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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伦理为商业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

从斯密、韦伯和森这三位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与伦理是难以割裂的。没有伦理根基,现代商业社会就会失去分工、合作和交易的人性基础;没有伦理约束,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内在进取的精神动力;没有伦理考量的维度,企业就会沦为单向度的经济工具。

商业活动创造的社会繁荣产生于人性所共有的诉求,因此商业活动并不仅仅关于财富创造,正如斯密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关于社会价值的问题。社会繁荣给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一个正常运作的商业社会是在个人自由、勤奋工作、诚信合作、互帮互助、责任心、进取心、创造力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人们的创新、合作和信任;美德缺失则表明经济运转的方式或者其深层逻辑可能出现了问题。

在现代商业社会,虽然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熟人社会的退却和陌生人社会的兴起,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冷漠的关系。相反,在古代社会,陌生人意味着危险和敌意,人们只能在本部落和氏族间交往。正因为商业社会中“更多元、更广泛的交流增进了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倾向于消除彼此间的偏见和敌意,从而使他们在对待彼此时更为友善” [1] ,所以,即便商业社会意味着陌生人社会,但其给予了一种在更大范围内团结人类、增进人们彼此间交流和情感联结的可能性。商业社会塑造了比以往社会更大、更普遍的文明,在这种文明形态中,人的社会性得到长足发展,美德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塑造。然而,就像斯密早已预见的,商业社会也隐藏着种种伦理危机:劳动分工会带来人们智识上的衰退,人们对富人的羡慕和对个人私利的专注会让人们抛弃真正崇高的东西,商人逐利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和压迫公众的利益。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对于其伦理根基的偏离、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的泛滥和森提及的经济学和商业研究的狭隘化。

在《清华管理评论》2022年刊载的一篇文章中,陈劲和魏巍提出了“有意义的管理”范式,即组织的信念愿景、创新、组织中个人的尊严以及社会与个人的福祉,事实上都关乎管理之意义。 [2] 那么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管理”呢?追问意义和价值必须回到伦理判断,即从价值层面回答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才是好的、善的,通过管理是否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其实早在1923年,也就是距今一百多年前,科学管理思想风头正盛的时期,英国管理哲学家奥利弗·谢尔登就曾经在其著作《管理哲学》一书中,对企业管理和工业经济的意义进行过深度的反思和追问。他呼吁,管理的责任是一种对人的责任,管理者的任务不仅仅是完成物质和经济方面的任务,重视的不仅仅是执行具体管理任务的能力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立管理的精神、目标和理想,工业管理或企业管理应该是一种具有“善”和“美德”的存在。 [3] 如果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单纯的自利,对商业活动的评价主要基于经济绩效,那么人与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之间就不可能呈现出一种和谐互益的关系,反而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制约甚至是互害的关系。

总之,对商业与伦理不可分离的认知,既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和融通的姿态去吸纳彼此的理论视角、方法,也需要这些学科以一种更贴近真实社会和人类活动的方式去进行商业伦理研究。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企业家、管理者和所有商业领域中的实践者们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通过真实的、合乎伦理道德的商业作为来证明有伦理精神的商业才是有意义的、能够促进社会共同繁荣的商业模式。

[1] 苏光恩.“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双重现代社会想象.现代哲学,2021(2):90-98.

[2] 陈劲,魏巍.有意义的管理:以幸福和意义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管理范式.清华管理评论,2022(4):46-53.

[3] 谢尔登.管理哲学.刘敬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pwTdYTthbbKCFmjFjWL9vI/DFsxwv6WywfOZuqiXKY10u2cM8jWn1AjdUimOxskj



第二章
儒家思想及其现代商业意义

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儒家思想体系不仅是一个思想流派的经典,而且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儒家思想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曾说:“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1] 李泽厚先生也曾说:“我至今认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2] 近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命运几经沉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代名词,受到了强烈的批判与否定,甚至一度成为被打倒的对象。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繁荣稳定,儒家思想的地位再次得到了肯定。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儒家思想究竟是否还能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产生足够的影响存疑。比如,美国学者列文森认为,儒学“只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已经无法影响社会现实。有些学者则认为,儒学虽然从政体和制度中隐退了,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惯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陈来指出,“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 [3] 。宋志明也提出,中国儒学有两个栖息地,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人们的心灵深处,“尽管封建君主政体解构了,但是这两个栖息地没有消亡,这正是儒学在中国社会生存的空间” [4]

本书认为,一种思想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其所呈现于社会表象的暂时兴衰,而是取决于思想内在的深厚意蕴和它与文化生活之间是否存在融洽的适配度。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民主能够相融合,而儒家思想是否已经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或成为某种过时的东西,要看它在当下是否能够对现存的社会问题继续提供可供借鉴的思想养分。

关于儒家思想与商业经济的联结,马克斯·韦伯曾经有个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在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儒家伦理,无法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成为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基础,并且,儒家思想由于不提倡理性化的“经济训练”而阻碍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5] 韦伯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分析,影响了几代汉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创造了当时的经济奇迹。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韦伯等人的观点,试图重新探讨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4-5.

