张设“补助教育机关”，在这些补助教育机关中，教育内容与形式可采取“通俗文学”的方式，如“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要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休息时间的阅览”
。
可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所主张的教育途径是在充分了解当时工农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与其农村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紧密结合的，在根本上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将农民教育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手段。邓中夏在总结农民运动经验时说：“我现在把我对于农民运动的几项意见写了出来……农民教育是我们一条最稳便而有效的道路，如果把这一层办到了，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踏进去了。”
农民教育被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步，可见其重大性。“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如何迈出呢？他们根据中国农民实情，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实施行之有效的教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智慧。
（1）贴近农民生活的教育方法：排戏曲、编新剧等。
中国古代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向来繁盛，戏曲就是被长久保留下来的一项。由于其娱乐性和故事性较强，广受农民们欢迎，因此结合戏曲被当时的许多教育家当作教育方法之一。
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曾对其做过详述。可将其思想概括为两点：戏曲受众广、戏曲需改良。在面向广大农民的群众教育方面，陈独秀认为戏曲有明显的教育比较优势：“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
“依我说起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
“我看列位到戏园里去看戏，比到学堂里去读书心里喜欢多了，脚下也走的快多了”
。
戏曲有显著的教育比较优势，但要抛弃旧戏曲中的糟粕，须对旧戏曲进行改良。如何改良呢？陈独秀提出了五种戏曲改良思路：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可唱淫戏，除去富贵公民的俗套
。陈独秀对排新戏曲以开民智的教育功能有很高期待：“现在国势危急，内地风气，还是不开……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
除戏曲外，皮影戏、新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也被重视起来。如邓中夏所言，在教育方面，“关于时事之演讲，唱本之改良，新戏之革新，幻术影戏之添置，亦当尽力推行”
。恽代英在论述面向农民如何进行文化方面宣传时也提及，“言辞态度须不至惹起农民重大的反感，最好是用新剧表演，形容其滑稽荒谬”
。
（2）兼顾政治目的的教育方法：口号宣传、时事故事等。
面向农民的正规教育很难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得到有效保障，为了向农村地区传达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内容，口号宣传成了重要的教育方法。陈独秀在《中国农民运动》中，分析了中国无地农民、自耕农、佃农及雇农的痛苦及其参与革命的可能后，指出“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一）教育及宣传……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可见，陈独秀注重在农暇时期以口号宣传这一农民喜闻乐见的教育方法对其施以教育。
邓中夏对利用口号进行政治宣传教育也做过论述，他曾针对一般农民私有观念极重的现状，实事求是地探讨“口号宣传”的合理性问题：“中国纯粹农民劳动者（雇工）究不及自耕农佃农之多。所以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因为一般农民私有观念极深，真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如果我们用那样多高的口号，不是反而把他们吓跑了吗？我们的宣传口号只能用‘限租’，‘限田’，‘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这一点极其重要，运动家不可不特别注意。”
他还强调要注意利用恰当时机展开宣传：“其他如露天讲演以及新年大节休暇时聚会娱乐尤应利用时机宣传，方法愈多愈好”
。恽代英探讨过采用适宜的宣传方法问题：“政治方面的宣传，若是用描述故事的态度为农民解说各种世界以及中国的大事，他们是很愿意听的……我们能有人将时事预先编成比较长篇的小说，以为宣传之根据最好……如能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自然更好。”
因此，不论是戏曲、新剧、小说、故事，还是教育宣传，以及利用工闲时间组织的工人劳动补习学校，都体现出了党的早期领导人在特殊时期下的革命智慧：教育必须要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必须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些“接地气”的教育方法为后来我们党开展农村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也为今天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教育提供了有益借鉴。
陈独秀认识到社会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制约性，并指出教育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
这是陈独秀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教育发展路向的深刻认识。李大钊则在强调物质改造重要性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精神改造对物质改造的价值。他认为：“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刬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陈独秀和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立场，把教育作为宣扬进步革命思想的工具，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代表，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对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给予有力的批判和打击。
作为中国近代农村教育思潮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农村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教育特色，其先进性体现在通过教育唤醒了劳苦大众的阶级意识，将中国革命的三大主力军“工人农民兵士”
动员和号召起来。
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农村教育思想相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也致力于提升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并强调利用“合适”的方法，但是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最大不同是“教育目的”的差异。具体而言，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目的主要有两点：“谋自身”和“谋建设”
，主要针对“愚贫弱私”四大问题，重在解决农民生计问题；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目的是“以文化复兴中国”，解决“文化失调”。他们的探索由于涉及社会组织构造改变，因而未能形成成熟的可行性方案。晏阳初和梁漱溟都以“农民教育”为切入点，强调“农民自觉”，在农民教育、农业科技改良、社会陋俗改革等方面发力；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性，其实质走的是“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道路
。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农村教育思想着重强调通过平民教育唤醒平民大众的阶级意识，以发动革命斗争，重视政治斗争宣传，如反对封建主义及地主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及基督教会教育。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农村教育思想立足中国国情，始终围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任务展开，他们的思考与革命实践，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教育都提供了宝贵资源。
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受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平民主义”“平民政治”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国民党统治下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观察农村教育问题，对农村教育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以及农村教育的发展前提有了全新的思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教育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农村教育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农村教育的一面旗帜。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才得以废除，工农群众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局面才得以改变，广大的工农群众才开始拥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中国农村教育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濒临崩溃。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大量工人失业，物价猛涨，市场萧条。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者趁欧美各国忙于内部事务、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以及七七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华北大部分地区和淞沪地区，并成立了伪满洲国。在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民族文化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以侵略中国为其重要国策，其教育体系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体系。文化侵略的态势远远早于武装侵略：早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院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化侵略的工具；外务省里的所谓的“对支文化局”就是对华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了多所学校，学生达9万多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原燕北地区进行教育侵略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时期，为配合其“速战速决”的野心，对我国的文化教育设施肆意进行破坏、掠夺。自徐州会战以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为巩固其占领地，便由武力的文化摧残，变为文化的武力协助，对沦陷区群众施行奴化教育。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高额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重剥削，导致农村经济日益陷入绝境，农民极端贫苦。国民党统治势力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普遍排除于教育之外。当时，全国文盲数量占全国人口80％以上，其中以农村人口最多，人民群众愚昧无知。与此同时，农村教育又深受封建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影响
