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适应

大脑的主要活动就是自我改变。

——马文·明斯基
《心智社会》（ The Society of Mind , 1986）

大脑的变化

在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他因所谓不敬神明和蛊惑青年之罪而喝下毒酒之前，他和自己的学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记载了这一临终教诲，它主要讲述了灵魂的本质，但也提到了愉悦和痛苦之间的关系。据说，在看守解开他的锁链后，苏格拉底说：“我们所说的愉悦是多么怪异，人们可能习惯地认为它与痛苦相对，然而，它与痛苦的关系是何等奇妙……你如果追求其一，几乎总是会被迫获得另一个。它们是两个东西，却长在同一个脑袋里或根茎上。”这一大约记载于公元前350年的哲学观察，敏锐地预见了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的实验见解。贝尔纳率先认识到在相反的生理状态间来回变动，能使我们的身体在面对干扰（无论是天气突变，论文得了差评，还是亲人去世）时保持稳定。

贝尔纳一心扑在科学上，因为妻子的嫁妆可以为他早期的实验提供资金，他便接受了包办婚姻。及至19世纪50年代中叶，他已经发表好几项开创性的研究，还提出了一种理论，该理论对我们理解生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和成瘾息息相关。贝尔纳指出：“内环境（ milieu intérieur ）稳定是自由独立生活的必要条件。” ^[1] 他接着指出，我们的内环境不断面临挑战，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每时每刻”都借由不断地自我调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也就是稳定的内环境。

大约80年后，美国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在《身体的智慧》（ The Wisdom of the Body ）一书中，进一步推广了贝尔纳的观点，并创造了一个精辟的术语——“战逃反应”（fight or flight）。 ^[2] 他在书中将这种趋向平衡的倾向，描述为一种被他称为体内平衡的过程的作用。又过了50多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阐明了如何用体内平衡解释感受，从而为我们如今理解成瘾铺平了道路。

所罗门和他的学生约翰·科比特（John Corbit）共同提出，对于任何扰乱我们感受的刺激，神经系统都会主动与之对抗，以便恢复体内平衡。这种刺激可以是药物、或好或坏的消息、坠入爱河，或者跳伞。在他们的相对历程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中，所罗门和科比特认为 ^[3] ，感受状态就像体温和水分平衡一样，会维持在一个“设定值”上下。他们提出，任何感受，无论是“好”“坏”“开心”“郁闷”还是“兴奋”，都是对稳定的感受状态的干扰，这种稳定的感受状态我们谓之“中性”（neutral）。具体说来，相对历程论假定， 凡是改变大脑功能进而影响感受的刺激，都会引起大脑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与刺激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反 。就像牛顿的那句要言：有起必有落。

假设我们的大脑察觉到一个外部刺激，这个刺激会带来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依据所罗门和科比特的理论，无论哪种情况，大脑的反应都是对抗那些感受。例如，你要做一项筛查癌症的医学检测。此时，你要应对随之而来的无数事项，刚开始那种恐慌或绝望的感觉可能被一种普遍的担忧状态取代。如果你的检测结果很糟，这些不那么强烈的感受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要是事情发生了转机，你的活检结果没问题，那么你并不会恢复常态，而是会开心一阵子——事实上，这种感受就是你曾经感受过的绝望的镜像体验。正是那些将大脑推出其中性设定值之外的事件，造成了情感体验的这种变化模式。

虽然我们通常意识不到情感的体内平衡，但我们大多数人会在与恋爱有关的感受状态中发现这种模式。当“坠入爱河”时，你一般都能体会到剧烈的情感变化，因为那势不可当的愉悦状态甚至会让平凡的日常都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显示，刚开始恋爱时大脑的活动模式几乎与受到可卡因影响时别无二致。 ^[4] 最终我们适应了这种幸福的状态，习以为常。只要刺激（我们的爱人）依旧存在，一切就都还好——一种新的常态。但要是我们的爱人想要分手或用其他方式退出这段关系，那么某种相对历程就会让我们心碎。需要数月乃至数年——取决于伴侣关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才能恢复到中性的感受状态。

有一个设定值，我们才能对不断变幻的环境输入做出有意义的解释。持续性的感受无论好坏，都会阻碍我们对新信息进行感知并做出反应；因此，神经系统会强行令其流逝。这意味着就算有天大的好事发生——遇到自己的梦中情人——你的兴奋感也不会持续太久。相应地，即便经历过最可怕的灾难，也不会永远绝望。那些相对常见的刺激也是如此：我们可能都曾体会过痛痛快快地度完假后回家的失落，或是在通勤路上差点发生交通事故后的如释重负。

