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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和近邻日本都已完成工业革命，政治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步，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不但建成了涵盖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师范教育等各种序列的教育体系，而且在初等教育方面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还出台了相应的法律对此予以保障。反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清朝覆亡，民国初立，国内军阀割据，国外列强环伺，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危机重重，已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形势。为改变国家任人宰割的命运，求得民族独立解放，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各式各样救亡图存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教育始终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被高度关注。各方政治力量纷纷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诸如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教育独立论、教育工具论等，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变化剧烈、风起云涌的时空背景下萌发形成，在同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斗争中发生发展的，并且逐渐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的进程中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中共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群众意识和为民情怀，体现了对底层贫苦人民的现实关照，彰显了对公平、平等、正义等社会价值的追求，这种特征体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并纵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整个阶段。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可以说，中共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的教育思想的萌发与该刊物的出版活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的，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深入而深入。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杂志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做了大范围的专题介绍。如1921年，《新青年》第8卷密集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等多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教育改革的文章
，其中对关于义务教育的内容多有介绍。这些都为日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发和借鉴。
五四运动爆发后，民主、科学、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受此影响，一大批进步青年爱国热情高涨，其改革封建保守的旧教育、创建民主自由的新教育的愿望愈加迫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是重视教育在改造社会、启发觉悟、培养干部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更好发挥教育对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扩大教育的受众对象，让广大劳苦大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日益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思考的重点。其间，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杨贤江等为代表的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撰文立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工具，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下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教育的性质问题、方针方向问题、在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基于此进行了初步的革命教育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早期共产党人在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工运、农运、军运、青运、妇运等工作有机结合，积极扩大教育范围，大力推进平民教育运动。各级各类工人夜校、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为唤起民众、动员民众共同推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白色恐怖中吸取教训，坚决开展武装斗争，领导发起了一系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相继建立了中央、湘赣、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等多个根据地。在开展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中共早期领导人将自身的教育思想积极转化为革命实践，设立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基本确立了苏区教育的性质、定位、方针、体系，同时开展了扫盲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使中共早期的教育思想在根据地得到了第一次有力的巩固，实现了为革命服务的良好效果。
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多为各级学校的教授老师，而且多有组织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或工读活动，参与发起创建学校、学会、工农补习夜校的经历。这样的革命实践和履历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思想各有特点，例如，陈独秀的社会教育思想、李大钊的工读教育思想、毛泽东的革命教育思想、恽代英的公民教育思想、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等，都是其教育思想中比较具有个性的部分。但同时，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当时的教育问题又有着相应的共识，他们的教育思想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与同时代其他教育思想相比有着鲜明的群体特点。
（1）对教育本质做了深刻揭示。
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与其他各个阶级的教育思想、各种教育思潮的根本不同或本质区别，在于对教育性质，即“教育是什么”和“教育为了谁”的问题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进入中国之前，人们都未能有意识地将教育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体考量，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教育的本质和作用进行科学分析。不论是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人士的教育救国论，还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士的教育独立论，都将教育与物质生产生活基础割裂开来，片面地夸大了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第一次正确地揭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正确地阐述了教育的性质。
在1923年的《答适之》函中，陈独秀就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指出“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肯定了教育发展和进步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和基础。陈独秀认为，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基础，脱离了经济基础，教育这个上层建筑是立不起来的。教育的发展决定于经济的发展，教育不能脱离经济；同时，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作，可反作用于经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陈独秀指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教育发展不仅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受制于当时的政治制度。李大钊在1919年所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