。无论是封建教育还是资本主义教育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都是剥削农民，远离农民的教育。其后果是农民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即便是少数掌握文化知识的农民也难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深陷危机之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运动却持续高涨，并开始了局部执政。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与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经历了三次局部执政。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抗日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大力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开展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新实践；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新进展和新经验。在局部执政期间，我们党重视农村教育对革命工作的重要作用，使执政区的农村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受教育权上的重大变化。在国民党统治区，教育机关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中，广大农民没有受教育权；而在共产党执政区，教育机关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广大农民拥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而且，为了保证劳苦群众的受教育权，党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并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创了包括普通教育、群众教育、干部教育在内的多元教育体系。
理论来自实践，认识来自经验。中国共产党是始终重视理论指导而又勇于理论创新的政党。在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从农村教育实际出发，始终贯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坚持“民办公助”原则、教师必须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等思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六个必须”从根本上回答了农村教育的领导权以及农村教育的本质、目的、方针、任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农村教育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农村教育的领导权归属问题，也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农村教育，关键在党。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农村教育为广大农民服务，才能促进农村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毛泽东早年就提出了教育与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提出要发展教育必须夺取政权的主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建立了与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农村教育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落实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上。坚持党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领导，首先是思想政治的领导。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
这一时期，我们党有计划地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仅组织党内学习，还面向党外群众，扩大学习范围，使更多的农民群众接触、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坚持党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领导，关键是要落实落细。这表现为：第一，以法的形式规定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等的教育机构和教育任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乡苏维埃创办列宁小学和俱乐部以进行普通的识字、读报各种文化教育工作，村苏维埃建立俱乐部以解释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进行读报、识字等工作
。第二，建立各种群众组织落实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领导。我们党通过建立童子团、少年先锋队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组织开展识字、读报、学习共产主义活动，儿童、青少年和妇女等都有机会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文化水平。第三，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潜移默化地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党组织不仅通过短期培训班、群众性大会、田间地头访谈交流等方式对农民群众进行革命与阶级路线的宣传教育，还采取了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如运用标语、墙报、画报等多种方式来宣传政治思想。
农村教育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背后有着重要的理论基础，即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同时，他也强调，阶级社会永远不会存在“普及教育”，教育总是有利于这一个阶级或那一个阶级，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教育显然为资产阶级服务。对此，列宁进行了具体表述：“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骗人，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事实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毛泽东针对当时广泛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指出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他形式的斗争应服从于政治斗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因此，要发展农民的教育，实现教育普及并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政权，进而掌握教育领导权。
农村教育必须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这是农村教育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着眼于人民大众，主要着眼于工农群众，主张广大工农群众都要接受教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致力于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而且建立了包括普通教育、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成立宣言中明确宣布：“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以法的形式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
。这些宣言和规定充分体现了苏区教育为工农大众利益服务的全新性质。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文化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要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产物的新学制已不再符合苏区教育要求，彻底改变新学制势在必行。我们党面向广大农民群众，立足于农村经济困难、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充分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受教育权利，其鲜明特点是：
第一，不分阶级。毛泽东主张被剥削阶级，尤其是广大的劳苦民众都能接受教育。他指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毛泽东主张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工农群众应接受教育，并强调通过教育使工农群众反思压迫及其根源，从而投身于有组织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第二，不分年龄。自国内引进西方传统教育制度以来，教育对象多以学龄儿童为主。而毛泽东则根据革命的需求和工农群众的需求，主张各个年龄阶段都应接受教育。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多元教育体系，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需求。
