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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门有2600多年历史的学问总是在古老的根脉上绽放面向时代的思想芳华，体现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轴心时代的很多哲学问题至今令人深思，并未作为古典的认知遗存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伴随着新问题的涌现而产生的新思不断生成。这使哲学作为思想的事业总是体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她不仅厘清和丰富了思想的发生与演化的图景，而且着眼于解析时代的重大问题。哲学概念只有当指向明确的问题时才是有效的，哲学命题亦应经过体现问题意识的论证并得到明确表达才有被认可的价值。作为思想的思想，哲学的性质和机制具有彻底的特征，这样的思想以面向思的事情把握事物的根本，赋予生命新的意义。
哲学研究具有明确的时代性。哲学家在书写其新思时总要面对所处的时代，马克思自青年时代起就论证其所处时代的问题的谜底，在揭示资本逻辑的过程中从科学和价值两重维度回答时代的问题，力求体现用彻底的方式展现哲学实践能力的明证。其实，哲学在任何时代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自明的，但对这种重要性的把握基于走向历史深处且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内在理解。哲学思考以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为前提，总是与古为新，围绕新时代的新技术和新问题而展开新思，从中探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在不确定性中把握好的可能性。这样的新思给人以深深的激励，因为真正的思想触及时代的根本问题，将人的生命处境理解得深邃而透彻。
正是因为哲学具有这样的思想力量，我们在面对很多复杂难题时，总能保持一定的乐观和自信，或者周遭总有某种声音提示我们，哲学可以被用来解决困扰我们的难题，原因大概在于其意为“爱智慧”，总是让我们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概因于此，我们在走出物质匮乏的年代后，不愿陷入某种浮泛无根的生活或浅薄无聊的兴趣，而要在精神生活中寻求实体性内容的必要性，通过掌握生活世界中的理念而确认实存，并使之青春化而促进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研究所运用的知识有助于理解生命本质以及生活世界的前沿问题，她内蕴着思想和爱智慧的规定，基于常识而超越常识。哲学知识体系的生成因而基于严格的学术训练，基于面对时代问题的严肃思考，固然体现为深奥而抽象的思想图式，但它始终植根于生活世界，否则就会遭遇失语甚至自我放逐的境遇。
哲学研究是基于现实而面向未来的。哲学所具有的乐观和自信不仅仅在于其历史久远，更在于其植根于生活世界表达爱智慧之思；哲学思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想明白”，更在于运用其解决问题的精准有效，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关于哲学无用的诘问大多与其能否解决问题的认识有关。一名学生曾在课堂作业中这样写：我们读了那么多年的哲学书，懂得那么多哲学道理，为什么在面对很多实际问题时经常感到困惑和迷茫？这个问题当然与其对哲学理解的程度有关，重要的还在于能否将哲学道理运用自如。很多朋友听了一节哲学课，感受到哲学思维的深邃和曼妙，便寄望于尽快掌握哲学的精华，甚至获得一劳永逸的能力，恐怕绝非易事。这里涉及掌握哲学思维方式的程度，运用不自如尚属于对哲学不深知，深知之后应有运用的自觉，知行合一，方能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保持思想的定力。
仰望哲学的星空，或置身于哲学的殿堂，从事哲学基础理论与经典著作研究往往会有新的发现，进而阐发哲学史上很多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新义，在面向时代问题的探索中获得哲学观念的发展。哲学是常为新的，这样的新思体现为明确表达和辩护，具有一定的自我规定性。它要通过区分和澄清内在结构的诸部分来理解某种概念，也要将不同的概念聚合为统一的思路，因而分别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哲学研究往往开始于“我注六经”式的解读和阐释，而后渐至“六经注我”式的思想创造，在某种概念框架和知识图式中展现意义世界，确认我们时代的本质性的事实，进而呈现某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气度。这种重塑自我信念的过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很多大学新生在哲学课堂上会更新一些原有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往往经过怀疑、反思而形成自我意识。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说：“我从早年以来，曾经把大量错误的意见当成真的加以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断定，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永久的东西作为我的信念，我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所有意见一并去除，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一名严肃的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往往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更新旧思，“重新开始从根本做起”，正是出于对真理、正义的认同，以及对智慧恒久的爱。