大脑并非任由外来信号逐渐自行消失，而是主动产生相反的信号来对抗前者，这种做法似乎很奇怪，无疑也很费事。为了理解这种安排的必要性，不妨想象一下，在另一个世界里，周二被奉为“快乐日”，所有人每周这个时候都会人为地变得情绪高涨。虽然我们肯定很期待这个日子，但每周二我们可能都会将应该关注的事抛诸脑后。要是有孩子在周二受了伤，或是周二的天气恶劣得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会怎样？每周一次的狂欢，可能成为毁灭之途。持续的抑郁状态也有类似风险。如果长期处于绝望之中，我们便无法察觉到潜在的机会并采取行动。

脑细胞在探测、传递和感知信息时，会将这些信息与被设定为“标记”（或特征）水平的活动进行对比，进而发起减缓（抑制）或加速（激发）反应。结果就是，我们的感受状态长期来看是稳定的——不过并不是静止的。虽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设定值，但每个人的一生都主要维持在中性状态。乐天派的小孩成年后往往也知足常乐，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悲观主义者通常也悲观依旧。

我们的感受状态受到如此严格的约束，这一事实对使用药物的人影响重大；但在我们解释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先讲一下这种普遍倾向的少数例外情况。特定皮层（特别是右半球皮层）受损的中风患者可能会从悲观变成乐观（如果是左半球受损，情况则相反）。其他疾病，例如阿尔茨海默病，可能也会导致类似的剧烈变化。虽然这种情感稳定性会让经常使用药物的人无法维持“高峰体验”，但长期接触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等刺激物可能会改变情感的设定值。可惜，对于嗑药的人来说，这种改变总是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只会降低心境基线而已。

体内平衡

我们看到，除了充当感受器、对比检测器和对环境干扰做出反应的协调器，中枢神经系统还能巧妙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输入。 事实上，大脑对环境刺激做出动态反应的能力，乃至预测环境刺激的能力（稍后细讲），是大脑最与众不同的特征。

神经生物学家将大脑这种改变的能力称为“可塑性”（plasticity） ^[5] ，它是大量研究的焦点。所谓学习，就是对环境输入持续做出变化反应；从蟑螂到人类，凡是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有机体都能学习。记忆则是学习的痕迹；在《约翰尼上战场》中，乔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就是靠着回忆来逃脱无助所带来的恐惧和乏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成瘾的神经学缘由。

与成瘾有关的学习自第一次接触药物起就开始了。所以，任何尝试过药物的人都体会过大脑的适应能力。大脑会立即开始适应，举个例子，饮酒会导致夜间睡眠不佳，还有第二天宿醉时那种典型的不适感。之所以有这些反弹状态，是因为脑细胞为对抗几杯酒的活动抑制效果而变得比平常更活跃了。故而，喝了酒的第二天，寻常光线看着也很刺眼，焦虑的感觉取代了放松的感觉。在这个例子中，大脑的适应效应通常不会超过24小时。

“tachyphylaxis”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快速耐受”，说的是酒精一进入大脑，大脑就会立刻产生适应性、补偿性的变化。关于快速耐受的文献很多，而且相当晦涩；这些文献的一个现实意义是，如果快速耐受能广为人知，醉驾的辩护律师及其当事人可能就有福了。事实证明，血液酒精浓度和行为障碍之间存在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可靠而有趣的关系，而这样一种意外的关系就是快速耐受所致。

饮酒时，酒精会被肠道吸收，致使血液酒精浓度上升。与此同时，肝脏会以稳定的速率分解（代谢）酒精。因此，血液吸收和肝脏代谢之间的平衡决定了大脑中的酒精浓度。倘若用图来表示大量饮酒时酒精浓度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的话，它会呈现出一个倒U形。这个形状没什么奇特之处，但表明酒精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如果在两个酒精浓度 相同 的时间点——一个点在曲线的上升阶段，一个点在曲线的下降阶段——考察一个人的行为障碍，我们就会发现显而易见的巨大差异。

在曲线的上升阶段，饮酒者体验到因中脑边缘激活而产生的愉悦感。但与此同时，诸如走路不稳和说话迟缓等运动障碍也越来越明显。之后，酒精浓度开始下降，愉悦感和行为障碍都大幅减少。

研究人员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这些变化，他们发现，所有影响神经系统的药物都存在这种具有耐受性的适应，而且速率都差不多。事实上，药物一旦开始作用于大脑，大脑也就开始适应——对抗——这种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单次暴露就足以产生耐受性——甚至在刚开始暴露的短短几分钟内就开始了。尼古丁是快速耐受的另一个范例。一天中的第一根烟感觉最好，因为在尼古丁的效应激活了特定的大脑位点后，这些位点对之后的暴露就不再那么敏感。