第三，不分性别。毛泽东强烈呼吁男女平等，认为女子和男子在革命、经济、政治、文化、婚姻等方面都是平等的，也有权接受教育。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极力主张通过加强教育宣传和举办女子学校的途径推动妇女的意识觉醒，即把妇女教育与号召妇女自我解放结合起来，实现自我革命；把妇女教育同改革封建婚姻制度结合起来，实现家庭革命；把妇女教育同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实现社会革命。
农村教育要为革命战争服务，这是农村教育的根本目的。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教育作为改造人和社会的力量，使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
农村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首先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具备革命所需要的知识，立志成为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艰难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急需一批能够在战争和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有准备的青年劳动者和公民，能善于了解战况和掌握政策的行动家和指挥家
。正如毛泽东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的，“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培养革命和战争所需人才，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发展农村教育过程中更是做出了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教授战争与生产所需的知识与技能重于其他一般文化知识的三个重要论断。在党中央看来，之所以将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是行动家和指挥家。干部素质的提高是为了群众，只有先培养干部，才能进一步发展群众。而在群众教育中将成人教育放在第一位，则是由于农村中的成人是抗日战争的首要担负者，提高成人教育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来说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成人教育都应秉持为抗战服务的原则，传授战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上三个重要论断均体现了农村教育要培养为革命和战争服务之人才的重要目的，这是战争时期赋予农村教育的重要使命。
农村教育要为革命和战争服务，还要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强调教育须即时应变。1937年8月，毛泽东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将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论述得更为具体。他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并再次强调：“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抗战教育基本政策的论述，更为强调农村教育与民族解放战争的结合，更为重视农村教育为革命和抗战服务。
农村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农村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基本方针。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教育的意义上阐述了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实施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系列主张。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便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总方针。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改革的方针》指出：“教育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须从思想上确定学生的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并须进行以边区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辅之以时事教育。”
其中，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是：第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普遍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第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劳力与劳心相结合，着重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现象；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第四，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以生产养校，以体力换智力。为此，毛泽东号召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并且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地创造了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多种方法，如陕甘宁边区和晋冀边区提出“以工养学”，山东解放区提出“半工半读”，苏皖解放区提出“勤工俭学”等。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方面是出于思想政治目的，即引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引导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在封建统治和资产阶级统治下，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迫切需要广大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唤起民众、组织群众。然而，知识分子受传统影响较深，普遍存在轻视劳动者现象。因此，实现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引导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有助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是为发展农村教育提供经济保障。边区落后的经济条件、长期抗战消耗了大量物资，而人口剧增更是造成了边区物质生活日益困难。因此，农村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有通过生产自救，边区才能生存下来，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能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他在1942年所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
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是教育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办教育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时期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为发展农村教育提供了经济基础。
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得农村教育更加符合农民群众的利益与需求。在实施农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前，学校教育的内容都是繁杂的，不是农民迫切需要的，学生毕业后不仅没有掌握基本的生产和文化知识，还产生了轻视劳动、不愿务农的心理，由此造成广大农民群众对这种教育的不满。教劳结合方针要求教育培养具有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在教育内容上，学校将文化知识和生产劳动知识相结合，增加了记账法、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课程。在教育方式上，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这样，小学生毕业后不仅能掌握基础文化知识，还能掌握劳动和生产知识，为家庭带来贡献，群众非常满意，更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人民群众对此评价道：“儿女念书学灵活了，既能识字，又能生产。”
农村教育要坚持“民办公助”原则，这是农村教育如何办的问题。毛泽东深信，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依靠人民，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工作必须采取群众路线，激发人民群众的办学热情，创办多种形式的学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农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在经济落后，学校、师资、设备都十分缺乏的环境下大规模发展教育。在毛泽东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打破只有政府和知识分子才能办教育的思想，从农村实际出发，以“民办公助”为办学原则，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办多种形式的农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强调：“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
1944年，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依靠人民办教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办学经费源于人民，即由政府出一部分经费，场地、设施和部分经费由人民解决；其二，教师由人民担任，即为了缓解教师短缺的问题，从群众中选出教师，实行“民教民”的方法；其三，学校由人民管理，即由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决定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课时间等。在毛泽东支持下，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先后掀起群众办学的热潮，创办了冬学、半日学校、夜校、巡回学校、短期训练班、识字组等多种形式的学习组织，使人民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不同于近代西方传统学校教育制度，毛泽东主张的“民办公助”、依靠人民办的农村教育更倾向于现代的“非正规教育”。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开展非正规教育，大量教育工作人员批判非正规教育存在质量问题，主张教育正规化。据此，毛泽东明确教育“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
