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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全球科技竞争进入白炽化、体系化竞争阶段。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积累，已经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闭环体系。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闭环体系还未完全建成，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短板明显，丰厚的科技成果还未充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深度调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补位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缺失。构建科技创新闭环体系，推动大规模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是我国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航向标。那么，何谓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生产力发展方面来讲，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务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而是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具体方式上，是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在科技创新方面，需要探索我国自己的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形成“科研—技术—产业”循环流动的闭环体系。比如在科研方面，不再是跟随式和邯郸学步式的科研攻关模式，而是策源的、原创的、引领的。在产业方面，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主导产业变革、定义标准规则的。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闭环体系并未全面建成，整体上是一种“国外科学技术+中国产业”的外向型创新体系。随着世界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2019年开始，美国通过贸易战、科技战对我国持续打压，我国“国外科学技术+中国产业”的外向型循环被打断，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解决这一矛盾，要求我国新时代的发展转型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原创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根本要求是提升原创科技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解决各类“卡脖子”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因此，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国迫切需要重塑经济发展底层逻辑，从承接发达国家扩散的技术红利变成自主创造技术红利，通过加强应用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打造我国科技创新的内生型创新闭环生态，推动科技与产业从源头上融合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长期脱节的难题。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除了先发国英国以一种独特的起步即巅峰的方式实现科技、经济乃至政治崛起之外，后起之国在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经济强国的征途中，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如前面讲到的，美国、德国，以及日本、法国，都是在初期充分利用全球科学和技术成果发展本国的产业。它们在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开始跟随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的步伐，在科研和技术上加大投入，积累本国的科研和技术基础。当本国科学技术积累到一定体量之后，便需要释放科技的潜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筑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尽管受政治、经济、文化、人才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各国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存在细微的不同，但从宏观视角来看，主逻辑大致是相同的。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立足国内“一穷二白”的现实情况，经济社会发展相继经过“国外科研+国外技术+中国产业”“国外科研+中国技术+中国产业”两个阶段的发展，正在向“中国科研+中国技术+中国产业”迈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对于当时的党和政府来说，有两件事尤为重要，亟待解决。第一件事，是建立现代国防工业，维护国防安全。第二件事，是发展工业，改善经济，促进民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十分弱小。
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国最终选择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借助全球已有的科研成果、技术突破来发展本国的产业，即“国外科研+国外技术+中国产业”模式。当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对世界上现有的科技成果进行理解、消化、吸收，最后在中国大地上推动技术产业化，支撑国防军工和重工业的发展，实现为我所用。该时期，我国的发展目标是“补空白、夯根基”，解决的是“人有我无”的问题，而不是原始创新。
基于“补空白、夯根基”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共同纲领》明确了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事业的战略定位，以满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恢复经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维护国防安全的迫切需求。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其当时的办院方针是“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的建设”。中国科学院这一办院方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
