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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儒家思想体系不仅是一个思想流派的经典，而且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曾说：“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1] 李泽厚先生也曾说：“我至今认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2] 近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命运几经沉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与否定，甚至一度成为被打倒的对象。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繁荣稳定，儒家思想的地位再次得到了肯定。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儒家思想究竟是否还能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足够的影响存疑。比如，美国学者列文森认为，儒学“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已经无法影响社会现实。有些学者则认为，儒学虽然从政体和制度中隐退了，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陈来指出，“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 [3] 。宋志明也提出，中国儒学有两个栖息地，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人们的心灵深处，“尽管封建君主政体解构了，但是这两个栖息地没有消亡，这正是儒学在中国社会生存的空间” [4] 。
本书认为，一种思想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其所呈现于社会表象的暂时兴衰，而是取决于思想内在的深厚意蕴和它与文化生活之间是否存在融洽的适配度。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民主能够相融合，而儒家思想是否已经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或成为某种过时的东西，要看它在当下是否能够对现存的社会问题继续提供可供借鉴的思想养分。
关于儒家思想与商业经济的联结，马克斯·韦伯曾经有个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在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儒家伦理，无法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成为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并且，儒家思想由于不提倡理性化的“经济训练”而阻碍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5] 韦伯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分析，影响了几代汉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创造了当时的经济奇迹。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韦伯等人的观点，试图重新探讨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5.
[2] 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
[3] 陈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浙江社会科学，1998（3）：27-33.
[4] 黄万盛，李泽厚，陈来，等.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开放时代，2008（1）：43-61.
[5] Weber M.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51：237-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