[2] 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3.

[3] 陈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浙江社会科学,1998(3):27-33.

[4] 黄万盛,李泽厚,陈来,等.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开放时代,2008(1):43-61.

[5] Weber M.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51:237-249. DAk3FgaFW8B1cS3qWQO2qISDs3g/pxQI8pHhJYqMgmELN8VjDlEteI/63m0KRng+



一、韦伯主义的“障碍论”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新教伦理在形成资本主义伦理价值体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从根本上促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 [1] 韦伯声称,新教教义,确切地说,加尔文主义新教教义,生来就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根据加尔文主义新教教义,人的命运是注定的,无论一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影响上帝早就做出的关于他在来世是否能够获得救赎的决定;然而,一个人在职业上的成功,包括获得财富,被认为是上帝赐福的标志和最终获得救赎的预示。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确定的特征,包括:获取金钱,赞许追求成功和盈利,有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服从管理的责任,等等。

韦伯从社会体制和文化两个方面来阐明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近代西欧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过程的产物,理性的技术、理性的组织管理、理性的法律、理性的经济伦理带来了理性的资本主义。

在谈及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西欧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韦伯认为,除了一些制度性的因素以外,中国发展大规模资本主义缺少一个“精神上的基础”。他指出,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伦理无法提供新教伦理那样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比如,新教伦理把“禁欲、节约、创业、自律”等视为完成上帝的召唤,要求人们去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相较之下,中国的儒家文化缺乏超越世俗、否定世俗的宗教精神力量,主张人们适应社会生活,顺应外界,修养德性,达济天下。并且,由于古代中国社会中,共同行为往往基于亲缘关系和私人关系,因此缺乏像新教国家那样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组织和商业关系,而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反商业”文化,也阻碍了经商创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的传播。

根据韦伯所说,中国的儒家缺乏“古典清教徒所特有的那种发自内心的、主要的、虔诚的和理性化的生活方式”。他并没有否认儒家伦理也具有某种理性主义,但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和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儒家伦理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现世,即适应现实生活;而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控制现世。只有新教伦理才使经济理性主义完善化。 [2]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韦伯总结道:即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一定的有利于经济理性化的制度条件,也难以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理性经济行为。

受韦伯影响,列文森认为,现代文明的特征是科技化和专业化,儒家官僚的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不适合培育专业技术型人才,不适合精密的现代经济体系。 [3] 费正清在其专著《美国与中国》中指出,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社会几乎处于静止的状态,没有经历过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而儒家文化与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因此他认为,是儒家传统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展,使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 [4] 除了费正清以外,著名汉学家芮沃寿的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芮沃寿在分析同治中兴之后中国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孔教孕育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士阶层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从事诗书词画,附庸风雅,而经商则是受人轻视的低贱行当;政府关心的是恢复政治-道德秩序,而非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芮沃寿认为,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内生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韦伯主义的“障碍论”逐步受到了挑战。学者罗伯特·贝拉在其《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一书中指出,儒家文化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经济的起飞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儒家文化孕育了一种目标取向的政治文化和理性的经济伦理。 [5] 至于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中日两国发挥了不同作用,贝拉认为,日本的儒家文化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观”(goal-attainment values),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倡导一种“体制-维持-整合的价值观”(system-maintenance-integrative values),后者更倾向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而非鼓励人们去创新冒险、追求财富。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韦伯误解了儒家思想。狄培理指出,新儒学并非单纯地适应现世,而是能够对缺乏传统理想的社会风气进行激烈的批判,而且真正的儒者也像新教徒那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愿趋附堕落的风气。 [6] 类似地,墨子刻认为,韦伯曲解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因为儒家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朱熹的新儒家思想就不缺乏活力,并且儒家文化不一定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韦伯研究的是内生型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内部社会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他指出,韦伯关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原因,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泛中国文化区经济成功的文化和社会原因。 [7] 学者马克·埃尔文(又译伊懋可)指出,中国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首位,而且在技术上不乏创新精神,但在公元1300年后,这种创新精神消失了。然而19世纪以后,在那些同世界市场建立起广泛联系的地区,它又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迅速地再现了。因此,他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经济,而非某种儒家文化。 [8]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2] 柏思德,刘世生.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齐鲁学刊,1991(1):36-48.

[3] Levenson J R.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4] Fairbank J K.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5] 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 De Bary W T.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

[7] Metzger T A.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8] 柏思德,刘世生.马克斯·韦伯论中国社会和儒家思想.齐鲁学刊,1991(1):36-48. DAk3FgaFW8B1cS3qWQO2qISDs3g/pxQI8pHhJYqMgmELN8VjDlEteI/63m0KR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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