哲学研究源自主体的内在之思。这样的思考必然具有某种风格，带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一位前辈学人曾与我说过，哲学研究大体可以同农业生产相类比，她不同于某种团队作业，我们所熟知的很多大哲学家与同时代人有很多交谈，但他们的研究是独立完成的，这往往不需要数据采集或共同实验，而是一种独立的思想创造。这样的思想创造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对每个行业的从业者几乎都是有益的，所以很多行业的精英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都喜欢从哲学角度表达一些感喟或做出深刻的经验归纳乃至形成规律性认识。今天，面对很多实际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哲学研究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个体的思想创造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方式。我们希望从对话的角度促进思想的交融，为此开设了一些哲学对话课，得到很多学生的认可，也希望以笔谈和论丛的形式增进学术共同体的交流，这未必是一种机器化生产，但或许可被视为现代农业生产的一种探索，其目的在于缔结现代思想的果实，滋养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面向未来的反思的哲学必然具有某种想象力，也会形成某种风格，在演绎与归纳中表达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事情的意义。哲学研究固然要专注于微观的具体领域，但应从大问题和真问题出发，做出有效论证。我们总要思考为什么做出某个决定，生活对自己是否公平，为什么至爱亲朋与死亡不期而遇。我们面对诸如此类的哲学问题时，总会涌现一些内在的思考，希望从中有所深省。不同天资禀赋和不同成长环境的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差别是很大的，这就需要论辩和进一步反思，从中确认什么是我们在生命中不可失去的，我们执着地相信的东西是否真实，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否如同一场梦境，善恶的选择与命运有何关系，如果生命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应当怎样度过。
行文至此，读到我的同事朱锐教授在微信朋友圈表达的感喟：“学哲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我不再恐惧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每次见到他，都能为他的达观和热情所感染。他身患重病，多次住院化疗，遭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认真备好每一堂课，始终保持对哲学前沿问题的关注，在讲台上展现思想的生命力。面对同事和学生，他始终微笑着，没有悲伤和畏惧。在对他深表感佩的同时，我深感思想通达生命的本质。哲学让人了然生死，在向死而生的途中超越自我，因而学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这是来自生命深处的豁达，深切表明哲学家对这个世界的深爱和勇气，表明对教育家精神的自觉践行，表明对自我和世界的信念，而未经审视的生活终究是不值得过的。
哲学研究表明一种主体性的尊严不是可有可无的。哲学之所以被视为众学之根本，是因为她塑造了精神的尊严。这让我们追问生命的意义或做某件事情的时代价值，在哲学研究中表明捍卫尊严、追求正义的明德之道。我们要确认生命的有限和存在的真实，明确我们在追问生命的意义时，到底指向什么。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否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涉及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很多道德原则在面对同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事实时可能会出现矛盾，从中可见当代哲学问题的复杂性。为此，必须以来自新的时代环境的思考来解析这些问题，而我们所做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为一项思想的事业。
窗外绿意盎然，到处都是生长的讯息。我们策划的这套“哲学新思论丛”即将付梓，其中每部著作的作者都是我的年轻同事，他们对很多哲学前沿问题的理解颇具深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美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等领域所做的思考反映了“哲学新思”的发展，读之仿佛听到思想拔节的声音，清新而悠长。因而，这套论丛将定格一些哲学思想发展的印记，也将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史的新进展。同时，我们也希望这套体现哲学前沿问题“新思”的论丛能使热爱哲学的读者朋友感到开卷有益。
臧峰宇
2024年4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领导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由领导者、被领导者以及情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个高度情境化、复杂化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更倾向于将领导力实践与提高企业绩效和利润的效率及效能相联系。 [1] 由于对企业利润和效益的强调，不论是学者还是管理者都倾向于把企业领导者提高组织经济效益的能力作为好的/有效的领导者的首要的或唯一的评判标准。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的领导理论的主流，包括领导特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情境领导理论、领导权变理论等，都未能足够重视伦理道德方面领导力的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不仅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原有商业经营理念的深度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组织外部的经营环境。知识的迅速增长、扩散，信息的高度膨胀，以及组织结构与管理对象的变化，对西方经典管理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冲击，导致了“管理理论范式的危机”。后福特制、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无边界组织、自我管理小组与平台型企业等组织模式日渐浮现，领导的对象已经从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变成了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新生代员工”“知识型员工”之间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断挑战着传统领导理论与思维模式。
