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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年9月23日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一楼1302教室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兼宗教学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哲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和英美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基督教哲学等。主要著作有《卡尔·波普》《基督教哲学1500年》《西方哲学简史》《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等十余部。
我先要交代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中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本意是什么，我们要解释的这两者的“新逻辑”又是什么。我的用意是围绕“今天我们如何做哲学”的问题，谈谈我的体会，与诸位同道和同学交流。
在座很多人都知道，“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是他对自己做哲学方式的一种总结。冯友兰对理学很有研究，他的成名作是《中国哲学史》，下卷第十三章“朱子”把朱熹的理学全面梳理了一遍，抗战时期写了“贞元六书”，第一本就是《新理学》，搞了一个新理学的体系，用形式逻辑表示朱熹的命题，包括现代实在论的解释。这些当然不是朱熹的，而是冯友兰自己的新理学了。冯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最后有个总结，我先念一段：
我们现在所讲的体系，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上，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的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因此我们自号我们的体系为新理学。
“照着讲”和“接着讲”只是今天讲座的一个引子，我们今天不要、也不可能局限在冯先生做理学的方式，而是要按照一种“新逻辑”来做哲学。那么什么是我讲的“新逻辑”呢？
新逻辑是相对于老逻辑而言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演绎逻辑有长远影响。直到12世纪下半叶，哲学家发现，三段式演绎逻辑只是亚里士多德《工具篇》前三书的内容，而后三书还未被人知，于是他们把已知的称作“旧逻辑”，而把对未知的研究称作“新逻辑”。中世纪的哲学家和冯友兰一样，不只是照着亚里士多德讲，也是接着讲，在新逻辑的探索中，创立了一个新的逻辑体系，14世纪时又被称为“现代逻辑”。这当然不是现代的数理逻辑，而是中世纪特有的一大发明。这个中世纪的新逻辑体系包括六个要素：一曰指代，二曰称谓，三曰周延，四曰限制，五曰例解，六曰扩展。
现在讲逻辑，或提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演绎逻辑，主要讲现代数理逻辑，很少有人讲中世纪的指代逻辑。我今天讲中世纪的新逻辑，是因为这个逻辑特别适用于哲学方法论。历史和现代无数实践证明，哲学不只是三段式的演绎证明，也不是人工语言的数理演算，而是人类自然语言的一种“概念游戏”，游戏是有规则的，哲学的概念游戏的规则可以通过指代逻辑来规定。
做哲学的人会问：何以见得呢？中国人的逻辑难道没有西方逻辑管用吗？对待这些质疑，我可以讲出一番道理，但用处不大。我深知，学习的最好方法不是训导，而是范例。所以，今天把冯友兰的范例和指代逻辑结合起来，讲一讲我们今天如何做哲学的方法论。
回到“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范例，冯友兰明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做理学的方式意指“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不同。在我刚才念的那段之后，再念两段话。
为什么要“照着讲”呢？冯先生说：
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
就是说，“照着讲”是忠于哲学家的原意，是对原文原著的注疏、叙述、阐明、解释，乃至翻译。这是哲学史家做哲学的方式。这段话中的“意指”就是我们所说的“指代”。“照着讲”是“指代”过去哲学家的字句的实际意思；而“接着讲”是“指代”我们现在认为这些字句应当具有的意思。
关于“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关系，冯先生说：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不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
这两段话表明：“照着讲”和“接着讲”各有不同的“指代”，但两者亦有联系：“照着讲”不是简单重复，那是“照抄”“照念”，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照着讲”和“接着讲”不是截然分开的两大截，忠于原文原著的“照着讲”是“接着讲”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哲学入门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批判、独创的“照着讲”了。
“照着讲”和“接着讲”的“称谓”不等于两者的“指代”，而是两者的关系，即“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关系，简称“史论关系”。
史论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古代无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中国哲学的史论关系实际上是经与注、经与史的关系。无论中西，史论关系的周延涵盖四类六种方法，我用正方形的四边和对角线表示（见图1），线条的箭头表示史论之间的动力和目的关系，如果论是动力，史是目的，那就是以论带史，如同中国哲学中的“六经注我”（陆九渊）；如果史是动力，论是目的，那就是论从史出，如同中国哲学中的“六经皆史”（章学诚）；此外，还有两类：史和论分别以自身为目的，分别称作以史代论，如同中国哲学中的“学案”（黄宗羲），以及以论代史，如同中国哲学中的“我注六经”。这四类六种史论关系都有典型的例解，容我先在西方哲学领域一一道来。
图1
以论带史的典范是黑格尔（线段1），黑格尔被誉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创始人”，形容词“科学的”在这里指用哲学理论来指导和概括史料的研究方法。黑格尔后期在柏林大学的讲课有五大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法哲学原理》。这些讲演录对哲学及其科目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叙述，都是按照黑格尔先前写的理论著作，主要是“哲学百科”体系的范畴关系选择和安排史料的。