大脑通过适应每种影响大脑功能的药物来学习。有些变化相对短暂，例如偶尔饮酒的人出现的耐受反应，但重复会加深学习；因此，长期暴露于一种药物，最终会导致更为持久的变化。对于有些药物，比如抗抑郁药，适应其实是治疗的关键。对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产生耐受性，有助于改变病态的情感“设定值”，从而使得抑郁不再是患者的常态。而要是滥用药物，这些变化就会成为实实在在的拖累。随着大脑对被滥用药物的适应，药物刺激多巴胺传递的效果越来越差，使用者必须使用越来越多的药物，才能产生同样的“高峰体验”。成瘾者会妄想再现最初的使用体验，而反复给药则使得大脑越来越适应。可卡因成瘾就赤裸裸地展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尽管明知要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和个人代价，成瘾者仍然身不由己，只能继续使用。他们的中脑边缘回路已经产生很好的适应性，戒断会让他们觉得了无生趣、绝望至极；但他们的基线状态已低于正常水平，吸食可卡因并不会产生太多快感。最终，成瘾者最大的指望就是短暂地缓解一下他们长久的绝望。

运作模型

有一次，当我在给一群高中生讲所罗门和科比特的相对历程论时，一个少年突然跳起来喊道：“这堂课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明白他的感受，但愿所有教学都能有这样的意义。但这个理论在科学上也很重要，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科学家思考和研究成瘾问题奠定了方向。

这个理论的精髓如下图所示。

所罗门和科比特用“状态A”和“状态B”来指代相反的情感体验。 状态 A表示的是外部刺激带来的感受， 状态 B描绘的是试图恢复到中性状态而产生的反弹。 状态 A可能是愉悦的，也可能是不愉悦的，这取决于最初的刺激是怎样的；但无论如何， 状态 B都与 状态 A相反。一开始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接着因为大脑的适应而有所缓和，但始终维持在A区，直到刺激消失。刺激消失后，我们便开始体验到相反的状态（想想酒精引发的反应）。我们的实际体验如实线所示，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神经过程。 过程 a是对刺激的神经反应。如果是使用药物的话，我们就可以把 过程 a视作药物对大脑的作用。大剂量用药会使得 过程 a幅度更大，持续刺激则会使得 过程 a更持久。但只要有 过程 a，就会有 过程 b。 过程 b是大脑对 过程 a的反应，或者说是大脑对药物作用的反应，旨在对抗刺激所引发的神经活动变化，将大脑活动恢复到中性的平衡态。

当大脑第一次接触一种刺激时， 过程 a没有受到大脑补偿机制的减缓，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体验到 状态 A。然而，当 过程 b被激活后， 状态 A就会受到抑制。这种设计致使最初会有一个“高峰体验”，而后便趋于平缓。因为 过程 a是对刺激的直接反映，所以只要刺激不变（例如定量的酒精或海洛因）， 过程 a就不会变，但补偿性的 过程 b并非如此。 过程 b由强大的适应性神经系统引发，会随着时间和暴露量进行学习。反复接触刺激会使得 过程 b变得更迅速、更强烈、更持久，以便在面对干扰时更好地维持体内平衡。此外，单是预示 过程 a即将出现的环境刺激也能引发 过程 b——比如，巴甫洛夫的狗就学会在食物尚未出现的时候分泌唾液。

我虽然没有文身，但我已经想好，如果要文就文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同样摘自所罗门和科比特的开创性论文，阐明了出于大脑的适应性， 过程 b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请注意刺激带来的体验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现在的感受状态几乎没有丝毫波澜。这张图在许多方面都呈现了科学界对成瘾的核心理解，也是本书的要点，它描绘了面对大脑强大的反干扰能力，药物的主要功能其实是避免戒断和渴求。这也解释了为何药物的戒断和渴求状态， 总是 与药效截然相反。如果一种药物让你觉得放松，其戒断和渴求状态就会表现为焦虑和紧张。如果一种药物让你觉得清醒，适应症状中就一定有嗜睡；如果一种药物能减轻疼痛，那么你便难逃痛苦的命运。