依靠“举国体制”下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源配给与研究，依靠全国大协作全面规划科学技术，我国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等成果，迅速建起能够与国家事业高度结合的创新体系，科技事业逐渐体系化、规模化。此外，“两弹一星”工程还对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建成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基础设施，使得我国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1952—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世界同期增长率为4.6%。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产业需求“倒逼”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掌握了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举国体制”的大协作方式，完成了“以科技促国防和（重）工业发展”的战略。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依旧严峻。对此，党中央作出敏锐判断，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科技的发展方向也随之转变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旨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在此过程中促进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这一阶段，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部署了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目标的863计划、973计划、攀登计划等专项计划，聚焦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高技术进行攻关，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集中解决我国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满足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战略需求。1987年，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调整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这意味着我国科技发展处在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1998年，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开启了“以国家创新体系布局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科技创新体系改革开放热潮，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我国科技进入全面迅速发展的阶段。
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种“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第一条轨道是以国防军工、重工业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需求产业，继续沿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举国体制路线演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内循环创新体系，实现了“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北斗”组网，成功研制“祝融号”“和谐号”“华龙一号”，形成了强大的国防军事能力，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创新能力，也证明了科技创新对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大支撑作用。但该轨道属于封闭型生态，自我循环，主要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防安全，技术红利难以扩散至经济主战场领域。第一条轨道下，基本形成了“国外科研+中国技术+中国产业”的模式。尽管大多数科研仍旧以“跟随式”研究为主，重大原始创新理论仍旧在国外诞生，但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了中国式的突破，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中国国防军工和重工业体系。
第二条轨道是面向经济主战场领域，基于全球化发展形势，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利用国际分工机会，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承接发达国家前三次工业革命扩散的技术红利，快速实现了经济总量做大的既定目标，支撑我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GDP长达4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该模式下，我国经济底层逻辑是“国外科研+国外技术+中国产业”的外向型科技创新生态，研发和市场“两头在外”，制造业附加价值整体较低，身处以量取胜的“微笑曲线”底部的位置，即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依靠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要素投入，承担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工作；而价值最高的研发和市场环节，如汽车产业中的发动机、消费电子产业中的芯片等，则被欧美发达国家牢牢把握。
因此，尽管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能够高效率、低成本地生产出丰富的终端产品，从几十年前组装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到最近十几年组装电脑、手机、汽车，但是，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模仿创新、引进再创新和集成创新仍占据大头，核心材料、设备和技术很多仍是依赖进口。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步入向“中国科研+中国技术+中国产业”迈进的新历史阶段，由此我国面临两项新的历史性任务。第一项任务是，我国急需释放长达数十年积累的科技成果，推动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向全球产业中高端迈进。这项任务解决的是全面实现中国技术、中国产业的问题。第二项任务是，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何在科学领域“变跟随为引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实现全面崛起。这项任务解决的是实现中国科研的问题，剑指世界科学中心。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科技发展从“改革与探索”阶段迈入了“创新与跨越”阶段。而在这个新的阶段，国家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再只是追求“速度”，而是同时强调“质量”。2012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极具战略定力地推动经济转型换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壮士断腕”式地主动关闭和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收缩曾经发挥重要支柱作用的房地产行业，抑制资本无序扩张。
围绕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从顶层开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各区域也出台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配套政策体系，核心目标是将过去数十年的科技成果积累，转化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发展导向上，开始着重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社会利益为导向”，要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产业牵引科研攻关，成为创新的主体。
聚焦第二项任务，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采取了系列行动，包括改变科研人员评价方式，以及从顶层重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加快建设大科学装置，以及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等，都是为了登顶世界科学之巅，让中国成为未来全球重大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和科学中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纲要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再次强调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