以论带史还有一种类型（线段2），其例解是德勒兹。德勒兹和黑格尔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先建立哲学理论，然后用这些理论解释历史，而德勒兹在建立自己的理论之前，对卢克莱修、休谟、斯宾诺莎、尼采、康德、柏格森、培根等人做过系统研究，以哲学史家闻名，但他解构了对这些哲学家的传统解释，蕴涵了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最后写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把自己的哲学理论一下绽放出来。
我们再看以史代论的解释模式（线段3），哲学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早在1655年，莱登的葛理格·宏恩（Geirge Horn of Leyden）用拉丁文写了《哲学史研究：哲学的起源、继承和派别》一书；同年，托马斯·斯坦利（Thomas Stanley）用英文写了《哲学史》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著作。这些以及以后出现的一些哲学史被黑格尔视为“材料的简单堆砌”，缺乏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说得好听一点，这种写法是“纪录片式”（doxographical），最早的典范是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一一排列展现哲学家的史料。
与以史代论相反的模式是以论代史（线段4）。18世纪的雅各布·布鲁克（Jacob Brucker）写了五卷本的《批判哲学史》（ 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 ），以基督教信仰和神学为标准评判哲学。黑格尔批评这部书包含着“一连串错误的观念”，“抽象地把真理和错误两极化”。以论代史最有影响的典型是苏联日丹诺夫提出的“哲学史定义”，即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是先进的、革命的阶级与落后的、反动的阶级的两军对阵。这个定义用阶级斗争理论代替哲学史，把理论分歧归结为政治斗争，在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
最后来看论从史出，历史是朝向特定理论方向发展的线索，有两种发展线索：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梳理（线段5），二是通过某个历史案例的分析的展开（线段6）。
问题导向的论从史出。海德格尔是原创性的哲学家，但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却是哲学史课程。他在晚年讲课时常用的开场白是“让我们像三十年来那样读亚里士多德”。这些课程讲稿构成了现已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的大部分篇幅。海德格尔的理论著作只有《存在与时间》和《哲学贡献》等作品。他的理论以存在问题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对从赫拉克利特到尼采的哲学史做了系统梳理，阐明了存在意义被遗忘的历史，以及亲历存在事变的现实。
现代英美受逻辑分析哲学影响，初期不重视哲学史，但很多非分析的著作都采用了史论结合的写法。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以“历史主义”问题为导向，重点梳理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把西方哲学史解释为乌托邦工程的建构。在道德哲学领域，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又译为《追随德性》）回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实际上是提出自己的德性伦理学。这是“论从史出”的做法。
在分析哲学内部，也发生了史论结合的转变。早期逻辑实证主义排斥形而上学，斯特劳森的《意义的界限》重构康德的先验论证，开启了分析的形而上学。塞拉斯对近代哲学和康德的研究，麦克道尔和布兰顿对黑格尔的研究，形成了分析形而上学的链条。现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史的壁垒已经被打破。
论从史出的另一种方式是案例分析，其典范是福柯，他的每一本书都从案例的分析开始，由点到面地阐述自己的理论。他的《词与物》通过知识型的案例分析，消解了“人”的概念；他的《疯癫与文明》从18世纪法国麻风病的案例，说明了理性时代的兴起；他的《规训与惩罚》从路易十五对弑君者达米安的残酷处决的场面开始，转到边沁对全景敞视塔式监狱的设计，解剖了权力控制身体的微观政治学；《性史》通过性禁忌的分析，说明了“正常人”“主体性”等社会规范的塑形。在英美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对科学史案例做具体分析，揭示科学发展的模式和原因。
今天无法细说哲学史论关系的周延，要对前述四类六种方法加以限制，并加以例解。最贴近今天讲演者和听众的就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治学路数。北大和人大不仅地理位置靠近，而且学术传统也接近。北大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集中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中西哲学学者，而人大建校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见长，两校资源共享，互补共进，形成了中西马全面发展的学风。
老一辈学者治学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冯友兰在古代文献中，捋出子学、经学、佛学和理学的次序和理路。北大和人大的学者浸淫于史料的“块块”与线索的“条条”之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编写内容翔实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西美学史、中西伦理学史，皆是如此。尤其是黄楠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庄福龄的《马克思主义史》、方立天的《佛教哲学》是以论带史的杰作。
第二种是经典释义的蹊径，它承袭了考据学的传统，也与以史代论的西方古典学的风格接近。中国古代的小学难以与义理分割，文本注释更侧重于文意解释，而非字词疏通。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按照辨伪与证真、区分与会综的原则，对哲学范畴分门别类。治西方哲学的前辈们，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注重词句格义和文本解释。陈康的《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注释》中注释多于译文，“反客为主”的文风体现了翻译者的主体意识。贺麟、洪谦、熊伟、王太庆、张世英等人的西方哲学译作和著述，使得西方哲学融入现代汉语的语境，依靠的是对中西思想双向格义的理解。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苗力田先生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带出了一个学术团队，培养了新一代学术带头人。