我那些聪明的本科生很快指出了所罗门和科比特这一模型的另一面：如果想持续保持积极的状态，你可以让自己经受一些消极体验。这样一来，相对历程就会是积极的。所罗门和科比特认为，这种模式可能存在于像跳伞一类的活动中。从几千英尺 ^[6] 的高空跃下飞机，会产生强烈的唤醒感和恐慌感，甚至产生一些濒死的感受。大部分在空中飞翔的时间里，这些感受可能会持续存在，更不用说“自由落体”的时候了。随着刺激的结束，你的双脚再次奇迹般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不仅恐惧一扫而空，据跳伞爱好者反映，还会沉浸在极度平静和幸福的感觉之中。只要你能挺过去，经受巨大压力后的解脱感，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人们要逼自己去锻炼、去读研究生。

成瘾的三大特征——耐受、戒断和渴求——都在 过程 b带来的后果中有所体现。之所以会耐受，是因为必须使用更多药物才能让 过程 a战胜越来越强的 过程 b。之所以产生戒断反应，是因为 过程 b比药效更持久。至于渴求更是几乎避无可避，因为单是与药物有关的环境信号就能引发 过程 b，而 过程 b又只能靠沉迷药物来缓解。渴求可能发生在你习惯喝鸡尾酒的时间、压力大的时候，乃至刚起床的时候（如果你习惯一起床就使用药物的话）；也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场合，比如酒吧或家庭聚会；还可能在接触一些特定线索，比如勺子、毒贩和工资时发生。这就是为何强烈的渴求感会持续阻碍成瘾者康复。直到今天，某种湿度和温度的空气或某种类型的音乐，依旧会突如其来地让我不由噘起嘴来，期待喝上一杯龙舌兰。

换言之，大脑在对抗干扰方面可谓设计精妙：并非一味等待变化降临，而是会用自己卓越的学习能力预测干扰，甚至在药物下肚之前就开始抑制药物的作用。假设多年来，你每周五下班后，都会和朋友在附近的酒吧里喝几杯。结果，这种惯例的可预测性会改变你的体验。相比在其他地方喝酒，在这个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朋友喝酒，酒精对你的影响会更弱一些。要是你改变计划，去参加另一个聚会，那么即便是喝同样多的酒，你也会更容易醉。

环境线索会引发渴求的这种倾向，早已为人所熟知。19世纪中叶，苏格兰医生罗伯特·麦克尼什（Robert Macnish）在《醉酒剖析》（ The Anatomy of Drunkenness ） ^[7] 一书中，描述了他在一些酗酒患者身上观察到的情况：

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的产物。习惯在特定时间喝酒的人，一到这些时间——例如晚饭后、睡觉前或其他任何时间段——就会想喝酒，乃至置身他惯于在那儿饮酒的某些公司或某家酒馆，也是一样。

那么，回到刚才提到的常去酒吧喝酒的情境：假设你正在服用抗生素，所以当晚就不打算喝酒了。你白天过得不错，走进酒吧的时候情绪很高，期待着和朋友一起放松放松，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但你的好心情很可能会消失，反而变得愈发紧张、烦躁。酒吧里的光线、声音和气味会引发 过程 b，你在这个滴酒不沾的夜晚很可能会出现渴求和戒断的感觉。

现在的成瘾治疗方案很重视线索诱发的复发（cueinduced relapse）。在20世纪70年代，治疗社区是一种很流行的治疗策略。成瘾者要离开他们在城里的家，远赴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比如乡下的山羊农场——在那儿花数月乃至数年时间过着戒瘾的生活。离开社区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摆脱对药物的那种邪恶的渴求。因此，当他们恢复以往的生活时，他们的辅导员、家人还有他们自己都非常乐观。他们通常都能好好地生活一段时间，直至偶然遇到一个以前一起嗑药的老友、路过一家喜欢的酒吧，或是在医生的诊室里看到一支皮下注射针，引发 过程 b，导致“莫名其妙”的复发。

现在的先进疗法几乎采取了与田园环境策略截然相反的策略（除非你主要就习惯于在农场里使用药物）。经过脱瘾治疗，在心境和生理状况稳定下来后（通常是在成功戒断的几周后），治疗师会有意让成瘾者接触与过去使用时一样的线索，不过这次是在一个支持性、治疗性的环境中。大把现金、用注射器抽取液体或是度过令人失望的一天，都可能对成瘾者的生理和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心率、体温和心境的变化。但在不给药的情况下反复暴露于这些线索，久而久之， 过程 b引发的反应会逐渐淡化，最终消失不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再度开始适应，只不过这次适应的是没有预测价值的线索，最终也就有望消除对药物的渴求。

