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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以无私无畏的自我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走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那时起，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了各种困难、排除了各种干扰，经过持续不懈的开创性工作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而且大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意味着时代发生了实然的变化，而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并且在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中得到体现。黑格尔曾经说“哲学是思想中把握了的时代”。马克思也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哲学在其真实的意义上应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发展特征、把握时代发展主题、引领时代发展趋势。只有真实反映了时代发展的特点，在思想中刻画并界定了时代的主题，概念性地描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哲学才能通过掌握群众从而达到影响时代的目标。时代与哲学的关系绝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只有逻辑的必然性才是合理的东西”
，相反地，哲学逻辑的合理性只能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然对中国哲学研究提出新要求，要求新的哲学不仅能够反映时代特点、阐释时代问题、表达时代呼声，而且要对时代发展的趋势有所探索、有所展望、有所规划，以便发挥思想引领功能。由此，中国哲学面临的第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总结性思考、理论性把握和理想性规划。
谈到所谓“时代”，可以而且也的确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方法：按照社会形态划分，有原始社会的时代、奴隶社会的时代、封建社会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按照生产工具划分，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智能时代，其中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如石器时代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按照使用能源划分，有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核能时代以及现在方兴未艾的再生能源时代；按照主导性经济形态划分，有采集与狩猎时代、农业与游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或知识经济时代；按照文化形态划分，有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古典时代、信仰的时代、理性主义时代、启蒙时代、革命时代等；按照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划分，有拿破仑时代、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在本节我们所说的“新时代”是什么意义上的划分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里所说的新时代是什么，必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寻找答案。也就是说，这个新时代应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大的时代进程中的阶段性划分。这个新时代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个有着不同阶段性特征的新阶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中，又有了与以往发展阶段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一是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在这个“新”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这个时代主题的体现形态和侧重面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一方面，冷战结束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崛起，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和生态全球治理角色；另一方面，欧美的经济和政治话语权重相对地受到削弱，这导致西方国家的焦虑，由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世界内部却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现象。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开始对全球经济发展与和平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二是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一方面，在这个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出初创时期的稚嫩状态，制度日臻成熟稳定，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从高速发展走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认识就会落后于现实，就会有裹足不前的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这就是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才能找准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行的现实起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认识就会超越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在行动上就会犯急躁冒进的错误。我们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要对世界性问题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由中国是一个有14亿多人口且迅猛发展的大国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一方面，我们必须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又必须承担相应的大国国际责任，不能仅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罢了，因为世界秩序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不仅要在经济、安全、环境等领域对世界有所贡献，也应该在文化、思想及哲学思维方面有所贡献。总之，尽管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我们自身的任务和责任都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内涵和实质呢？
首先，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质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总体来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现实的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个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体现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社会主要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增长、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成为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哲学的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消除矛盾，应该努力让矛盾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并且使矛盾向积极的方面转化。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砥砺奋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许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再说我们的生产落后，不仅不符合发展的实际，而且在世界舆论场上也没有太大说服力。当今中国，生产落后、产品短缺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中国制造的许多商品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商业竞争力，可是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不断涌现的许多新需要却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许多事关发展的关键技术仍然有赖他人，这就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具体而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有了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社会、现实的根据，如果认识不到这个历史性变化，我们就会在认识上落后于时代发展。只有认识到这种关系全局的变化，我们才能以过去的发展成就为起点继续前进，着力解决好当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使人民群众素质和国家综合实力跃升到新的水平。
其次，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形态方式而言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提升，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飞跃式提高。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首先必须解决吃穿住等基本生活，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填饱肚子”的问题解决了，人们才可能产生其他方面的需要；生存问题解决了，人们才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解决人民的温饱，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满足人民更高的生活需求。人民不仅要求吃好、穿好、住好，而且要求在个人素质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人民不仅要求生活得到保障，而且希望能够越来越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文化、社会权利，希望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越来越有法治的保障。简言之，新时代也就是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方面的权利诉求日益彰显的时代。
再次，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制度发展而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探索不断走向成熟定型，从而更加彰显其科学管用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之初，有外部的曲解与质疑，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搞“国家资本主义”；也有内部的犹豫彷徨，总感觉有一种社会主义“成色不够”、没有底气的意思在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政治话语的“中国特色”，最初在许多人那里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弱势化表达。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已经转变成为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表达。也就是说，最初看似弱势的话语表达，已经成为自信的强势话语表达。
