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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密、韦伯和森这三位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业与伦理是难以割裂的。没有伦理根基，现代商业社会就会失去分工、合作和交易的人性基础；没有伦理约束，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内在进取的精神动力；没有伦理考量的维度，企业就会沦为单向度的经济工具。
商业活动创造的社会繁荣产生于人性所共有的诉求，因此商业活动并不仅仅关于财富创造，正如斯密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也是一个关于社会价值的问题。社会繁荣给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一个正常运作的商业社会是在个人自由、勤奋工作、诚信合作、互帮互助、责任心、进取心、创造力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人们的创新、合作和信任；美德缺失则表明经济运转的方式或者其深层逻辑可能出现了问题。
在现代商业社会，虽然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熟人社会的退却和陌生人社会的兴起，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冷漠的关系。相反，在古代社会，陌生人意味着危险和敌意，人们只能在本部落和氏族间交往。正因为商业社会中“更多元、更广泛的交流增进了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倾向于消除彼此间的偏见和敌意，从而使他们在对待彼此时更为友善” [1] ，所以，即便商业社会意味着陌生人社会，但其给予了一种在更大范围内团结人类、增进人们彼此间交流和情感联结的可能性。商业社会塑造了比以往社会更大、更普遍的文明，在这种文明形态中，人的社会性得到长足发展，美德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塑造。然而，就像斯密早已预见的，商业社会也隐藏着种种伦理危机：劳动分工会带来人们智识上的衰退，人们对富人的羡慕和对个人私利的专注会让人们抛弃真正崇高的东西，商人逐利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和压迫公众的利益。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对于其伦理根基的偏离、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的泛滥和森提及的经济学和商业研究的狭隘化。
在《清华管理评论》2022年刊载的一篇文章中，陈劲和魏巍提出了“有意义的管理”范式，即组织的信念愿景、创新、组织中个人的尊严以及社会与个人的福祉，事实上都关乎管理之意义。 [2] 那么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管理”呢？追问意义和价值必须回到伦理判断，即从价值层面回答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才是好的、善的，通过管理是否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其实早在1923年，也就是距今一百多年前，科学管理思想风头正盛的时期，英国管理哲学家奥利弗·谢尔登就曾经在其著作《管理哲学》一书中，对企业管理和工业经济的意义进行过深度的反思和追问。他呼吁，管理的责任是一种对人的责任，管理者的任务不仅仅是完成物质和经济方面的任务，重视的不仅仅是执行具体管理任务的能力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树立管理的精神、目标和理想，工业管理或企业管理应该是一种具有“善”和“美德”的存在。 [3] 如果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单纯的自利，对商业活动的评价主要基于经济绩效，那么人与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之间就不可能呈现出一种和谐互益的关系，反而是一种相互掣肘的制约甚至是互害的关系。
总之，对商业与伦理不可分离的认知，既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和伦理学以更加开放和融通的姿态去吸纳彼此的理论视角、方法，也需要这些学科以一种更贴近真实社会和人类活动的方式去进行商业伦理研究。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企业家、管理者和所有商业领域中的实践者们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通过真实的、合乎伦理道德的商业作为来证明有伦理精神的商业才是有意义的、能够促进社会共同繁荣的商业模式。
[1] 苏光恩.“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双重现代社会想象.现代哲学，2021（2）：90-98.
[2] 陈劲，魏巍.有意义的管理：以幸福和意义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管理范式.清华管理评论，2022（4）：46-53.
[3] 谢尔登.管理哲学.刘敬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