成瘾是正常大脑功能的结果

成瘾在很多方面都与一般的疾病有别，我花了好几年才认识到这一事实。虽然我相信——现在也依然相信——这是一种脑部障碍，但它不像脑肿瘤或阿尔茨海默病。后两种疾病都可以通过识别特定的细胞变化来确诊。糖尿病或胆固醇过高就更好评估了，只需要做个血检，而肥胖症也可以通过体质指数（BMI）判定。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明确的测试能判定一个人有没有成瘾，缺乏这样的明确性不仅使诊断变得不清不楚，还有碍治疗。我们只要摘除肿瘤或其他异常结构、恢复适当的胰岛素反应、减掉足够的体重，或许就能治愈相关疾病。而成瘾实际上是由多个脑回路产生的广泛适应共同造成的一种思维、情绪和行为障碍，除非把肩膀以上的大部分东西全摘除，否则不太可能治愈。成瘾的顽固性，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成瘾者都有目共睹。我已经戒瘾30多年，但我依然不太懂得什么叫适可而止。通常别人问我要不要来一杯葡萄酒或抽一口大麻烟时，我都不只想要一杯或一口而已，我想要一整瓶、一大袋，完了之后每样都还得再添点。“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在歌词里唱道，“过多才是刚好”（too much of everything is just enough），但就像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 ^[8] 一样，我敢打赌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真正的情况是再多也还是不够。这么说吧，就算有人研制出的一种药能治疗我的成瘾倾向，我也会每天吃两颗。

造成这种无节制倾向的因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我的行为极端是因为相较自然刺激，人为刺激（药物）曾对我产生过巨大影响。成瘾者的神经系统只是对这种重要刺激做出正常且可预测的反应；成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除非我们能阻止学习和记忆，否则成瘾几乎不可能预防。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你只有不知道什么是“高峰体验”，你才能获得“高峰体验”。

我们大多数人不难看出其中的讽刺之处。成瘾者不是因为成瘾了才经常使用，他们就是因为经常大量使用才成瘾的。所谓的普通人酒喝一半就不喝了，或者偶尔和朋友抽根烟，这些玩票式的习惯和成瘾者迥然不同。虽然这些“偶尔为之的人”也会产生适应性，但因为他们使用的频率不高、剂量很低，这种适应性几乎难以察觉。

我戒瘾快两年时，曾在我的生物心理学教授的实验室里当志愿者，以便获取一些研究经验。当时的实验计划需要每天给被试（大鼠）的腹膜——一个松弛地包住腹部器官的液囊——注射一针实验药物。标准程序是用一只手轻轻兜住大鼠，另一只手插入针头，然后稍微向后回抽一下针管以产生负压，确保针头没有直接扎入血管。我此前完成过数百次注射，我以为我已经彻底切断与针头有关的任何个人联想；但有一天，当我回抽针管时，针管里注满了血，我听到耳朵里传来嘈杂的声响，嘴里涌出一股可卡因进入 我的 静脉后特有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几年，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当时也没有丝毫想要使用药物的冲动，但只是看着血涌入针管，就引发了一个瞬时反应。我让同事替我完成注射，自己回了宿舍，震惊于记忆竟有如此骇人的力量。

[1] Claude Bernard,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a of Life Common to Animals and Plants , trans. Hebbel E. Hoff, Roger Guillemin, and Lucienne Guillemin (Springfield, Ill.: Thomas, 1974).

[2] Walter B. Cannon, The Wisdom of the Body (New York: W.W.Norton, 1932).

[3] Richard L. Solomon and John D. Corbit,“An Opponent-Process Theory of Motivation: I. Temporal Dynamics of Affect,” Psychological Review 81, no. 2 (1974).

[4] B. P. Acevedo et al.,“Neural Correlates of Long-Term Intense Romantic Lov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7, no. 2 (2012): 145–59, doi.org/10.1093/scan/nsq092.

[5] 神经生物学家说的“可塑性”指的是大脑改变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能力。虽然我们永远都有改变的可能（意思是至死我们都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可塑性），但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时期还是在25岁之前的快速发育期。

[6] 1英尺约合0.3米。——译者注

[7] 麦克尼什的《醉酒剖析》首次出版于 1827 年，非常畅销，多次再版，但直至 1859 年才出版了含有这一观察的增补版。Robert Macnish, The Anatomy of Drunkenness (Glasgow: W.R. McPhun, 1859).

[8] 杰瑞·加西亚是“感恩而死”乐队的主唱，有严重的毒瘾，一生都在戒毒却戒不掉，54岁时死在一台戒毒仪器上。——译者注 PXWwGmpRzejWqwb9oxnk5VuZ2yPgTEPRAGi+S8OcAUUsynzHLUhxYBcg1RJK4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