一些研究者认为领导理论和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会受到社会传统、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具有某种跨文化的通用性和全球适用性，从而坚持准则式的研究路径（nomothetic approach）。 [2] 但以霍夫斯泰德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文化差异在塑造组织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通过对40多个国家的11.6万名IBM员工的文化价值观进行调查分析，霍夫斯泰德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以及不确定性规避四个层面进行剖析，结果发现：40多个国家可以形成数个迥然不同的文化群。后来，在心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邦德集中在远东地区研究的基础上，霍夫斯泰德又补充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维度。研究发现，相对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华人社会（如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在文化价值上十分相似。基于文化维度研究的结果，霍夫斯泰德与邦德质疑了将美国式管理置于与其不同的文化（比如中华文化）中，必然产生“橘逾淮为枳”的效果。 [4] 领导方式亦如此，领导者选择何种领导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反映出其所处的文化脉络，而非完全由个人意志或某种普遍的模式所决定。通过对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日本、新加坡等12个国家的15000名企业经理人的调查，学者汉普登-特纳和特龙佩纳斯发现各国企业经营管理和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深受其母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指出，各国企业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然而在人们背后推动财富创造的道德价值观又从何而来呢？来自那个社会的文化”。 [5]
随着对西方心理学理论的反思与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华人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开始反思、检讨以往对西方领导理论的盲目追随，意识到华人社会在文化、价值观上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将西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领导理论生搬硬套到华人群体中，不但无法客观反映华人领导方式的真实面貌，也忽视了其独特而重要的内容，甚至会在实践中歪曲事实。 [6]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华人社会与组织，探求其独特的文化基因。
类似地，在领导力的道德含义方面 [7] ，一些研究表明，关于什么是伦理型领导力，其一般性内容可能是普遍的，但实际在不同的文化中它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 [8] 比如，通过对亚洲、美国和欧洲领导力的比较研究，雷西克等人指出，虽然中国的领导力实践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并在实践中保留了普遍的影响。 [9] 在另一项实证研究中，冯·韦尔齐安·霍伊维克发现，中国员工认为西方人编写的道德规范“太过于西方”，因此对遵守这些陌生的规则感到不安。 [10] 关于文化间深层差异对实践影响的发现，让学者们不得不去重视和思考发展本土的伦理型领导力模式。
因此，一方面，原有组织范围内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命令、控制等传统领导方式正逐渐丧失原有的效力，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领导方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文化、伦理原则、价值观和愿景等一系列“非刚性”的领导和管理方式以及“地方化”的领导理论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这都为“伦理型领导力”模式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几十年来，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量级的大型公司。在2020年的《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有124家（2019年为129家）企业位列其中，而美国为121家（2019年为121家）。例如，中石化、国家电网和中石油都在前十名之列。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深入发展，加之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国人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多元化的价值观，并进入一个动态发展和竞争激烈的全球商业环境，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改革刺激了国人对物质财富和利润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原有的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正在日渐被“利益趋向”的观念侵蚀。中国企业的迅速崛起也付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代价。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大批不道德商业行为，如食品安全丑闻、环境污染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等。 [11] 和西方的商业恶性事件一样，这些不道德商业行为所揭露的，正是企业组织的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根源性弊病，即仅以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在这些恶性事件背后，组织领导者对组织所持有的不道德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并不是说之前中国企业组织的领导者都是有道德的，而是说利益导向导致了这种经济伦理丑闻的迅速增多。领导活动在组织管理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它决定了组织战略的决策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以“领导”和“伦理”为聚焦点来系统探索中国的组织管理问题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在中国，商业环境的快速变化和转型带来了商业伦理问题的困境，对伦理型领导的需求尤为迫切。鉴于“组织”概念比较宽泛，且本人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本书主要聚焦于讨论商业领域和商业组织的伦理型领导力建构。
