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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马蒂·德弗罗
（Marty Devereaux）
没有他的爱与接纳
我不可能摆脱我的成瘾
完成我的学业
22岁时，我在一次糟糕的毒品交易中捡到了便宜。那是1985年末的一个凌晨，在南佛罗里达州一家小餐馆后面，一名毒贩给了我和我朋友一个错误的袋子。我成了这次交易的“赢家”，我拿到的毒品远多于我要转交给住在中西部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量。
当时我和我的同伴无家可归，最终住进了迪尔菲尔德海滩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可想而知，我们把应得的和多得的毒品都“享用”了。狂欢将尽之际，我们的存货也一点点被掏空，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惶惶不可终日。我的朋友莫名其妙地宣称，再多可卡因，我俩也永远不会满足。尽管我满脑子糨糊，但仍觉得这个预言没错，同时也觉得无所谓。和每个“瘾君子”一样，我很早以前就“嗨”不起来了。我嗑药是种强迫行为，只为逃避现实，不为获得快感。这面南墙我撞得够久了，深知不会再有什么新鲜事发生——除了死亡这一终极逃避可能还算新鲜，但坦白说，就算死掉，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
大约六个月后，拜许多外因——并非我个人的醒悟或性格力量——所赐，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变得清醒而镇定，因此也没那么麻木了。我看到我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要么继续和我的精神疾病沆瀣一气，任凭它无情地吞噬我，要么去寻找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根据我的经验，在面对这样的抉择时很少有人会选择活下去，而我的第一选择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戒断的代价似乎太高了：没有药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还能找到另一条路，我的这一表现在“瘾君子”中足以称得上顽强了。我想，毕竟我早已经历过很多险象环生的场面：远离所有亲善熟悉的人事，在废弃的大厦或警察局里做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周围还可能有上了膛的枪。那时，我生平第一次了解到成瘾的医学模型，我发现我的毛病是个可以解决的生物学问题。我决定医好我的成瘾，从而摆脱嗑药带来的问题。
我重新开始攻读行为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并成为研究成瘾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化学和遗传学机制的专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拥有非凡的毅力，毕竟我此前曾被三所学校开除过。但在大多数“瘾君子”看来，这样的成就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他们切身体会过那种为了嗑药，没什么事做不出来、没什么代价不敢付出的感觉。最终我花了七年时间才从学校毕业，头一年我在治疗中心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又在研究生院念了七年，才获得学位。
身为一名研究人员，我钻研的是成瘾的神经科学原理，而这本书就汇集了我20多年来的所学。虽然我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并持有美国缉毒局（DEA）颁发的列管物质特许证，但我得很遗憾地说，我尚未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已经掌握很多东西，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在尚未接触药物之前就已经有怎样的不同，也知道成瘾物质会对我们的大脑造成什么影响。我希望能分享这些信息，以帮助亲属、护理人员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份理解甚至或许可以直接帮到那些深受折磨的人，因为我很确定的一点是，解决的办法绝对不是一粒药丸。
现在，成瘾问题肆意横行，创巨痛深。即便我们自己没有深受其害，我们认识的人中也总有人为一种残忍的强迫冲动所驱使，试图靠改变大脑功能来重塑个人体验。这种普遍而残酷的冲动给个人和社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后果。在美国，12岁及12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6%的人符合物质使用障碍的标准；此外，死亡人数中约有1/4是死于用药过量。每天，全球约有10 000人死于物质滥用。这条通往坟墓的道路上，还伴随着令人痛心疾首的丧失：丧失希望、尊严、亲密关系、金钱、生育力、家庭和社会关系以及社群资源。