但是，不论是释放已有的科技成果潜力，还是在新的竞争中形成引领，科技产业化都已成为我国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出路。当前，我国科技发展还面临重大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旧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上具有关键作用。
展望未来30年，要想扭转科技发展落后的局面，我们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让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构建新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真正推动科技与经济形成内在循环。
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
——习近平
本章将从多个维度切入，探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困局。科技创新是系统工程，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三者相互影响，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足，都可能影响其他两个环节的正常运转。从宏观来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科技端供给质量不高。在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科研供给是源头，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但“跟随式”的研究方式、“短、平、快”的研究氛围、长期投入不足的现状，导致我国科研“顶天不够”，供给质量不高，有效供给不足。
二是企业承接能力不够。强大的产业链是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一环，也是高质量科技供给的最终载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大而不强”，创新能力普遍较低，很难承接住高校和科研院所供给的成果。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缺失。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起步较晚，国家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缺乏顶层设计，支撑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各类要素不完善，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缺少“桥梁”和“纽带”。
本章将分别介绍三个方面的不足，为国家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道，实现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提供一个路径。
在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科研供给是源头，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我国能否转化出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培育一批世界科技产业龙头、筑造经济发展的基础，关键看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供给。而科技端供给质量不高，恰恰是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之一。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依靠先发优势，长期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全球重大原始创新理论、颠覆性技术也大多诞生于欧美国家。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起步较晚，长期深处“跟随式”创新模式，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立项的方式通常是对标欧美国家最新研究成果，实施追赶。这种“跟随式”科研模式，导致我国科学研究大多跳过了对研究内容内在机理的深层次理解，不是以产业需求目标和问题为牵引，而是为超英赶美而搞的科学研究的“洋跃进”“土跃进”；导致我国“捅破天”的重大原始创新长期难以孕育和突破，面向产业需求的重大原始创新供给始终不足。
当然，我国科研工作长期陷入“跟随式”研究的局面，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缺少最基础的科学知识体系储备，同时也缺少开展重大原始创新的大科学装置、科研仪器等基础设施。在此情况下，受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的限制，我们以“别人”为参照点，邯郸学步式地去补位科研空白，逐渐建立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这无可厚非。
但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科研基础，各类科研仪器和重大科研设施逐渐完备，仍旧采取“跟随式”研究，就是主观思想问题了。抛开国家科研立项方式不谈，就科研人员本身而言，一些科研人员已经丧失原创思维。当前存在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我国科研界普遍缺乏科学鉴赏能力，缺乏伯乐，缺乏自信，缺乏攻坚克难的勇气。在长期惰性环境熏陶下，科研人员大都缺乏深邃的逻辑抽象思维能力和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力，在惯性思维主导下很难凝练出关键科学问题，这是重大原始创新的绊脚石。
正如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秦四清在其博文里所感慨的：试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人财物方面都绰绰有余，但缺创新土壤，缺创新思想，缺“舍我其谁”之创新志气与勇气，缺十年磨一剑的毅力，能做出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成果吗？而更为可怕的是，科研人员的惰性思维一旦形成，短期内很难改变，会陷入一个长期恶性循环的生态圈之中。
基础研究旨在更好地理解自然运作的基本原理，它往往无法直接应用，却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欧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基础研究发展。但是，我国在基础研究上一直投入不足，不论是投入总量，还是在全国研发投入中的占比，与英、美、日、韩等国家都存在巨大的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在研发上的投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79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14%以上；但基础研究方面的总投入仅为1 820亿元，占中国整体研发支出的6.5%，总量依旧很低。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只能将有限的经费通过“撒芝麻盐”的方式分散在各个研究项目上，难以集中力量开展重大研究攻关。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其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肩负着代表国家开展全球科技竞争的使命。但中国科学院每年获得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金额仅为300亿元左右，300亿元分配给下属的上百个研究所的近7万名科研人员，每个研究课题获取的金额是“少之又少”。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科技创新竞赛中，要想实现单个领域突破就可能需要数百亿元资金投入，而我国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很难集中力量在重大科学工程上开展国际较量。