第三种是问题导向的专题研究。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等，是这方面的代表。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张立文的“和合学”，都是用通贯的思想史切实地解答哲学理论问题。
第四种是案例分析。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分析了汉传佛教的很多案例，旨在解决“文化移植论中最根本的问题”（汤一介语）。
传统是一种活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包袱。任何传统，如果不更新，就会封闭而僵化，我们应把老一辈开创的哲学传统看作正在进行时，仍处在熔铸、发展、转型、扩展之中。
如何扩展，扩展的方向是什么？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涉及哲学的性质问题。我们要区别两类问题：一是how，一是what。我们前面谈到哲学史论关系的四类六种方法，是为了回答“怎样做哲学”（how do philosophy）的问题，要回答“哲学是什么”（what is philosophy）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哲学的性质和使命。
哲学是什么呢？我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我们常说哲学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智慧，这样说不全面，因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时代向哲学家提出的，而不是哲学家苦思冥想提出来的。正如黑格尔说，任何人都不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哲学家也不例外。哲学史上有那么多的体系，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我说每个体系都是为了回答哲学家面临的时代问题，要理解一个哲学家，首先要理解他的问题。
这是不是说，哲学史上的那些体系随着时代变迁而失效了呢？我还有第二句话，哲学家比平常人有一个优点，就在于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时代问题，能够用哲学的话语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时代问题的哲学化。马克思说，哲学正在世界化，世界正在哲学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哲学的世界化是说哲学要解决全球化时代的问题，世界的哲学化是说要把全球化时代的问题哲学化，才能找到解决时代问题的方案，才能成为时代的精华。
那么，哲学家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呢？这里用得上第三句话：科学技术在实验室里解决问题，社会科学家在田野调查解决问题，哲学运用人类智慧的资源解决问题。哲学史是历史的宝贵资源，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讨论哲学和哲学史关系问题。但是，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只运用哲学史的资源是不够的，特别不能局限在一个文明传统的思想资源里，要广泛利用其他文明传统，但也还不够，不仅要利用人类智慧的历史资源，更重要的是吸收当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新发现、新成果，才能在哲学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想到哲学在新时代扩展的方向。我们处在科技革命的时代，哲学要和科技结成同盟来解决面临的时代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谈跨学科、跨文化、学科交叉，我们从哪里下手呢？我强调两点。
第一点，哲学与科学技术结盟。哲学本是万学之源，科学的科目都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17—18世纪近代科学革命期间，哲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相互促进，哲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取得“科学的科学”“科学的皇冠”的美誉。但是，19世纪后期以来，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分家，哲学被归于人文学科的一个科目，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隔阂重重。我看20世纪西方哲学，始终面临危机，没有解脱危机，哲学职业变得技术化、专业化，哲学家圈子里讨论的问题都是外人听不懂、不感兴趣的，“哲学无用”论流行。与科学技术再次结盟是哲学走出危机的一条道路。北大、人大都办了PPE项目，这是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的成功尝试。哲学与高新科学技术结盟，全世界都在努力，我们要开辟自己的道路。
第二点，在中国，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隔阂需要进一步打破，朝向“中西马”哲学汇通的方向努力。“中西马”会通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趋势，正是在这个大趋势下形成了北大和人大相同的哲学传统。但是，现在离“中西马”汇通格局还很远，让我们朝向这个目标进一步努力。
我们要承认，哲学界，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做好理论准备和人才准备。科技革命速度之快、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出人意料，哲学家也没有料到。哲学要和科学技术结成同盟，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要培养新一代年轻人，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接受科技前沿的新知识很难。《中庸》也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柏拉图的教育计划是，从小先学文艺，少年增强体能，年轻时学数学，30岁时再学哲学。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所有科目上的广博，以及一个科目的精深。我最后希望年轻一代：年轻时广泛涉猎科技和人文的知识，成为做哲学的精深人才。
（整理：王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