放眼世界，成瘾似乎才是最可怕的健康问题——在14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人中就有1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单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成瘾问题造成的财政花销不仅是艾滋病的5倍多，还是癌症的2倍。也就是说，在美国，接近10%的医疗保健支出都被用在预防、诊断和治疗成瘾性疾病的患者身上。在其他多数西方国家，这一数据同样骇人。尽管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和人力，但相比50年前，患者成功康复的概率并未有所提高。
药物成瘾的代价如此广泛、深重而持久，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过度使用的问题非常普遍，几乎稳固地存在于各个地域、经济层级、种族和性别。治疗也存在很大的阻力。尽管很难得到可靠的估值，但大多数专家认同只有不到10%的成瘾者能长期戒断药物。从治病的角度而言，这一比率低得出奇：脑癌患者的存活率都比这高1倍。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前景黯淡，但也还有一些理由或能鼓舞人心。有些成瘾者曾几近走上绝路，但最终成功戒断了药物，一直没有复用，甚而重新过上了健康有益的幸福生活。虽然神经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转变背后的机制，但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例如，我们知道成瘾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包括遗传倾向、发育影响和环境输入。我说错综复杂，是因为这些因素中的每一项都非常难解。换言之，它们无不涉及成百上千的基因和数不清的环境作用。而且，这些因素还相互依存。比方说，某条特定的基因链可能会增加成瘾倾向，但前提条件是还要存在（或不存在）其他特定的基因，以及在发育阶段（产前或产后）置身某些特定环境，有过某些特定经历。因此，虽然我们已经对此颇有了解，但这种疾病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仍旧无法预测一个人是否会成瘾。
虽然有多少成瘾者最终可能就会有多少种成瘾的途径，但所有强迫性使用都遵循大脑功能的一般原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分享这些原理，进而从生物学上揭示物质使用和滥用走入的死胡同，即：再多药物，我们也永不满足，因为大脑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基本上是无限的。曾经的常态不时被使用药物后的高峰体验打断，最终势必会转变成一种唯有药物才能暂时扼制的绝望状态。理解了成瘾者的体验背后的机制后，便不难看出除了死亡和长期戒断，再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平息在每次暴露的间隔期内产生的那种要命的渴求。等到行为完全受病状左右时，大多数成瘾者会在妄图满足那永不满足的欲望中死去。
我第一次喝醉是在13岁，那感觉就像夏娃初尝禁果，又像一只笼中鸟始料未及地获得了自由。酒精为我持续不断的不安带来了身体上的缓解和精神上的慰藉，而当时我对我内心的不安既没有自觉，也无法与人言说。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灌下半加仑 [2] 葡萄酒后，我的想法突然有了改观，没来由地觉得我和我的生活都会好起来。就像有黑暗才会有光明，有悲伤才会有快乐一样，酒精让我在潜意识里清楚地看到自己拼命想要接纳自我，找到存在的意义，而又无力协调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各种关系、恐惧和希望。与此同时，酒精似是又为我捧来一个绸垫，中间托着一把钥匙，能解开我所有该死的焦虑。我一下子从一种既艰辛又枯乏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我终于觉得轻松了。
那种轻松或许更接近于麻痹，但在当时和之后的数年中，我不仅无从分辨二者，也根本不在意。唯有酒精首次彻底灌满我的肚子和大脑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直活得很憋屈。当天晚上，我在朋友的卧室里打开窗户探出身去，盯着天上的繁星，无比绵长地换了一口气，仿佛这辈子第一次深呼吸一样。后来，我在一家酒吧后面的牌子上看到一句话，它准确地描述了我第一次喝酒时的感受：“酒精能让你感觉到你在不喝酒时应该享有的一切感受。”别的暂且不论，我当时想的是：既然酒精有这样的功效，何不人人狂饮、人人滥饮？
