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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文化和东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讨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所持有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文化妨碍了经济增长。对此，姚中秋的解释是，这或许与新兴主流经济学家群体的学习背景有关 [1] ：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和中期的经济学家，尽管主要学习西方和苏联的经济学理论，但所受教育中仍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对儒家的态度不会过于负面。而20世纪50年代左右生人的新生代经济学家在其受教育经历中，没有接触过儒家思想，又赶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因此成了近世中国第一代与传统彻底断裂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持有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立场。
不过，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儒家文化持有肯定的态度。林毅夫被西方媒体称为“儒家经济学者”，他在《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中，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伦理，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并非因为文化有问题，而是经济基础有问题。林毅夫指出，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第二，在儒家伦理价值基础上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断演进？第三，儒家伦理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林毅夫对这三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回答。 [2]
张维迎提出了“制度企业家”的概念，用来指代那些在轴心时代创立教化体系的先知和圣人，他们确立了社会中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比如，张维迎认为，孔子就是一位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诸多思想中胜出，就是因为它是一套有效地促进人们合作的模式和方法。张维迎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许多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需要深入地理解中国固有的治理之道，尊重和运用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积累的智慧” [3] 。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认为，虽然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不能够仅仅基于儒家伦理，但儒家以修身为本的理念应该对中国企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有着积极的意义。若以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儒家伦理作为指导原则，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存在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自我身心的矛盾”，就可以发挥中国企业家的中国风格和气派。 [4] 中国现代企业虽然是管理制度规范的企业，但也应该用道德来教育其企业家和员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管理学领域，关于儒家思想对经济管理、企业经营模式、战略影响的研究逐渐兴起，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儒家管理哲学。比如，美籍华裔学者、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中英提出，基于儒家伦理的中国管理哲学是“人性论的管理哲学”，其所开创的“C理论”管理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儒家伦理思想 [5] ；台湾地区学者曾仕强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提出了“M理论” [6] ；黎红雷教授提出了“企业儒学”以及“儒家商道智慧”，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企业家创造经济奇迹的“文化资本” [7] 。
然而，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中国企业的成功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直接联系。不管是思孟心学，还是以荀子为代表并在宋明时期被叶适、陈亮大力强调的经济伦理学派，面对今日全球化的商业环境，繁杂的金融、法律、财务制度，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都难以提供在实践中直接、快速、有效应对问题的“工具”。目前大多数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管理哲学的研究都并非原创性理论，也并非基于实证性的考察，更多的是受西方现有管理理论启发，回到儒家思想传统中寻找可与现代西方理论进行比附的资源，进而根据需要将其改良的产物。这样的研究路径，很难提供儒家思想和商业成功之间存有必然联系的证据，以至于儒家思想的“实用性”仍然遭受到很大程度的质疑。
针对这种质疑，白宗让提出，研究儒学与商业之间的关系要采取一种“曲通”的视角，即在道与术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呈现某种开放的、动态的、非精确性的联系。 [8] 他认为，儒家思想和商业实践之间并不存在实证的、逻辑的关系，而是存在某种迂回的、动态的、体验的、时间性的联系，譬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成功的商业案例就是对儒家哲理智慧的“曲通”式应用。因此，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或直接肯定儒家思想对经济有推动作用，而是要保留儒家思想可供商业活动借鉴和发展的丰富性。至于这种思想资源的潜能如何发挥作用，则主要基于商业、管理者本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应用。
“曲通”的视角当然更具有弹性，也更接近中国古代思想具有“丰富的模糊性” [9] 的特质，但如果将儒家思想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过于模糊，就会停留在儒家思想被诠释可能性的层面上，而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则难以真正与实际问题建立联系。
杜维明认为，研究儒家商业伦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首先，要弄清楚儒家商业伦理不是什么。杜维明指出，不能将当代儒家商业伦理混同为儒家经济思想史研究，后者是对儒家经典中与经济思想相关的论述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而将儒家思想放在历史语境中，会预设儒家代表小农经济、家族社会、威权政治等。 [10] 并且，在一些学者那里，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存在有缺陷的商业行为的根源。例如，《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写道：“从孔丘经济思想对后代的消极影响来说，最严重的、最深远的是他的分工思想。他把社会分工划分为‘谋道’和‘谋食’两大类，并把二者分属‘君子’和‘小人’，这不仅是从政治、社会地位上贱视生产劳动和经济工作，还从道德层次上贬低了它们，为儒家轻视生产劳动和经济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11] 其次，杜维明认为，我们今天看待儒家伦理在商业活动中的意义、建构当代儒家商业伦理，要创造性地转化儒家传统，以回应时代之问，而非仅仅停留在历史性的分析层面，忽视其所富含的超越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儒家商业伦理研究，不是关于儒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能把产生一种观念的历史因缘，和这个观念自身的哲学意蕴混为一谈” [12] 。
[1] 姚中秋.儒家经济学之百年探索与展望.天府新论，2016（3）：38-48.
[2]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5-10.
[3]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 汤一介.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江汉论坛，2009（1）：5-9.
[5] 成中英，吕力.成中英教授论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与中国管理哲学.管理学报，2012（8）：1099-1110.
[6]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 黎红雷.儒家商道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 白宗让.儒商研究的“曲通”范式：基于“道术”关系的考察.商业研究，2017（10）：1-9.
[9] 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The Wor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一书中提出了“丰富的模糊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倾向于用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深刻的道理，用一种模糊性预留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因而是丰富的。相反，一旦用清晰的逻辑理性对某些道理进行表达，其解释空间就会减少，哲理也会减损。
[10] 杜维明.诠释《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方法的反思.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5：66.
[11]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1.
[12] 同①.