除了投入不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结构也存在不合理现象。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达90%以上。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会承担支持基础研究的一部分责任，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也高于我国。如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一半，而我国中央财政投入占到了90%；我国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7%，美国则是接近20%；美国的社会资金占基础研究总投入的20%，但是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结构比例存在问题，亟须加快研究制定有效凝聚全社会力量投入的有效机制，汇聚各方资源支持基础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以论文论英雄”、以激励短期科研项目为主的科研评价和考核体系，加剧了科技端攻关同产业端需求的脱节。作为“理性”动物，一般情况下，人会对外界的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科研人员也不例外。由于绩效考核是对科研人员工作能力的评估、工作量的核算，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科研效益衡量的主要计算方式，其结果也会直接与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挂钩，因此，考核对科研工作的导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前，国内大多数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进行激励、职称评定时，注重强调科技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专利数量，对相关人员进行层层考核，在经费拨付、职称评定等限制性因素上“下功夫”。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就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进行选择。于是，“重研发、轻转化”“重论文、轻专利”等现象层出不穷，科研人员也就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缺乏积极性。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这两大政策，也是导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在211高校和985高校中尤其明显。
目前，尽管在国家政策驱动下，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外宣称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职称评定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但实际情况是：一旦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创办企业，特别是专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可能就丧失了职称晋升的机会。
专利申报数量和授权数量长期以来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评级、评优、评奖、评项目的重要指标，而极低的“沉没成本”也成了“鼓励”科研人员对“有效性不足”的专利进行申请的一大因素。比如，中国专利申报的成本相对低廉，发明专利的申请费用仅为3 000~4 000元，申请时长为1~3年。在专利申请的低成本和激励机制的强力“诱导”下，发明人做出申请专利的决定是很容易的，但申报的专利是否真正具有产业价值却很少在考量范围之内。
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指出，中国高校更关注如何提高国际声望和指标，即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数量。马大为院士也表示，科研人员要养家，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倾向于做“短、平、快”研究，只要论文发表得多、观点新颖，马上就名利双收。在此种评价方式倒逼下，科研人员普遍急功近利，很难在一个领域深耕产出“十年磨一剑”的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以论文、专利等形式存在的大部分科技成果只能长期束之高阁，与产业化应用和需求的距离自然就越来越远。
科技成果归属权不清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职务发明专利权属于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但是，该法条提出的“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中的“主要”提法过于笼统。如多大比例才是“主要”？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对单位提供的资金、信息、设备和各种技术条件的份额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本职发明与兼职发明难以区分。如科研人员在完成本单位分配任务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发明创造，或利用本单位科研活动产生的科技成果再创造所形成的新成果，是否属于职务发明创造？此类情况很难清晰界定。在进行科技成果归属权实际认定时，一项科技成果尽管只是利用了一小部分单位的科研资源，而大部分是科研人员通过自己努力取得的，通常也会被认为是职务发明创造，成果归属权大都被认定为单位所有。此外，职务科技成果是国有资产，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一旦定价低或转化失败，就可能触及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存在不敢转的顾虑，需要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目前，尽管国家正在大力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但实际上包括股权、期权、分红等在内的激励方式存在发布主体过多、措施偏宏观、交叉重叠性强等问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微观层面上的成果归属权、收益权管理制度等机制仍未完善，或是在激励政策的执行上无动于衷，导致政策形同虚设。
此外，在现有科研考核体系下，科研人员把大量精力投入“拉赞助”中，没有精力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不少科研人员吐露，职称越低，越依赖单位自主科研经费和个人募集。因此，科研人员要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花在“搞钱”“搞关系”等与科研本身关系不大的事务上，一通忙碌之下，可能还拉不到“赞助”，结果便是耽误了工作，一流的科技成果也遥遥无期。
在《光明日报》2020年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中，作者就写道：当前，科研人员都很忙。比如，为了获得课题和项目，科研人员是否也需要“迎来送往”，搞好与有关部门、评审专家的关系？课题、项目立项如果不能坚持由专业同行评价，而要受到非学术因素影响，这种状况就几乎不太可能消失。现在不少高校博导、科研院所研究员称自己是“超级业务员”，要填很多表格，常年出差，到处去“拉业务”。因为只有拉到课题和项目，才有经费，进而才能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给博士生相应的经费资助。在“头衔化”“帽子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要让科研人员日子过得更好，就必须弄到“头衔”“帽子”；没有“头衔”“帽子”，生存处境就越来越难。而要获得“头衔”“帽子”，就必须融入“头衔”“帽子”的学术江湖中。除此之外，折腾经费、跑报销也早已广遭诟病。
也有很多科研人员对自己研究的领域盲目自信，在科研选题上鲜有对生产实践中的实际技术问题进行考察和调研，开展研究涉及面小、内容少、重复多，总体忽略了市场的需求和企业的要求。
尽管一些课题结题评审的鉴定意见是“国内领先水平”“行业领先水平”，实际上却是重复研究或是技术含量不高的研究，不是真正有市场潜力、有推广价值、有成熟度、适宜转化的科技成果。缺乏战略和市场化思维并被固有思维限制，导致很多研发成果难以被市场所接受、为社会所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