于是，我怀着巨大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决心，开始喝酒。一上来我就抓住一切机会喝酒，喝得多也喝得勤——整个七年级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喝酒，因为像我这种来自城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想要摆脱父母的监管，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学校。上学前、上学期间、放学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在喝酒，我似乎天生就很能喝。我几乎从未生病或宿醉过——也许是因为我的肝脏还年轻——尽管我铁定够得上醉酒标准，但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异样。虽然我再未获得过像第一次喝酒那样彻头彻尾的圆满感，但酒精仍继续带给我平静的满足。与原本单调乏味、按部就班的生活相比，任何一点不一样似乎都是激动人心的改观。
从记事起，我就觉得备受束缚——强加给我的种种限制和我自身的局限无不令我灰心丧气。渴望他人、渴望别的东西，是我的自我体验的核心。即便到了今天，我在益友、佳偶、坚毅的科学家和慈母的角色之下，仍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渴望，想要忘掉一切。我到底想逃离什么东西，又想逃去哪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空间、时间、环境、责任、选择（和错失的机会）的束缚，让我陷入排山倒海的绝望之中。事实上，我常常认为我在浪费时间，但我很快就会觉得自己束手无策。我仿佛置身梦境，一面徒劳地完成着各种各样无意义的任务，任凭时光就这样流走，一面压抑着日益增长的恐慌感。我幻想着能从一个陌生的出口离开，或是推开一扇残破的门踏入一处异域的圣地，总之是要进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我们所有人最起码都不用装得好像事情没有表面上那么糟糕。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做什么？像这样的问题一定很早就存在于我的意识中了。要是我试图和别人谈论这些问题，我敢肯定我听到的话无非是“乖乖听话”“勤奋刻苦”“保持微笑”“小心别被抓包”。如果对方感受不到我的那种恐慌，或是连最起码的惊惶都没有，我就很不能理解，毕竟我们明明都受制于同样反复无常的生存法则，受制于同样没有逻辑可讲的力量。而如果对方也有同感，我会很惊讶甚至受不了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仍乐意浪费生命去追求物质、策划派对、打扫卫生、关注“新闻”。
无数人在与空虚感和绝望感做斗争，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除了一些剑走偏锋的小说和诗歌，在步入青春期以前，我完全不记得周围有哪个人承认过他的困惑迷茫。第一次醉酒的经历似乎为我走出成长的困境提供了一条捷径，很久之后，我才有足够的意识来回顾和思考我走上那条路的原因。最终，我最喜欢的酒精的一个功效——消除存在的恐惧——彻底失效了。没过多久，酒精最可靠的功效就变成了给我带来我原本想要缓解的疏离感、绝望感和空虚感。
美国国家酒精滥用与酒精成瘾研究所（NIAAA）所长乔治·科布（George Koob）说过，变成酒鬼有两条路：要么靠先天，要么经常喝。科布博士此言并非随口一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可能符合其中一种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何这种疾病如此普遍。我认同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在喝第一口酒之前就已经有酗酒倾向，同时我也明白只要是有神经系统的人，多次暴露于改变心智的药物，就会导致耐受性和依赖性——成瘾的特征。不过可惜，目前还没有科学模型可以解释为何我无可救药地在流浪、绝望和彻头彻尾的孤寂中迅速沉沦。
接下来的10年，我只遵从一个行动理念：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一切机会使用改变心智的药物。唯有这一原则能解释我的行为；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受到一种逃避倾向的驱使，想要逃避清醒的意识。如果说第一次喝酒给了我一种平静的感觉，那么第一次嗑药带给我的就是纯粹的快乐。酒精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但大麻能让生活变得滑稽可笑！可卡因让生活变得“热烈”，甲基苯丙胺让生活变得激越，致幻剂让生活变得有趣……为了这些药理学戏法，我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自己的一部分。这段成长期内的许多经历，我都完全不记得了，但在我尚能回忆起来的经历中，有些很有趣，有些很奇异，比如在期末考试的前一晚，我踏上了从圣路易斯到纳什维尔的公路旅行。还有一些经历令人羞于启齿或是充满危险，比如我们一行人全都磕了致幻剂后，我的几个朋友紧紧地抓着车顶，而我一边把头伸出窗外，一边驾驶着我祖父母的萨博班，因为在我看来与其看仪表盘或者路标，倒不如看路灯来得有用。还有在迈阿密，我觉得约会对象太过无趣，索性爬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快艇里。不过，那时的经历到底还是以痛苦居多。
