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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产业链是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一环，也是高质量科技供给的最终载体。企业强不强、承接能力够不够，直接关系着科技成果能否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因此，科技成果能否顺利转化，关键是看企业能否充分消化、吸收和承接，能否将科技成果以产品或商品的形式，推广到市场和人民生活之中。而企业承接能力不够，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又一个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涌现出一批巨无霸企业，但这些企业多数是借助国家制度红利、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成长起来的，属于资源垄断型或者政策驱动型巨无霸。企业自身尚没有形成完善的创新体系，缺乏承接先进技术的研发能力和资金，深陷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之中，整体上大而不强。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达到145家，超过美国的124家，居于首位。但从科技竞争全局看，美国依然优势明显。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美国有19家上榜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为1 262亿美元，平均利润高达237亿美元；中国有12家上榜企业，平均营业收入为787亿美元，平均利润仅为77亿美元。且美国有多家科技龙头，如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等，跻身世界50强。我国跻身世界50强的企业多为金融型、能源型企业。
我国企业大而不强，产业整体处在世界产业链体系的中低端水平。一方面，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还未形成完善的创新体系和创新链条，仍有大量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产业链供应链断点明显。以芯片为例，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几乎完全被美国垄断，光刻胶、电子特气等关键材料国产率不足5%，光刻、涂胶显影等尖端设备国产率在5%以下，200多种关键设备无法自主可控。在航空领域面临同样的问题，航空发动机还未自主可控，即使是国产大飞机，大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仍严重依赖国外。另一方面，企业对先进技术承接能力不够，如以钢铁、水泥、煤炭等为主的资源消耗型行业，以及以电子加工、仪器仪表、机械仪器设备等为主的代加工、低端制造业，既没有建立承接先进技术的研发人才团队，也缺乏承接先进技术的资金，只能以量取胜。
科技成果转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科研人员拿着科技成果直接创办企业；另一种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将科技成果以许可和转让的方式，授权给企业。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经过上百年的演进，企业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主体地位明显，是重要的创新策源方之一。因此，国外目前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是以“转让、许可”为主，科研人员创业为辅。
而我国科技资源分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主要集中在各级政府举办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之中，如863计划、973计划、攀登计划等国家重大专项计划，其承担的主体基本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我国企业长期很难获得国家基础研究的支持，造成企业对基础研究的参与意愿逐渐下降；企业由于长期对科研重视不足、投入力度不够，最终导致科技含量不高。
国内企业多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研发和市场“两头在外”。我国企业研发投入长期不足，大都处在产业链中低端，科技企业匮乏，能够承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企业并不多。这种局面造成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一个“尴尬”的现象：高校和科研院所供给的科技成果，企业承接不住。
此外，企业在生产能力、生产规模、税负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压力，而技术创新又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可以说“没钱是万万不行的”。利润不够丰厚、税负压力又较重的情况自然导致企业积极性不高，企业研发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低。
与此同时，我国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机构缺失，“政产学研资用服”创新要素不完善，难以完全发挥连接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大量科技成果无法精准导入企业。基于以上原因，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科学家只好“亲自”上阵办企业。正如某位科学家讲述自己为什么成立公司时所感慨的：“如果有其他路可以顺利把科技成果转化了，我绝对不干公司，但没有这样的路。”
纵观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史，它们也曾经面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企业无法承接科技成果，比较现实的出路就是培育一批像IBM、英特尔、通用电气、SpaceX那样的企业，从而提升产业链对科技成果的承接能力，最终形成科技创新的闭环，打通科技与产业的双向循环。
美国硅谷正是依靠此路径发展起来的。硅谷发展初期，斯坦福的科研人员带着技术成果，亲自“下海”创业，孕育出一批以英特尔、谷歌等为代表的科技产业龙头。据统计，在硅谷，由斯坦福大学教师和学生创办的公司所占比重高达70%。随着这些产业龙头的崛起，一种“学术—工业综合体”的产学研融合发展创新生态逐渐形成。此后，科学家创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企业承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或者联合研发成为主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释放高校和科研院所强大的科技潜力，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创新创业，国家颁布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三部曲”打破了束缚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制度壁垒，大量科研人员带着科技成果“下海”创业。
从实际情况看，成果显著。十余年来，我国科技企业数量飞速增长。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十多年前的3万余家增加到2021年的33万家，研发投入占全国企业投入的70%，上缴税额由2012年的0.8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3万亿元。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全年营收3.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30%，增速高于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约11个百分点；全年利润总额超3 800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超10%，比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高约4个百分点。而《“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要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随着我国科技企业数量持续增多，以及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企业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将会大幅提升。届时，高校和科研院所与企业将紧密合作，形成双向互动的创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