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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明确提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突出难题的重要启示，我们要多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现实难题的办法。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的传统文化符号，是中华传统思想中影响最持久的力量，蕴含着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和个体普遍尊崇的道德规范与行动指南。 [1] 杜维明指出，儒家传统不但塑造着中国企业的精神，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在社会经济的各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2] 徐淑英等人也指出，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中普遍渗透着儒家思想，这在他们的经营决策中得到了反映和体现。 [3]
诸多关于儒家思想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争论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儒家伦理的内涵到底是否与市场经济的要义相矛盾。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伦理是商业发展的绊脚石。但如果我们梳理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就能够发现，总体而言，儒家伦理并不反对商业，它只是主张商业在伦理要求的基础上运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阶段的局限，商业问题并非传统儒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儒家思想包罗万象，从个体人生到社会秩序，都在其关怀和实践的范围内，有关商业活动的思考散见于儒家经典之中，但未能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同时，经济问题在农业社会本就不占据重要地位，甚至“经济”一词，也是现代化的产物。与其认定“抑商”是儒家思想内在的特性，不如说其是儒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基于经世致用而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包括物物交换在内的商业行为自古就存在，儒家学者们对经济、商业问题的探讨大多夹杂在他们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观点中。虽然所有商业行为概都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大部分的内容，但不同于西方式的侧重经济要素和实践的理论结构，儒家商业思想包含了重要的伦理要素，比如义利、本末、仁义、薄敛、富民、养民、理财等。 [4] 并且，经济行为只是人们交往行为的一部分，它本身受到伦理原则的约束，且服务于更高层面的社会整体和谐的理想。
首先，儒家重视国家的富强与社会秩序的和谐、政治统治的成败之间的关联。比如，荀子就提出，富国要“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即富国与富民要统一。如果统治者一味地通过强取豪夺来富国库，则会导致富国的失败，因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宋代以来，孔子的义利观总被误解，人们认为孔子完全反对“言利”，但事实上，孔子的“罕言利”只是在个人利益（利）和社会利益（义）发生冲突的时候提出的一种抉择标准。儒家之所以重视“义利之辨”，正是源于对个体自利心的深刻洞察。
一方面，儒家承认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基本欲望和需要。“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孔子认识到，饮食吃喝与男女情爱是人生存所必需的欲望，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并且“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世人皆是如此。孟子也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他批判告子讲“食色，性也”，不是否认人的物质欲求，而是反对把人的物质欲求作为本性之固有，将物质欲求作为人之根本。因此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人在生理层面的欲求能否得到满足或在何种程度上获得满足，主要视外在的客观条件而定，所以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荀子亦是如此，将物质欲求看作人之本性使然。他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在荀子看来，因为人本性“恶”，或者说具有这种本性的、先天的欲求，所以要规范人的欲求，要“化性起伪”。
另一方面，儒家不反对甚至鼓励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孔子虽然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并非要彻底贬低逐利。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可求，即便是低贱的活计也可以去做。孔子自身的确做过委吏、乘田这样的小吏。并且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如果国家政治清明，那么一个人还安守贫贱便是耻辱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有道”的环境下求取富贵是正当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责任。
因此，儒家所提倡的是，求取富贵无可厚非，但必须在符合“道义”的条件下去求取。并且，由于人性是自私的，人们天生就知道追逐狭隘的利，社会已经是功利的社会，因此不需要再教导他们如何追求私利，反而更要强调“义”的重要性，用道德来限制人们对“利”本能的欲求，如此才能保证社会交往和交易的和谐平顺。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有助于调节商业领域人与组织的关系，塑造新时代商业精神。儒家伦理虽然产生于前现代的农耕社会，但其内涵并不限于农耕社会。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儒家阐述的不仅仅是农耕社会之理，更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之理。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在社会中仍然扮演某种社会角色，“不论一个人所有底伦或职是什么，他都可以尽伦尽职。为父底尽为父之道是尽伦；为子底尽为子之道亦是尽伦。当大将底，尽其为将之道，是尽职；当小兵底，尽其为兵之道，亦是尽职” [5] 。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在现代社会转变为职业伦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作用。
贺麟先生对儒者进行了时代化的诠释，指出“何谓‘儒者’？何谓‘儒者气象’？须识者自己去体会，殊难确切下一定义，其实也不必呆板说定。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我们说，在工业化的社会里，须有多数的儒商、儒工以做柱石，就是希望今后新社会中的工人、商人皆为品学兼优之士，参加工商业的建设，使商人和工人的道德水准、知识水平皆大加提高，庶可进而造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新文明社会” [6] 。所谓儒者，“圣之时也”，在市场经济时代，儒者不再是耕读传家之士，而是人格高尚的职业者。在市场经济时代，商人是重要的儒者代表，对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树立和商业道德精神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强调法治和契约，然而诚信似乎成了奢侈品。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行为只要不违背法律和契约就足够了。事实上，法律法规只是对人们行为进行约束的最底线，遵纪守法未必成就高尚的道德品格。在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商业时代，没有触犯法律但“缺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例如，臭名昭著的美国“辛普森杀妻案”，凶手居然在所谓程序公正的幌子下逍遥法外，这说明理性设计的法律法规虽然程序公正，但实质上未必公正。一般而言，契约建立在平等协商、自主、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之上。契约与诚信目的相同但手段和形式不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虽然契约已经上升为一种基本制度，但其运作的好坏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人的德性修养。真正的现代法律精神的内涵是道德、是诚信，儒家的诚信传统在现代社会，尤其在商业活动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西方代表性的代理理论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激励的情况下，经理人倾向于做短期决策，即选择能够在短期内提升组织经营绩效的商业行为，而非坚守风险高、周期长但有利于组织长远发展的创新研发项目。 [7]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曾子也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儒家思想能够为当下的市场经济和无处不在的商业化趋势提供具有补充和约束作用的伦理价值，比如，儒家思想中“忠信”的价值观，能够使组织管理者形成内在的道德约束，塑造其职业伦理，为组织负责，为社会负责，从而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促使组织开展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经营和研发活动。
最后，儒家伦理中蕴含着重要的“共富”思想，有助于组织积极参与推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儒家主张民本、民有、惠民、富民、教民、保民、养民、与民同乐、民贵君轻、载舟覆舟、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等思想。孔子肯定藏富于民，把老百姓的生存权和受教育权看作为政之本，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孟子也主张，老百姓有恒产以后才能有恒心。他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从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及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儒家的治政智慧体现在用礼乐教化和各种制度规范来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除了用调均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外，还在救济弱者、养老、赈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以维护、保障老幼鳏寡孤独等贫弱者的利益。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小康”和“大同”自古以来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的期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课题。这要求中国企业摒弃西方主流的股东利益至上的管理理念，秉持共富的理念，承担社会责任，将自身的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密切关联；承担道德责任，促进社会美德，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Ip P K.Is Confucianism good for business ethics in China.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88（3）：463-476.
[2] 杜维明.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03.
[3] Fu P P，Tsui A S.Utilizing printed media to understand desired leadership attribu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3，20（4）：423-446.
[4] 曾晓霞，韦立新.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世纪论争及启示.湖北社会科学，2022（5）：89-95.
[5] 冯友兰.新原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165.
[6] 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1-12.
[7] Jensen M C，Meckling W H.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