尽管我看中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州立大学，但最终去了核心区的一所耶稣会学校，因为我的入学申请是我母亲填的。虽然我遇到了一些优秀的老师，第一学期的成绩也还过得去，但很快我便找到了同类。第二学期刚开学不久，我就弄到了一张假证，摸清了卖大麻的地方，重新过上了高中时的那种生活，在南佛罗里达州“嗨”得天昏地暗。我敢肯定，在美国，不是只有我想借由上大学摆脱父母监视，为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兴奋不已。我大部分时间在喝酒、聚会，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去学习或上课。
这些“自由”的尽头在哪里？我记得很清楚，有天下午，我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嗨”得飘飘然，却失魂落魄。窗外和走廊里传来过路学生的说话声，我还有即将要交和该交却没交的作业，可能还约了朋友吃晚饭。然而，我却为一股远甚以往的空虚感和徒劳感所淹没。我想不出我的生活中有什么催生了这场危机，即便是现在，我也依然认为，药物使用——特别是初期阶段——既是我的病根，也是我的解药。然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看到我的人生虽然不乏灾难和成就，但整条轨迹只是在漫无目的地自我保护和追求个人利益：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去往何处，全凭本能浑浑噩噩地度日。再者，我的生活似乎和别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像来回兜圈子的鱼，对水无知无觉，满脑子只有自己，对其他事务一概毫无兴趣。我记得这些念头在我的胸腔和腹部形成了一个灰暗而不规则的无底洞。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为了维持能让我们保持理智的各种幻觉，至死方休。
我认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自杀，但这样的做法又让我感觉很悲哀。尽管我认为一切皆是虚妄，却依旧无法摆脱虚荣，从宿舍窗户一跃而下可不太像我的作风。相反，那个下午成了让我彻底成瘾的一个转折点。我打从一开始就热衷此道，现在更是全情投入。我的行为开始变得不计后果，很快我就陷入一种和我的人生观如出一辙的生活，充满了无情的疯狂。
换言之，在被深深的空虚淹没之际，我的反应是直接沉入其中。凌晨时分，我喝得醉醺醺、“嗨”得飘飘然，在东圣路易斯的各大酒吧间游荡。有几个星期，我和一群当地人一道待在一片在建的住宅区里，“他们的”女人和小孩在没有窗户的卧室里看电视，我们则在加热吸食精炼可卡因（那时我还没吸上强效可卡因）——除了这点共同爱好，我们没有任何交集。最终我毫无准备地去过各种藏污纳垢、乱七八糟的地方，我认为与随机出现在我面前的人事斗智斗勇，还算是种不太乏味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因为我在消费死亡。
学校决定让我休息一阵，我父母也意识到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记得那天，我们站在自家的车道上，他们宣布撤回对我的经济支持。要是我能由衷地说自己很是愧疚就好了，毕竟我弟弟，那样一个身强力壮的高中橄榄球运动员竟在街上放声痛哭，但事实上我所能记得的是，我当时心花怒放。再也没有束缚了！再也不需要取悦和迎合任何权威了！一个对于我来说犹如亲姐妹的女性朋友前来接我，我们凑钱买了一台搅拌机、果汁和两加仑伏特加后，住进了豪生酒店。我初尝成年滋味，就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接下来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居无定所，工作也没有定数，经常靠撒谎和逃遁勉强度日。唯一不变的是嗑药。无论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住所或其他常规的生活所需，我总是有办法搞到一点货，甚至还能多少存一点。我在铁路旁一家名叫“贴士酒馆”的无阶级酒吧里打过工，后来因为偷钱被炒了鱿鱼。常客都会在周五下午拿着工资来清账，然后当晚就会欠下新的账。我父母真的与我断绝了往来，我几乎没怎么见过家人。我模糊地记得在祖父的葬礼上，我嗑了很多甲喹酮，只能竭力摆出合适的表情，而事实上我什么都感觉不到。直到很久之后，我已经戒了一阵子瘾，才终于能够哀悼我失去的东西，包括祖父的离世。