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是针对广大工农群众，当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普及任务紧迫于教育提高任务时，就不能空谈提高质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面临着在短时间内扫除大量文盲的严峻挑战，这就不得不注重教育普及，而依靠人民创办的“非正规教育”形式则是普及教育的最有效形式。这是因为与传统学校教育相比，非正规教育具有以下优势：第一，教育对象以全民为主，而非局限为学龄儿童；第二，教育目的是解决广大工农群众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而非升学；第三，教育内容以广大工农群众的需要为主，而非拘囿于科学文化知识；第四，修业年限依据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情况而定，不强求整齐划一，以不误生产为原则。此外，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的经历，以及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教育实践使他确信，除非教育内容和形式直接与他们的需求相关，否则人民群众一般不愿意接受教育。而提供人民群众自办的非正规教育给予人民群众教育管理权，关注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符合人民群众愿望，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教育对象，而且使他们更愿意接受教育。
毛泽东历来重视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教师是掌握课堂导向的，是教育内容的实际决定者，对学生的世界观、知识观、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就曾批评农村学校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
毛泽东认为教师以及所有知识分子都是人民的教育者，故应当争取与团结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教师必须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应先受教育，尤其要注重世界观的改造。毛泽东主张：“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他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求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为此，毛泽东认为应首先学习人民群众的感情、立场，这是教师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此外，教师还要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懂得他们的文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具体到教学层面，教师应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教学。据此，毛泽东提出了“三七制度”，即教师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剩下的三分去教学生。
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教师与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研究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阶级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把占有资本的集团称为资本家，而把一切出卖劳动力的人称为雇佣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受雇于资本家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同属于工人。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知识分子的劳动从技术上和行政上参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分知识分子又依附于资本家并同工人对立，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参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数量也有限，大多数知识分子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
。因此，他们具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是，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
因此，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只有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思想不仅与党的“人民教育”宗旨有关，也与党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推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关。在党的农村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取得了多方面成就。
我们党尤其重视农民群众的文化教育，领导并广泛动员、组织社会和群众力量开展扫盲运动。为了将工农群众培养成为参加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党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农村成人和青年的教育工作，并在苏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在苏区各地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门、乡教育委员会及识字运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从各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通过开办夜校、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等多种形式，组织工农劳苦民众努力读书识字。据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地区的不完全统计，1934年初，在2932个乡中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员94517人；有识字组（只统计江西、粤赣地区，福建未计入）32388个，组员155371人；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员496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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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乱频繁，农村凋敝。为了发展农村教育，党中央贯彻群众路线，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办学热情，实施“民办公助”的办学原则，群众开始从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出发，办属于自己的学校。在“民办公助”办学原则指导下，农村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捐款、节约和开学田；农村教育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学习生产知识以及应用文写作、记账、写路条等各种农民群众所需的知识；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个别讲授、说服法以及自主学习等。在农民群众自己筹款、自己办教育的背景下，教育内容更符合农村需求，教育成效更符合农民群众的期望，因此也更进一步地激发了群众的办学热情，促进了教育普及。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虽然面临着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但党发动群众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组织，使农村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就意识到了新学制的弊端，指出新学制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而当时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战争频繁，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在当时的革命背景下，无论是从革命的需要、教育者的阶级需要，还是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新学制都不适合农村。为此，我们党主张教育的基础要生根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之中，改变原来的学制，建立包括普通教育、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在学制年限上，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为原则，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需求，少则不满一年，多则三年四年。在学习组织形态上，采取冬学、半日学校、夜校、星期学校、巡回学校、短期训练班、识字组、小先生制、艺徒制等多种形式。在课程上，小学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科目，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开设关于战争和生产的技术课；干部学校则依据根据地建设开设科目。党中央确定的三级学制，是中国近现代学制改革由借鉴国外转向依据国情的标志，它既考虑到了革命和战争的背景，又适应了农民群众的需求。这一教育体系符合国情和农民需求，有效地培养了革命和战争所需的人才，使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扎根中国大地，提出了一系列农村教育思想。我们党继承早期共产党人的平民教育思想，主张发展人民教育，广泛建设各类革命根据地，重视农村教育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重要作用，将人民教育思想应用于实践，从根据地实际出发，通过建立普通教育、群众教育、干部教育这一教育体系推动农村教育普及，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总体而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教育思想是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坚持从实际出发，通过举办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农村教育，坚持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实现扫盲，并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正是在这一思想体系的指引下，中国谱写了农村教育发展的壮美篇章，为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教育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深入研究和反思他们的农村教育思想，对于促进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