在李大钊看来，特定的教育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同样认为，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政治服务，改造教育应当与改造社会相联系。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中，开宗明义对“教育是什么”做了回答，直接指出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同时对教育本质的演变进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考察。这些观点都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原理，对中国教育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进行了重新认识，无疑是对传统教育本质和功能认知的完全颠覆。中共早期领导人开始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去分析教育问题，其正确性与超越性是不言而喻的。
（2）主张全面育人、德育为先。
陈独秀在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坚决主张培养学生应当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育之中首重德育。李大钊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青年人学习理论知识，更应教给青年人做人的道理，助其养成良好健全的人格。1923年10月，李大钊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中写道：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分钟的人格教育，使人们相互之间，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见，而知识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进。
毛泽东的人才培养观同样注重全面发展、以德为先，其提出的新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德智体“三育”并重，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早在1917年4月，毛泽东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提出“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
，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于人才培养教育的价值取向。恽代英极力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为国家培养一批主张新学说、为社会造福、为民众谋利的人才，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发展。
（3）注重教育的平等性。
中共早期领导人无一例外地均十分注重平民义务教育，主张扩大教育对象，打破教育特权。这种特点既体现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教育思想当中，更体现在革命实践当中。陈独秀指出，要打破贵族教育，实现平民教育，增强教育效力，让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还提出，中国应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使人人得以受到教育。李大钊则身体力行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李大钊认为，国民教育作为一项平等的权利，应该是不分性别、职业、出身，也不管贫富尊卑、地位高下，而面向全体中国国民的。瞿秋白在五四运动时期便提出了要实施平民教育、扩大教育对象的主张。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劳动问题，必须为工农劳动界的教育问题着想。这一思想贯穿于他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大实践活动中。在其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后，瞿秋白将社会主义教育与义务教育同等看待，在苏区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等级关系，实现了教育由少数人的特权向人民大众普遍权利的转变。
（4）强调教育对青年塑造、社会改造的作用。
中共早期领导人均以极大的精力对教育的社会作用做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教育的对象也应普及于社会的整个基层，应将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起点。在这之中，他们尤其重视对青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其基本目的就是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国民，实现“人的现代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发表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其中提道：“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的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
同时陈独秀指出，办教育要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要以改造社会为目的，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要将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社会的起点。李大钊认为，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钜”
，青年要树立“青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再造国家民族的重任扛在肩上。他大力呼吁通过教育来启迪民族智慧，克服民族自身的弱点，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从而挽救国家的危亡之势。恽代英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将社会教育运动与政治相联系，力主推行民治教育，实现自主自治。他将青年作为教育的重点，教育青年要有历史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树立崇高的理想，做坚定的爱国者。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唤醒民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激情，使其参加拯救国难的革命运动。他已经把教育从改造国民性、促进社会进化的工具发展到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教育当成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
（5）强调教育要为工农开门，服务于革命斗争。
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到，工农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故而教育应该面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妇女、青年。与此同时，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于教育作用的定位也更加清晰准确，即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可以为救国服务，它只是救国的一种工具，根本的是这种工具须为广大工农群众掌握，启发他们的觉悟，提升他们斗争的本领。对此陈独秀指出，工农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故而教育应该面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妇女、青年，开启工农智识，注重政治教化，发动工农运动。李大钊认为，劳动者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但专门的、正规的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向农工劳苦大众开放，为他们所能享受的，因此，必须提出通过工农运动开展工农教育，凝聚革命力量。李大钊还高度重视妇女教育，身体力行地在办学中开设女生班。他认为，只有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妇女，才能在争取妇女解放的艰苦斗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毛泽东在其早期教育思想中已经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教育当成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其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践，直接体现了其教育工农、启发工农、武装工农、开展斗争的思想。恽代英认为，发动工农革命，重在开办平民教育，研究工农的现实问题，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引导工农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同时关注妇女教育、青年教育，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