还有一次等红灯时，我正在抽一根抽剩的大麻烟烟蒂，我一边把烟蒂举到嘴边，一边朝左边看了看，刚好看到我的父母，他们正欲和我打招呼，举起的手就那样僵在半空中。我还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三个人都迅速移开了视线，他们脸上的惊喜瞬间化作了悲伤。我原本以为我们不太可能在哪个十字路口偶遇，但事实上这地方也不大，而且最少也要有一根大麻烟、几瓶啤酒或鸡尾酒做诱饵，我才会钻进别人的车里。我羞得无地自容，但转头又去嗑了一次药后，羞愧感便荡然无存。时至今日，回看当初那个不能自拔的我，我对她的同情一如我对我父母的同情。
在我第一次使用针头注射的十秒钟之前，我都还认为我这辈子不可能注射毒品。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认为只有最无可救药的“瘾君子”才会用注射针。直到，有人问我要不要来一针。我记得在默许之前，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可以选择。我没有意识到跨越这条线在所难免，就好像这之后一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 N 次，但我当时就觉得我仿佛只是想尝试一下而已。在感受到可卡因之前，我先尝到了它的味道，听到了它的声音。我的舌根尝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味道，与此同时我的耳朵里响起了像火警一样的铃声。接着，我有感觉了！我的身体和大脑变得温暖、湿润而有趣，一股狂喜的大浪席卷而来，远比吸食来得汹涌得多，我开始感激生命的光辉。毫不夸张地说，不过几分钟我就控制住了这种感觉，部分原因是我要确保轮到我注射时没有被他们跳过。之后我用这种方式使用了一年多可卡因，导致我的人生早早跌入谷底。
尽管我一有机会就在商店顺手牵羊，盗窃信用卡，但我仍坚持做个大差不差的好人，至少按我自己的标准来说还算好人。譬如，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依靠同伴，他们也可以放心地依靠我。我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若真正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药物）岌岌可危，我们双方都不惜相互撒谎、欺骗或偷盗。举个例子，若我们凑钱买货，那么最好大家一起去提货。如果只派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去，那么等货到手时，袋子稍微有点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没谁能可靠到那个地步！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男友打算去隔壁镇子上看独立日的烟花秀。我们有个熟人，好像是工作上的熟人，那天无事可做，于是我们邀请他一起去看烟花。当时，我觉得自己挺古道热肠的，毕竟他一个人形单影只，情绪也不高，我们愿意和他共度这个夜晚实属友善。在庆典上，我们大肆抽烟喝酒，翌日，我在车后座上发现了一卷钞票——300美元。我和男友讨论后，决定不把钱还给他。就算以我那堕落的是非观来看，我也知道这不道德，部分原因是这事怎么都说不过去，比如该怎么把我们帮过他和我们要付房租扯到一起。后来，他问起时，我直视着这位毫无戒心的朋友的眼睛说：“没，我没看到……你可太倒霉了。”我知道他需要钱，而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错的。最后，我们用那笔钱买了1/8盎司 [3] 的可卡因。
还有一个故事：约翰尼是个越战老兵，住在一所高中后面的一栋破公寓里，就在我们隔壁。他是个温柔而绝望的家伙，孤独到愿意与人分享他的存货。约翰尼的人生梦想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持续不断地通过点滴注射这些药物。有些场合下，可以拿他当朋友，但我们的友谊建立在相互信任并支持对方“嗨”的基础上。一天，我们在他肮脏的房间里猛吸可卡因，他吸得翻了白眼，抽搐着倒在地上。我赶忙让开，暗想着：“他可能不需要吸下一轮可卡因了。”他那天并没有死，但当天在那间房里的三个人，现在只有我还活着。