虽然近十几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了不少关于伦理型领导力的研究，但仍然非常有必要通过诉诸中国传统的和本土的智慧在中国建立一种伦理型领导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伦理社会，具有丰富的领导实践，但我国学界目前对于伦理型领导力的研究大多受西方学术传统和研究模式的影响，没有真正从本土伦理传统入手去塑造适合中国情境的伦理型领导力。 [12] 张笑峰和席酉民认为，因为伦理型领导的起源中有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借鉴，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华人组织中可能存在的伦理型领导行为，探究其背后的文化根源，这样就可以丰富由西方发展起来的伦理型领导力理论的内涵和相关研究。 [13] 原理认为，儒家的德性伦理可以帮助构建我国本土的伦理型领导力，在组织内外实现各种关系的平衡与协调。 [14]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分析儒家伦理思想，在古今、中西的融通中，寻求其在现代组织领导研究中发展的契机。
儒家思想素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和认识历经若干重大的变化。18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按照“进步”的观点，安定静止意味着落后，黑格尔批评中国文化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中国从来没有进步过。在20世纪初期，儒家思想被等同于中国封建文化，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甚至被全面否定。经过一系列激进的思想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革命，儒学被迫从孕育它的社会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了余英时所说的“游魂” [15] 。但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不能简单地以“进步”为傲，其危机恰在于“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与物质上的进步相伴的是精神上的堕落。 [16] 如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繁荣稳定，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儒家思想的地位被再度提升。
关于儒家思想与商业的联结，马克斯·韦伯曾经有个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儒家思想由于不提倡理性化的“经济训练”而阻碍了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 [17] ；列文森也认为，现代文明的特征是科技化和专业化，儒家官僚的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不适合培育专业技术型人才，不适合精密的现代经济体系 [18]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东亚经济的崛起归功于儒家思想，比如成中英就提出“转化儒家伦理因素”是推动东亚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与行动的能力。 [19] 近年来，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应用，尤其是其在商业管理领域的现代转化和价值的热度被再次提高，儒家思想对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其对商业伦理的影响的探讨成为重要话题。
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封闭的伦理体系，实际上，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再到新儒家，它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将“儒家思想”简单地等同于“中国文化”的思路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变化。鉴于儒家思想的复杂性和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本书所谈论的儒家思想主要限于先秦儒家思想，这更接近于儒家思想的本意，避免了主要思想内涵的混乱不清。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中国必须在自身的文化情境下发展和阐述本土适用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因此，目前在中国，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建立一种文化上连贯的本土领导道德话语。本书旨在更加明确那些与中国商业领导的道德行为有关的儒家伦理内容，希望通过建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国本土伦理型领导力模式，有效应对商业伦理问题。
本书展示了儒家关于个人和集体美德的独特思考方式，并提供了一个关于伦理型领导力的中国视角，对儒家德性伦理及其作为构建中国本土伦理型领导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儒家德性伦理为基础的伦理型领导力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历史脉络和社会现实要求，注重个人美德，用道德价值权衡经济利益，并在组织中充分发挥道德示范作用。本书希望发挥儒家伦理价值在中国当代商业伦理研究和实践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使儒家德性伦理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企业领导者的行为提供一个坚实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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