最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历史进程而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即将梦想成真的时代。这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绝不仅仅是恢复中华民族往日辉煌的荣光，而是当代中国朝着世界强国的方向坚定前进的时代。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但那时各个文明还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发展，因为世界还不成其为世界，当世界成为世界时中国却衰落了。由此，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却从来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到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其说是一种复兴，不如说是一个新的世界强国诞生的过程，中国的发展赋予了世界历史进程新的时代意义。
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是一个可以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相媲美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而且也大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就国内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国际而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时代性变化，这就必然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质，让中国人的心理和文化心态都产生了新的特征。
首先，中国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自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人民明显摆脱了近代以来形成的矮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在文化心理上变得更加从容自信。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之下，中国人“天朝大国”“四方远服”的心态遭到残酷的践踏和蹂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挣扎中，自惭形秽的自卑心理逐渐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心结。这种心结既可能表现为崇洋媚外的行为，认为西方在文化根基上优于中国文化；也可能表现为极端的排外行为。这两种表现看似极端对立，但实质上都是自卑心态的特定表现。也就是说，看似相反的现象，反映的却是同一种自卑心理。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境遇，不再生活在列强的刺刀和枪弹阴影之下。但是，在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人的自卑心理是无法彻底消除的，中国人即使站立起来，仍然不免有些心虚，由于筋骨不强，站立也难以稳健。邓小平从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认为经济不发展、生产力落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通过解放生产力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的关键一招，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以西方人所说的“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发展，中国的面貌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根本性提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到今天，中国人民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由于筋骨越来越强劲，站得更稳了；中国不仅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人民越来越富裕。在40多年突飞猛进发展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可见。抚今追昔，改革开放开始不久，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多是心仪舶来的学说和思想，“弗洛伊德热”“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一浪接一浪，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一潮连一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已经见多了风云变幻，意识到自己脚踏的中华大地才是最真实的家园。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推出关于中国文化经典的讲解，受到广大群众热烈的追捧时，也就说明中国人开始从精神层面变得自信起来。从此之后，国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也越来越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到今天，我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和发展，必须以自己的传统为根基，以自己的社会实际为基础和出发点，只有立足自身传统才能真正有选择地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取得社会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
其次，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变得越来越开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经济稳步发展，而且人民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日益扩展并且越来越有制度性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中国已经走上了有序成长的轨道，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生活幸福，社会繁荣稳定。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创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越来越得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环顾世界，相比某些国家乱象丛生的情况，中国的治理水平和制度建设日臻完善。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态也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一方面，中国人的心态不再像过去那么急迫浮躁，而是变得更加从容理智、更有定力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越来越能够包容差异。在国际范围内，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我们不再畏首畏尾，而是越来越有意愿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问题和缺陷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过于敏感和忌讳，而是越来越愿意就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目前，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精神世界。见多才能识广，中国人不仅越来越能够理解世界的多样性，而且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也越来越多地参照和借鉴外部的新鲜事物和积极成果。
再次，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得到明显增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的交往范围大大拓展。40多年前，中国还有8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而且基本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之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性地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已不再是故土难离的执着，而是随着就学、工作和商务活动增加了流动性和自主选择性，这种流动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因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而走向全球，中国人的视野得到大大开拓，公共意识、责任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明显提升。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愿意参与公共事务，如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社区活动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过去，我们往往囿于埋头做好自己的事，不能在国际上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话语。发展到今天，从国际问题和社会治理而言，中国不再是被动地适应国际议题，而是以积极参与者的姿态在互动中不断学习、发挥作用。中国人越来越具备了大国公民的心态。
又次，中国人的心理变得越来越理智。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注重中道，讲究中庸，厌恶极端，主张过犹不及的中道观。《礼记》根据《易传》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到孔子那里就成为“和而不同”的原则。在孔子看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理念更加考虑长远的利益，更加具有理智的韧性。但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无休止的侵略后，中国人从容中道的心理不得不让位于奋起反抗的激情，以便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浮躁心理有所滋生。快速的社会变革导致的矛盾叠加，让人们的心态变得脆弱，许多人变得急躁起来，面对某些变故和事务，往往会出现情绪化反应和极端化介入。但是，伴随着国家的强盛、保障制度的扩大和完善，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转换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人们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了，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因而中国人的心态也就更加理性平和了。
最后，中国人的精神越来越趋向具有创新意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旧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我们不再只考虑发展速度，而是越来越追求有质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靠模仿已经无法支撑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国不仅必须习惯于与他人并跑，而且要在并跑过程中学习领跑，随着在某些领域并跑和领跑，中国人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也有了明显的增强。过去，人们总是担忧“出头的椽子先烂”，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敢于展示自己。并且，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发展理念、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姿态，即更明确地有了自主创新的意愿和立场。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在后边跟跑，而是在跟跑和并跑的过程中越来越积极尝试领跑。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大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深地改造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中国人民正在以崭新的面貌、自信的步伐迈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