我讲这些事，不是为了让读者不舒服（如果不适的话，我道歉），也不单单是为了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我讲这些个人经历的初衷是想说明成瘾体验的深度和广度（在稍后的章节会讲到）。例如，我现在并不认为自己大差不差还算个好人，只是混在了一群烂人里，也不认为我在基因、神经化学、原生父母和成长史方面拿了一手烂牌（虽然这些因素确实都有影响）。我也不认为我本质上就比别人差，乃至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无论是那些在天桥下或监狱里度日的人，还是那些管理着家庭教师协会或竞选公职的人。我们所有人都面临无数选择，在好与坏、有序与无序、生与死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或许是遵循着规则或惯例，有些人活在一种错觉中，认为他们是干净的、安全的，配得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要是世上真有魔鬼的话，它一定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最大的财富是弄清了我的死敌不在于外界，为此，我感谢我所有的经历。我们都可能犯错，否则便无以获得自由。
我明白了成瘾的反义词不是清醒，而是选择。对于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来说，药物是遮蔽自由的强大工具。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种方法跳出预定的轨道，去掀开工作、家庭或其他伪装的斗篷。正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自由是难以承受的”；而那些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现状是何等脆弱的人，只能祈祷他们的习惯、银行账户或支撑他们的东西最好一直安然无恙。
人们常说，凡是反弹，必先触底。在我看来，我没有落到我应有的下场，无疑是个奇迹，这种想法远比想着我应该得到比现在更多的东西要好得多。故事的结尾始于一号公路上的那家小餐馆。在那家餐馆后面，那个毒贩给错了袋子，而后我的朋友发表了惊人的见解：再多可卡因，我们也永不满足。
这件事一定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弦，因为史蒂夫的那句话就像一颗在下水道中来回滚动的弹珠，自那之后一直回荡在我脑海里。人生点与线之间的因果联系很模糊，但那次狂欢就是我的最后一次可卡因“盛宴”。最终，我不仅勉强躲过了艾滋病的魔爪，手头还有了一点余钱，和几个朋友凑钱付了两个月的押金，租了一套一居室的公寓。相比住在天桥下，公寓要好得多，毕竟多少有些隐私，可以藏起成堆的空瓶和其他放浪形骸的罪证。公寓里还有台冰箱，一般也有电，这样就更方便冰镇啤酒了；有赖于此，我们买酒也从一瓶瓶地买变成一箱箱地搬。当然，还有一间浴室——解决“三急”的好去处。我不怎么爱打扮，有天早上刚一起床（也就是我体内药量最低的时候），就遭遇了一场恐怖的邂逅——和我自己。我隔着三英寸 [4] 远直直地凝视着镜中自己的眼睛，清楚地看到了我内心的无底深渊。我仿佛在审视自己的灵魂，而我所看到的东西远比我此前一直逃避的空虚更为糟糕——糟糕得多。
我的反应自然是去抽根大麻，但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依旧存在，而且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挥之不去。我感觉自己受困于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它使得我的逃避策略荒谬得犹如绞刑架上的装饰。我认为对镜自照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的谷底，因为那可能是我这些年来最接近自己的时刻，虽然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的全部，但已足以摧毁我的许多幻想。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无论如何放纵都无法抹去我看到的那一幕。
大坝最终溃堤于我父亲主动来看了我。他提出要带我出去吃晚饭，给我庆祝23岁的生日，我惊讶不已，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说过话了。不过，家人的牵绊其实非常深，在我自以为有理的愤怒之下，我依然想得到他的爱和认可，所以他一提出这个提议，我便欣然接受了。
我们约好的那一天，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控制使用剂量上，以便能与他正常交流，还有好好站直身子。这个担忧很有必要。那时，我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人际关系，而我也知道要在一顿“早鸟”晚餐前，靠再睡一觉来驱散药效是来不及的，特别是我本来就几乎午后才起床。但不嗑药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发四五个小时的闲暇。不管怎样，我爬进他车里时，只是有点“微醺”，并妄想着不要太明显才好。几分钟后我们到了餐厅，地方是我选的，那是一家很小的寿司店，只有几张桌子和一个必不可少的吧台。我觉得自己那天没有特别情绪化，也没抱什么期待。所以当父亲出人意料地说，他只是希望我过得快乐时，我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我认为那是他最不可能说的话，要说他想让我回学校读书、坐直身子、偿还我欠的债或是好好保护我的牙齿，倒是都在情理之中。但过得快乐？这是谁的父亲？（现如今，他已经想不起那段对话了，而且自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听他说过这样不符合他性格的话。）但 父亲 说他希望我 过得快乐 ，不知怎么击溃了我的防线，我一下子对着自己的味噌汤大哭特哭起来，诉说着我是多么痛苦！纵然我不顾任何限制和责任，不停地狂欢，随心所欲地生活，但我没有获得一点满足感。尽管要论虚张声势，我可谓经验丰富，但当父亲、其他食客、服务员乃至厨师统统目睹了我的失态时，我却无法像平常那样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一丝一毫都摆不出来。
