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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家经济发展规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换挡”谋篇布局。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向科技创新要发展动力，旨在推动我国丰厚的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创新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间环节和纽带，正日益成为政府、学术界、产业界、金融界等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公共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家应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科学家工作提出了基本遵循。科学家、科研人员不仅要勇攀科学高峰，而且应在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领域发挥作用。国家颁布出台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更是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的各项配套制度、政策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各区域、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重大规划中，都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重要落脚点，释放科研支持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媒体开始密集刊载有关科技成果转化主题的文章、评论。
2022年，全国“两会”以科技成果转化为议题的相关议案出现“井喷”现象，多位人大代表提交了相关议案，议题涵盖体制机制、人才、分配机制、对策等，议题来源既有科研界的两院院士和科学家，也有产业界和商业界的企业家，还有科技服务机构、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及政府机构的代表，彰显了各界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关注和重视。
悄然升温的科技成果转化“热”，正推动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几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生态获得巨大改善，原来束缚科研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一些牢笼羁绊被打破，科研人员、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空前，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和质量获得巨大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院所转化出一大批高质量的产业化项目，在解决核心产业被“卡脖子”问题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国外芯片禁运，全国高校与科研院所凝心聚力，在“卡脖子”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在国产替代方面实现了许多突破。更有一批科研人员聚焦“非对称技术”，寻求换道超车，在新兴的光子芯片领域与国外展开竞争。大批光子技术实现了产业化，许多产品的技术指标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面向国家“碳中和”目标，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国家战略科技队伍，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输送诸如中储国能、中科海纳、骥翀氢能等新能源企业军团。在商业航天、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人员、科学家创业者正成为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的生力军。
欧美发达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经过数百年的探索积累，基本打通了科研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构建了比较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能够将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我国亟须构建具有自己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优势地位，千方百计阻挠我国发展进程，打压我国的科技创新。美国更是逆全球化大势，实施技术出口管制，将任何可能影响美国引领地位的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例如，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在一次演讲时讲道，中国在5G技术领域的领先会让美国失去经济制裁的权力。为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美国更是动用国家力量制裁华为、中兴。“中兴事件”中被迫离职的高管张振辉用八个字表达自己的心情：“实非所愿，深感屈辱。”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起步较晚，存在断带和鸿沟，制约着创新优势向发展优势的顺利转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程中，我国不仅要解决科研引领问题，还面临着科技产业化重任，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成为“重中之重”。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发展形势变化，立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做出了有助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最佳选择，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我国经济开启了一种“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
一条轨道是国防军工产业、重工业继续沿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举国体制路线演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内循环体系。另一条轨道是面向经济主战场领域，我们充分发挥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利用全球产业分工机会，通过参与全球化经济大循环，承接发达国家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红利，快速实现经济总量做大的既定目标。
改革开放至今40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质、量双提升的巨大成效。质的方面，诸如“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天眼”观星、“北斗”组网，还有“祝融号”“和谐号”“华龙一号”等，都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创新能力。量的方面，我国GDP总量于2010年超过日本，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连续12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创造了长达40年GDP高速增长、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国奇迹”。
但我们也应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科技与产业实际上是错位的。国防军工产业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成体系，与美国创新生态非常类似。不同的是：美国创新生态属于半开放或者全开放生态，国防军工产业成果会外溢到经济主战场领域；我国则是封闭生态，相关科技成果在国防军工产业以及重工业内部循环，未能充分外溢到经济主战场领域。
我国面向经济主战场领域，在“快速做大”的总定位下，选择了一条捷径，构建形成了“国外科学技术+中国低端产业”的外向型科技创新生态。研发和市场两头靠外，造成我国产业附加价值整体较低，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明显，“卡脖子”技术问题凸显，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一直以来，我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即依靠人力、资源和要素投入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位于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而价值最高的研发和市场环节，如汽车产业中的发动机、消费电子中的芯片，则被欧美发达国家牢牢把控。有数据显示，苹果手机单台利润高达151美元，而富士康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只有4美元的代工费。
20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大都亲历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经济发展演进的壮阔历程。从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开始，沿海地区利用外资和引进的国外设备，吸引大量劳动力由内地向沿海转移，我们硬生生培育起以加工制造为主体、以出口为导向的本土工业。内地则以1982年中央颁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为起点，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两三个人一搭伙，申请租赁一块土地，工厂就办起来了。总体上能够感受到，我国经济主战场领域在起步阶段，科技含量比较低，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投入换取经济总量的攀升，挣的是“辛苦钱”。
进入21世纪以来，依靠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路径，我国经济科技含量日益提升，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低端这一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核心问题是长达40余年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老顽疾没有根治，根本问题是科研供给系统仍旧停留在国防军工、战略型重工业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的自循环体系，科研供给系统无法充分外溢至经济主战场领域。
进入新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显现。为了保持自身优势地位，欧美发达国家未来可能连“边边角角”的创新成果都会对我们采取封锁措施。从我国内部来看，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大量的资源消耗也对我国生态产生巨大的压力。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起点，我国开启构建“中国科研+中国高端技术+中国高端产业”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历史进程，目标是从承接发达国家扩散的技术红利，变成自主创造自己的技术红利，最终跨上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
新的发展逻辑本质是向科技创新要发展动力，用创新和知识红利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在事关国家安全领域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国家给出的具体路径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目标是构建科技与产业双向循环路径，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经济大循环系统。在这个大循环系统中，科技端源源不断提供高质量创新供给，带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或催生新的科技产业。而产业端从需求和问题出发也持续不断提出关键共性技术需求，反过来牵引科技端实现原始创新突破，继而带动产业持续升级，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涵盖成果转化收益、国资管理、机构建设、考核评价等，破除了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各类“条条框框”，极大释放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潜能。
国家及各区域各项举措主要还聚焦在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的完善方面，解决的是科技成果能否转化出来的问题。而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已经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转化链是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桥梁和纽带，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搭建起与创新链、产业链相匹配的生态体系。创新链、转化链、产业链“三足”并重，构成一个完善的创新闭环。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来讲，除了要解决能否转化出来的问题，还需要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生命周期历程，搭建涵盖体制机制、思想观念、政策、人才、资金、机构、平台、环境等各类要素且融合互动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各要素还存在诸多“短板和空白”：思想理念还未彻底转变，面向产业需求的高水平、成建制的研发机构还在孕育，赋能行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依旧不够，技术经理人、硬科技帅才等人才还很短缺，金融供给不足问题还很突出。前路漫漫，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信，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要素体系和生态体系的搭建，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将成功实现“换轨”，在“科技产业双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循环”的创新生态闭环中，中国科研优势能落脚到产业优势，源源不断地为产业提供高水平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出一批引领时代发展的产业龙头，支撑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并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