（6）强烈的实践导向，重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中共早期领导人十分重视教育的现实效果，反对空泛的坐而论道，强调教育要重视学以致用，重视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以社会实际需要为依归。这一点最早在陈独秀的《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就有所体现。文中提出，一切教育都要建设在社会的需要上面，教学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倡导职业教育，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李大钊也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对劳动与教育的关系做了陈述。他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倡“工读”教育，主张将教育与具体的生产劳动相结合，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半工半读。青年毛泽东积极主张教劳结合、工读并行，呼吁应使教育与社会生产、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将政治教育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开展起来。刘少奇在中共早期一直负责工会工作，他将工会事务与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主张工会要“对于工人进行训练和教育”，成立“工人的文化教育团体”，以此“帮助党和工会来教育工人群众”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当中较早投入社会教育事业的，其高度重视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成立利群社，借劳动实施教育，以教育推进劳动。杨贤江认为，教育是改善学生学习方式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劳动教育，更要体现出培养学生参加现代社会大生产基本素质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即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下，还没有明确提出“义务教育”的说法，也没有开展义务教育的社会经济基础。当时与“义务教育”比较接近的概念是“免费教育”，与之相联系的教育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底层劳苦大众，诸如工人、农民、城市破产者和妇女的受教育权问题，以及男女教育平等问题，尤其表现在教育的平等和普及方面。因此，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开展工农革命运动过程中，将识字教育、政治教育与发动工农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有机联系起来，提出了普及教育权以及教育为革命服务的思想。
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在其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就已比较关注教育的普及化问题。其在任内大力推行成年教育，注重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力图改变一般民众的思想，同时积极推进专门教育，主张以工业教育为主，努力普及工业教育，建立专门机构，主持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等学校，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中得到了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教育平等方面，陈独秀主张革新社会，提出教育应面向全社会，打破特定阶层的教育特权，向广大贫苦人民开门，实现平民教育，以扩大教育的范围；提倡对工农的政治教育，以教育启发工农阶级觉悟，促进工农运动。
李大钊对平民教育更是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不仅论述甚丰，而且不辞疲劳地奔走在实践一线，积极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开展。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覆盖，使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实践上，李大钊热心组织和参与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工作，指导学生深入京郊和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地，以农工劳苦大众为对象，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工人运动骨干，积极开办农民补习班和乡间夜校等工农教育机关，大大促进了教育与工农运动的结合。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已对劳苦大众的受教育权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并提出边读书边劳动的工读思想。1920年10月，杜威来华赴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学，时任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毛泽东就在演讲现场。杜威反对仅有少数人享受教育的权利，倡导工人、农民、匠人普遍接受教育，在民治社会中尽一份责任，认为只要国家创造足够好的政治经济条件来普及教育，全体公民接受教育就可能成为现实。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学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注重劳苦大众受教育权的实现问题，通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来开展教育实践，宣传革命，用知识武装工农。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青年工作的著名领导人，其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也是其平民教育思想逐渐萌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影响成立互助社，开展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教育实践活动，到受新村主义影响建立利群书社、开办浚新学校，再到建立赞成暴力革命、开展工农联合、开办工农教育的共存社，直至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平民教育、工读互助的思想一直伴随其左右。
杨贤江是中共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对我国的教育问题做了专门深入的研究。他在1929年出版的《教育史ABC》和1930年出版的《新教育大纲》中，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教育要为工农大众及其子女打开大门、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在书中，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权贵阶层对教育权利的垄断，同时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时鲜明地提出“对一切儿童施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
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免费教育、平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在大革命时期虽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和较大的规模，但为后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根据地教育方针的确立和执行做了重要积累，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日后社会主义教育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了苏区作为实施早期教育思想的依托和载体，中共开始了较大范围和较深层次的实验，特别是在平等普及教育权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直接将劳苦大众的受教育权从理想变为现实。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政府主席，瞿秋白任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徐特立任代部长、副部长。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立了苏区教育面向劳苦大众的性质。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瞿秋白在为中共三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把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等列入共产党的任务之中，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义务教育，将其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领导下，苏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义务教育工作。一是借助扫盲运动，通过列宁小学、夜校、平民夜校、识字班、俱乐部、识字牌、业余补习学校等办学形式，大大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提升了工农群众受教育的程度。二是对儿童实施免费教育。从1931年11月开始，苏区政府颁布法令和条例，宣布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规定课程和教育原则，提出在小学教学中注意方法的运用。
这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第一次真正大范围、广对象地实施义务教育，并且持续了4年之久，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时为止。据统计，4年时间内，“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2 932个乡中，设立列宁小学3 052所，有学生89 710人”
。以江西省兴国县为例，“学龄儿童总数20 969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 806人，失学的8 163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而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