第一次去接受治疗时，我既不理解也不接受。我不知道我签了些什么东西（而且一直以来我竟然都把那个地方设想成水疗中心的样子），只和以前一样，留意着有什么机会可以逃跑而已。成年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有能力超越自己狭隘的视野，而治疗中心的入院评估显示，我适合参加儿童项目，我毫不怀疑他们的正确性。好在我父母把我带去了明尼苏达。如果附近有任何我熟悉的人或事，比起面对自己亲手做下的种种罪孽，我铁定会开溜。最终，我在治疗中心待了28天，之后又在一间女子过渡教习所待了三个月——那间教习所有个十分恰当的名字，叫“进步谷”。有一说一，那间教习所位于州际公路旁边，以前是女子修道院，里面全是像我一样的“小屁孩”，从午睡到茶碟，全都有规矩要讲。
不过，就是在那里，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最初对酒精和其他药物的感觉完全本末倒置了。它们并没有解决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而是一点点地凿碎了我的未来，直至最终只剩下最脆弱的生活残片。我追求健康，却染上疾病；我追求快乐，却持续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我追求自由，却备受奴役。我用以寻求慰藉的这些东西彻底背叛了我，短短10年就掘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灭绝生迹的峡谷。药物毁了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每天却都还忙着自己给自己打药，直到失去知觉。
及至23岁，我已经好几年没有24小时不喝酒、不嗑药、不抽大麻了。虽然快活和兴奋的感觉早已不复存在，但我还是无法接受要终身戒断这些东西。如今我知道，当时药物依旧给我提供了些许逃避的空间；因此，相比让自己赤裸地、不受任何药物影响地暴露在生活的各种状况之中，嗑药显然是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但一天天慢慢地死去，更痛苦得叫人难以忍受。最终，我走进了死胡同，觉得自己既不能靠这些改变心智的物质活下去，也不能没有它们。这一悲惨的境地就算不能代表全体成瘾者，也足以代表很多成瘾者的状况，它说明了为何能从中康复的人总是相对稀少。尽管已经精疲力竭，但他们认为戒断的代价似乎更高：没有药嗑，还活个什么劲？
最终，有两个因素激发了我想要康复的意愿。首先，我开始有那么一点好奇，我不怎么熟悉的那种清醒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已经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刮扯了很长时间，换一个地方探索一下，起码似乎会有趣一点。我一向自认勇敢（能沉着应对疯狂的毒贩和缉毒局探员），正是勇气与好奇心促使我尝试戒断。我知道生活方式的变化会让人难受一阵子，所以我选定了一个日子，重新评估我的生活。说白了就是，我给自己留着后门。
其次，我决心要找到一种治疗方法。现在想来，这种傲慢真是让我自己都吃惊。但我同时也认为，正是促使我成瘾的那些特性，帮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我作为神经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我那无底洞似的好奇心、乐于冒险的精神，还有斗牛犬见了都自愧不如的倔劲。
最重要的是，寻求和探索关乎药物、成瘾与大脑的知识，让我对像我这样身处绝望中的人产生了同情。我所获得的知识让我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选择，自己也不再嗑药。我希望在本书中阐明那些看似疯狂、相互勾连的习惯——这些习惯不仅没有乐趣，还致命——进而为他人开辟一条自由之路。
[1] 本书作者基于自身经历对药物成瘾的描述均是美国的情况，这些文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毒品泛滥的现状。——译者注
[2] 1美制加仑约合3.8升。——译者注
[3] 1盎司约合28.35克。——译者注
[4] 1英寸约合2.54厘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